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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安琪

   一月十七日,在法国人为前总统密特朗举行国葬后不到一个星期,原密特朗私人医生古布莱撰写的泄漏密特朗病史的〔大秘密〕一书即问世。次日,巴黎大事法庭向全国宣布了一项裁决:禁止普隆出版社继续发行和再版〔大秘密〕,理由是该书作者古布莱构成了侵犯个人隐私和违反职业保密的原则。

   这一事件的发生及其过程,造成了法国社会舆论的迭宕起伏,在法国各界和法国人的情感世界中,激起了水火不相容的认知反差和红与黑之界纠缠不清的心理矛盾。几天前,已逝总统密特朗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的民意拥戴,瞬间就发生了微妙的转移。记者注意到,舆论对密特朗私人医生古布莱,几乎众口同诛,但是,对巴黎大法庭的裁决,却又不以为然。在这场情与法的大争辩中,法国人不无忧虑地意识到,法国这个民主社会的各种价值底线--包括道德、言论自由、政治规范、公民权益等,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一风波,触及到这样几个层次:

道德审判

   巴黎大事法庭应密特朗遗属的要求,采取紧急审理程序,查禁密特朗私人医生古布莱的〔大秘密〕一书,并着重指出:此事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之处,在于密特朗总统去世和安葬才几天,书便已售出。此言看上去似乎情理大于法理,但在侵犯隐私权和妨碍职业秘密二项原则下,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法国人对前总统"尸骨未寒"的悲情。在这一基调下,密特朗的私人医生古布莱被逼到了道德的审判台上,除立之有据的上述二项触犯法律的"侵犯"之外,古布莱同时也受到了公众舆论的谴责。法国全国医师工会理事会决定向纪律仲裁机构以"违反职业秘密"的罪名,起诉古布莱。

   古布莱自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四年一直任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私人医生,这一任期,几乎占据了密特朗连任总统的整个时期。

   古布莱在〔大秘密〕中揭露:密特朗总统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即诊断患有前列腺癌,并已扩散到骨内,而非总统府正式宣布的一九九二年九月。在这个过程中,古布莱扮演了一个"保守国 家机密",说假话的角色--签发每半年一次的假健康公报长达近十二年之久。

   古布莱医生抛出的这一爆炸新闻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包括人们对这种做法本身的根本否定。古布莱自知违背了医德,但他自认问心无愧,他的依据是密特朗生前曾对他说过:"我生病的经 过有朝 一日一定要公诸于世"。

   但这并不能解释法律。刑事法规定,医生泄漏职业秘密,可判刑二年监禁;造假文件,可判刑五年监禁。近日来,法国医学界、法学界、哲学界、政界及新闻媒体,在这一辩论中,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古布莱在书中无法避免地触及到的这二点。法国医生工会主席戈洛里翁向新闻界明确表示:所有的医生,不论其患者的身份如何,都必须坚守医疗秘密。因为这是对病人的尊重,对其人格的尊重,对其个人生活的尊重。

   尽管古布莱医生所揭露的真相,意味着戳穿了一个谎言。但是,从任何角度看,古布莱医生被法律锁定都是一个难以更改的事实。

密特朗的"另一面"

   毫无疑问,前总统密特朗私人医生的所为,揭去了密特朗这位民意与戴高乐齐名的神秘面纱。诚然,任何一个个人,包括总统在内,都有权为自己的病情保密。但是这一条不适用于密特朗。因为密特朗一九八一年上任伊始,即宣布每半年向公众公布一次自己的体检报告,以避免蓬皮杜在任期猝然去世的刺激。事实证明,密特朗滥用了民众对他的信任。如果说,密特朗当选总统半年后即患癌症,使他进退两难,不得不违背初衷,采取保密措施的话,那么,一九八八年他再度入主爱丽舍宫,其骗局就是有意为之了。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大秘密〕所揭示的真相给密特朗的道德形象打上了一个问号。

   深而究之,法国人进而发现,密特朗身上一些原来曾被他们所推崇的东西,其实也包含着令人费解的象征意义。

   比如,密特朗每年初夏都要登上索吕特山,时间、地点多年来保持不变,适时地传递着这位领袖的健康信息〔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和精神面貌。有所变化的是随员,出现在密特朗身边的老面孔和新面孔,准确地传递着法国高层复杂人际关系的平衡和政治风向。在这里,密特朗就好比一个高明的舵手,敏感的政治家不难从中预测其航向。而这样一种不变的习惯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甚至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

   不隐瞒与其夫人分居并长期拥有情人、私生爱女的事实,堂而皇之地与二个家庭分享节假日。密特朗逝世前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就是与"外室"一起在埃及渡过的,几天后的元旦,则是与其夫人及儿子在自己的别墅渡过的。据记者分析,是时,密特朗已经为自己选择了死亡的日子。虽然,法国公众人物的私生活"艳闻"屡见不鲜,而且法国社会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只要不妨碍政务,公众人物有权保护自己的私生活,舆论不得随意报道。但是,象密特朗这样"透明",甚至达到让两个家庭在他身后的宗教葬礼上"团聚"的效果,不单让常受"绯闻"之苦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 英国王室瞠目结舌,即使法国的众多风流雅士们,也是望尘莫及的。对此,一位法国友人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这不算什么,路易十四就是这样,甚至更厉害。美国没有历史,也没有传统,不能与法国相提并论。

情与法之间的价值判断

   其实,把权力扩大到极致,这只是一些微末细节而已。密特朗也并不是第一人。早在戴高乐时代就开始形成了。例如法国第五共和宪法规定,总理由总统任命,改变了第四共和总理由国会选举产生的条例,却保留了总统有权解散国会的条例。在这里,总统的权力显然是大于国会的。仍以密特朗为例,古布莱医生在书中说,密特朗在九四年就丧失了治理政务的能力。这种说法虽被各政界要人否认了,但是这些对密特朗的肯定却都来自于感性的判断。从中可以看出,密特朗晚期是否有能力视事,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志,没有任何一道程序可以对他进行有效监督。

   纵观法国政坛,党派相争的激进色彩往往掩盖着非理性的情绪。一九六八年的"红色风暴"和风行一时的"毛泽东热",就很具典型性。八十年代初,当密特朗将法国社会党带入一个黄金时代时,一些亲社会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从此也丧失了传统的批判精神,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和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视而不见--这不谛是法国知识分子难以弥补的过失和遗憾。

   如果将密特朗看作一位成功地过渡为民主社会的"君主",那么,法国选民无疑是其最忠实的"臣民"。在更多的法国人看来,戴高乐时代,是时势造就了戴高乐那样的英雄。密特朗时代,则 非密特朗莫属。法国人能够宽容地对待密特朗,不仅仅因为他的卓越的政治建树和超群智慧,还包括那些光环边缘的灰色断面,那些辨认不清的缺点或失误,使得密特朗更具亲和力。密特朗长达五十年的政治生涯,正好是法国半个世纪历史的缩写:光荣与传统,强盛与衰落,以及难以释解的二战情结。今天,密特朗的旧居、安葬地,以及他登过的索吕特山,已经成为法国人的"朝 圣"地,有历史感的法国人,以传统的方式,纪念这位进入历史的伟人。〔大秘密〕所能提供给 人们的只能、也仅仅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性谈资。

新闻自由与知情权

   〔大秘密〕真正的风波是关于新闻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再讨论。虽然舆论大多认同对古布莱医生的谴责,认为即使揭露真相有功,也不该是这个人在这个时间。但是,巴黎大事法庭禁止〔大秘密〕一书的发行,却引起了舆论的哗然。

   〔大秘密〕第一版印刷了五万本,一月十七日上市第一天,就卖掉了四万五千本。此外,〔巴黎竞赛画刊〕抢在该书出版之前大量转载了书中的主要内容,第一天的发行量达到了一百万册。稍后,为了抵抗巴黎大事法庭这一"妨碍新闻自由"的判决,一家咖啡馆将该书的全部内容输入了国际电脑网络,自一月二十三日的统计,平均每小时有一千人通过电脑网络读取该书。由此可见, "禁令"所引起的反弹要远远大于其实效性。

   公众有没有权利知道政界要人的健康状况?揭露一个曾承诺要公开的秘密算不算侵犯私人生活?癌症和治疗会不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格和工作能力?〔大秘密〕被禁是否限制言论自由?所有这些问题的大论战,早已超过了〔大秘密〕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一位法国著名学者对记者说,这场辩论的深入,将重新燃起法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主义精神和热情,再树价值观,并引起全民对新闻自由的高度重视。

   "坏事"变好事,这是民主社会的优越。

再谈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

   同样是领袖私人医生揭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就要比密特朗私人医生古布莱幸运得多,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不但未遭非议,反而名利双收,并获得了国际声誉和有关奖励。当然,这种肯定和奖励不可能来自中国大陆,但是,正因为它来自于西方世界,任何一个超越"殖民话语"的中国人,都会对这样一种"优惠"的内涵提出质疑。记者认为,中国人、特别 是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够站在世界的价值准线上衡量和判断自己的所为,而不是轻易地接受西方人赐予中国人的特权--低于西方价值观念的另一种标准,那么,我们才可能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记者声明,这里,记者抨击的对象,并不是李志绥本人。与一个已入黄泉,丧失辩论能力的人讨论,不是记者所好。何况,李志绥在〔回忆录〕出版后,也并不是没有顾虑,他常说"对得 起自己的良心",就是他个人内心搏斗的结果。更何况,在法律不健全的中国,还没有较深层次 上的"医德"一说。

   问题出在旁观者身上,能充分表达新闻自由的海外文人墨客,在这个问题上,却又为毛泽东所误,陷入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泥沼。海外舆论关于〔回忆录〕的讨论,依然是情绪模糊了是非,与共产党、毛泽东的对立,使人们忽视了天平的另一端,少数"不同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各界"坛主"--民运的、新闻的、理论的声浪中了。人们看到的是那样一种低人一等的标准褒奖下的自我膨胀,那样一种不分层次的"媚俗",以及没有尊严感的自慰。

   记者认为,对死者的审判固然必要,但是坚守一定的价值底线,对生者来说,尤为重要。放弃了这一点,就等于放弃了真理。用一种错误去否定另一种错误,用一种自毁的方式,去批判另一种丑行,展示的不过是堕落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中国的事果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说成这样,也可以说成那样吗?

   在经济改革中扬眉吐气的中国人,难道真的甘心在精神上仍处于西方文明的"另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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