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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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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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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站起来了?》目录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永远的逃亡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为中国文学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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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人类的恐慌--爱滋扩散洞开自由之狱
·西方的梦魇--巴黎恐怖事件的思考
·告别密特朗--一位中国"八九"流亡记者的悼念
·选择中国--兼评李鹏踏上法兰西自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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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严格意义上说,程晓农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代经济社会学家。也是一位颇具古贤之遗风,性情诚挚,学问严肃,平心探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的独立知识分子。

   程晓农一九五二年生于上海,文革期间曾赴安徽省肥东县插队。他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本科就读,一九八五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程晓农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所主任、副研究员。期间,他经常见到赵紫阳,并多次参加有赵紫阳出席的小范围会议,共商国是,但他不为虚名所累,既不陷入无聊的是非之争以求胜负,也不肯打赵紫阳的牌子给自己做注脚。显示出他宽厚、朴实的学者风范。

   一九八八年,程晓农作为访问学者对德国经济研究所和哥廷根大学进行访问,通过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他注意到社会层面问题对国家的至关重要,转而从头开始攻社会学。"六四"之变,赵紫阳被罢黜,"体改所"被安全部监管,程晓农有国难归,被迫滞留海外。

   一九九零年,程晓农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九一年秋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国际关系学院和社会学系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

   程晓农倾心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苏联的解体,使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经济改革脉搏与俄国的共振规律以及将会出现的问题。于是他一边做中俄比较研究,一边苦读俄语,并于九五年和九七年两次到俄国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调查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即是关于中俄两国制度转型的比较,同时任〔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晓农先生的辛勤耕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国内外发表的数十篇经济学、政治学论文,引起海内外学界的瞩目。值得称道的是,程晓农先生跨越中西方门户之见,对西学的融会贯通和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制度弊端的深刻了解,使他的论述考据翔实,分析透彻,不标新立异,也不以爱憎取舍,而是通过大量有说服力的数据和例证,深入解剖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经济结构上显示的制度性危机。在国际国内一片中国经济腾飞的赞美声中,他的论点的确振聋发聩。

经济全球化削弱政府权力

   安琪:请你阐述一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职能是什么?

   程晓农:八十年代出现了经济全球化高潮,西方企业把企业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叫作经济全球化过程。这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组织经济全球化的不是政府,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通过销售市场、制造、设计等有力的组织方式在不同的国家组织经济活动,造成了每个国家的一部分经济都是和外国直接挂钩的。例如中国现在很多所谓外资企业,实际上是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车间,其活动根本不受中国国界的限制,只不过是座落在中国,使用中国的劳动力而已,中国政府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过去一个国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组织经济活动的时候,国内有市场机制,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还有一个是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两个手在一起影响经济。社会主义无非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把看不见的手给抹掉了。中国的改革是要把看不见的手找回来。但是现在经济又多了两个手,一个是国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手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理或者政府能够抗拒全球经济的联动。日元一贬值,同时开放日本的金融市场,美国的资金大量进入日本,由于日本的国内银行存款利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一,所以很多人愿意存到在东京的美国银行,那里利率高达百分之六到七,这样一来这笔钱马上就从日本银行转到美国银行,从美国银行转到美国本土了。同时美国的很多基金,又会进入日本,买日本的股票。一国的股市一波动,全球的股市跟着波动,引起全球效应。这样的过程是越国界的,不是政府能够掌握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的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这种情况,一些东南亚国家一直用政府去抗拒这个国际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最后抗不住垮下来了。

   安琪:经济全球化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这个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是公平?

   程晓农: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手,就是所谓的国际组织的看得见的手。虽然经济全球化了,但是经济全球化也有它所需要的规则,一个国际组织制定的全球经济活动规则,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个国家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就不能设贸易障碍。不能说我把东西卖出去,不许别人把东西卖进来,或者说我的关税特别高,不让别人的东西进来等等,这些做法都是违反国际规则的。那么这些国际组织就形成了一只看得见的手。当然,因为美国的国力最强,所以这些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都在华盛顿,因此有一种说法是:华盛顿的一种共识,对各国制定经济制度有影响。原因是美国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最大,这与股票公司一样,他是最大的股东,当然他的发言权力最大。如果中国愿意扩大影响力,那可以把外汇储备拿出来投进去,说话就响了。但是发展中国家不愿意做这种事,他们只想要钱,不愿意供钱。

   国际组织制订的规则不是针对特定国家的,根本不存在围堵任何国家的问题,它设立一个规则让所有国家共同遵守,这跟足球赛一样,你不能说足球赛上的黄牌警告是针对某一个队的,或者说这个规则故意对某国不利,对发达国家故意有利。它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没有歧视性这一条。问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它的制度也是发展中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压力就是原来的旧制度,现在你要加入经济全球化,享受这个好处的时候,就遇到制度挑战了。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制度构成压力,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结果。那些国家虽然经济上起飞过,但是制度落后,有很多毛病,例如官商勾结、贪污、日本的黑社会控制银行等等,这都是违反国际规则的。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这些规则实施以后,毛病就都暴露了。问题不是规则不好,而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制度不好。

中国面临制度危机

   安琪: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程晓农:基本上是一种先进制度对落后制度的挑战,逼着发展中国家调整自己的制度,这种制度调整,造成了很多特权集团的利益损失,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拿出了民族主义、民族经济、捍卫主权等旗子去抵抗,保护国内的特权利益集团。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家族把经济控制了一大半,搞成了家族垄断经济,国成了苏哈托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他削弱家族控制,他就千方百计阻止。中国也有很多利益集团靠旧制度保护,象官僚集团,是靠特权保护它的经济利益的,国营企业的工人,也是靠这种特殊保护活下来的,这些人当然会受到这个制度的挑战。

   安琪: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所采取的对策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程晓农: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国门没有完全打开。比如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不能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分行去,不能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样的话,所有的金融风暴各种冲击都被中国的制度挡住了,但是这个制度保护的不是现代经济制度,而是一种落后的制度,是闭关自守的,排他的,保护落后的国有部门、保护官僚主义特权利益集团的一套制度。这套制度短期内能生效,帮助中国躲过了这一轮金融风暴,但是帮助不了中国解救它自己的制度危机。

   安琪:包括这种制度挑战本身,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在同一个规则下,后发展国家会不会吃亏?

   程晓农: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拉丁美洲跟美国的关系,认为当时发达国家处于核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发展中国家老是提供原料,让发达国家垄断制造业,这样利润就流到发达国家了,发展中国家被剥削,因此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发达国家制造了一个让发展中国家依赖于发达国家的依赖性的经济结构,是不公正的,这是事实。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结构。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在大大地享受发达国家经济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发达国家把市场打开了。中国现在经济主要靠出口在那撑着,中国一年出口五、六百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所谓中国吸引外资,吸引了半天,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把产品卖到美国的,美国工人为此失业。你说这到底是发达国家吃亏了还是沾便宜了?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大量资本流进发展中国家,等于帮这些国家建立工业基础,中国现在就是靠外资来建立现代工业。客观结果是所谓的双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赢。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利益集团来说,就不一定。比如美国的产业工人就全力抵制经济全球化,美国劳联、产联最反对经济全球化,美国批评中国人权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团体就是美国工会,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办法批评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结果他倒过来批评中国人权,目的是压制中国进一步向美国出口。中国也一样,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他们也反对进口,因为进口伤了他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消费者如果能买到便宜的进口商品,为什么非要买国产的。据国内新闻报道,国内新闻纸的价格是国际价格的二倍,很多造纸厂联合起来搞反倾销,认为国外新闻纸低价进入中国市场是倾销。新闻界就很反对,他当然是什么新闻纸便宜就买什么,为什么非要买你那国产的?中国现在的钢材、原油、小麦的价格都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没有竞争力。背后实际上就是那些靠保护活下来的产业,养了一大批不该养的人。这些人吃掉了这些产业的利润,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币值维系政权存亡

   安琪:中国这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种决策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晓农:主要还是政治考虑。中国现在财政已经养不起多少人了,现在中国城市的两亿多人基本上是银行在养,就是银行养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交税,然后再去给机关事业单位发工资。现在很多国营企业根本就没有钱交税,它是把银行贷款借来以后马上交税,所以实际上这个税也是银行交的。银行用什么交?老百姓的存款。这样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能不能稳定,关系到中国整个国家和政权。金融体系稳定不稳定,就在于币值,如果人民币一贬值,老百姓马上对人民币失去信心,不要说出现挤提存款的金融危机,只要老百姓不再往银行存款,就可能动摇银行体系。因为中国现在银行的坏帐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据世界银行报告,按国际标准来讲,中国的所有银行已经基本破产了,现在无非是因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不让它破产而已。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政权的生死存亡了,为了政权的生存,就只好守着人民币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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