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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文集
·安琪简介和声明
·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
·“旧制度”裹挟下的新闻改革
·黄翔和“黄翔现象”
·独自拥有的辽阔/黄翔
·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谢选骏:《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目录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永远的逃亡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为中国文学张目
·寻找事物的秘密--司徒立的绘画艺术
·黄翔和“黄翔现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人类的恐慌--爱滋扩散洞开自由之狱
·西方的梦魇--巴黎恐怖事件的思考
·告别密特朗--一位中国"八九"流亡记者的悼念
·选择中国--兼评李鹏踏上法兰西自由土地
·邓后时代已然来临 "新共产党"占主流--析中国权力转型的初期阶段
·从"世纪婚礼"到"世纪葬礼"--戴安娜悲剧与现代社会的整体精神匮乏
·文明的冲突--法国总统竞选凸现社会危机
·堪回首,沧海桑田度有涯--从报界同人刘达文父亲的一生谈起
·来自日本民间的和平之旅――从「蓝.BLEU」到「奥斯维辛」
·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
·殉难者的昭示――祭刘宾雁
·摒弃“六四”衣钵,维护流亡者回家的权利
·中国“祸从口入”现状挑战“和谐社会”
·台湾选举文化与民主政治
·章诒和的力量
·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
·安琪:法国人不相信精英 ――向同性婚姻说不折射深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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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回首,沧海桑田度有涯--从报界同人刘达文父亲的一生谈起

   安琪

   今年六月八日,大陆著名杂文家牧惠因突发性心肌梗塞而离世,令所有孰识他的人都悲伤不已。中旬的一天,电话达文,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也刚刚去世,“已经九十四岁了,唉”。除了那个拖得很长的“唉”叹调外,他的声音平和、沉稳,就象是在说一件平常的事儿。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得知他的母亲还健在,话及当年在他弟弟家与他父母相处的情景,心里怅怅的,很是感慨。

   时光荏苒,转眼一月有余。期间,我沉浸在牧惠送我的多种著作中,缅怀这位几乎奇迹般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忘年挚友。当我开始振作,在整理堆积的报刊信件时,看到了大概是六月底收到的、还没有拆封的〔前哨〕七月号。在这一期里,达文写他父亲一生的长文〔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令人扼腕。随着作者平静的叙述,那些尘封但却并不遥远的历史和历史事件--辛亥革命、香港沦陷、“全国解放”、肃反运动、饥荒年代、深圳“逃亡潮”、十年浩劫、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一一浮现在眼前。达文父亲刘老先生的一生,衍生出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而这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又折射着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变迁。

   这是第一次听达文如此详细地讲述他的家庭故事,这让我对当年达文和他的父母家人对八九流亡者的无私救助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早年刘老先生一家给我留下的短暂而深刻的印象,一下子变得立体化了。活了。

   那是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那天,八号风球袭击香港,各公司和行政部门破例提早下班,除了少数餐饮业照常营业外,大多数店铺早已关门,昔日繁华的街道上罕有人迹。傍晚六时许,我与头一天刚认识的一位较早流落香港的大陆诗人在我住宿的招待所附近见面,随后我们在湾仔道街角的一个咖啡馆给刘达文打电话。虽然我和达文素昧平生,但一接到电话,他就急急赶来了。几分钟后,我们搭乘出租车直达他的弟弟家。就这样,我与达文的父母家人一起,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这是一个非常本分朴素的家庭,尽管我们语言不通,但是他们仍能通过手势和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让我感到那些看似平常的小事上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爱心。在香港辗转滞留的日子里,我遇到过许多不同的人,感受却是相同的(之后的十多年里,在欧洲、东南亚等不同国度,我接触过各种各样不同职业、不同肤色和不同文化风俗的人,他们身上那样一种自然人的自在和人际间淳朴敦厚的情感都让我感到与从大陆出来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这不由地让我想到在那些未被中共“染指”的正常社会中人的正常心态)。大概正是这样一些“缘分”,使我能够有充足的力量和“底气”,本能地辨识和拒绝一些夹杂着共产党文化色彩的所谓民主,不遗余力地追寻和捍卫人类的终极价值和尊严。

人鬼之间,仅“一党之差”

   达文称他的父亲是“见孙中山”去了,而不是惯常所说的去“见马克思”了(例如,最近在许多怀念牧惠先生的文字中,就有人称其“见马克思”去了,似乎有点勉为其难。当然,不排除是为了“幽他一默”),可见达文深喑其父所望。

   与天主教的“天堂”(或“地狱”)说有别,无神论的共产国家中人几乎都以“见马克思”来喻“自己人”中的逝者。二十世纪中期,中共执政之后,“去见马克思”便成了北京“八宝山”的“基础用语”,也是死后葬身“八宝山”的“资格考核”。谁能“入主”“八宝山”,谁与“八宝山”无缘,首先看你有没有资格“去见马克思”。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呢?愚拙如我,也能大概明白这与他是否中共党员、资历深浅、职务头衔等等等等有关。

   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操着他那极富特色的湖南腔,自豪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接着,毛泽东与用马列主义外加毛思想“武装起来”的“新政权”一道,将“站起来”的中国人置于了怎样一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啊!

   毛泽东那句“中国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激励了多少国内外华人饱受欺辱的民族自尊心。然而,执政伊始,就封锁边境,紧闭国门,包括人为地切断深港两地由来已久的民间往来。甚至连“鹊桥”都拆了,让分散在两地的亲友,不要有任何的“本分之想”。由此可见,扼杀人的基本自由,践踏人的基本权利,是执政共产党的“基本国策”。

   五十年代出生的达文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小“按中共的模式追求‘进步’(达文语。)”,身陷苦海而不自知。及至噩梦醒来,已岁月蹉跎,华发早生。达文的父亲刘老先生则不然,他来自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可以自由思考,自由选择,可以其才学“悬壶济世”,将忧患意识付诸实践的社会环境。因此,当这一切突然发生变异,当所有“站起来”的中国人,都被迫没有尊严地生活在恐惧中时,刘老先生--这个本来就站立着的中国人,便“选择了另类反抗”。他一跤摔成“跛子”,拄起了拐杖,从而得以摆脱中共“铁饭碗”的控制,转为农村户口,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乡下。极具戏剧性的是,刘老先生这一拐就是六年,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健步如飞地出现在大饥荒造成的深圳逃亡潮中,人们才不无惊讶地恍然大悟。

   从“假拐”以示抗议,到飞步奔向自由,显示出刘老先生的惊人毅力和智慧,以及他做人的原则。按照年龄推算,他退身农村时,正当壮年。作为一个医德载道的专业人士,在其事业的鼎盛时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医术,走上一条被共产党团结、利用并获得发展的生活道路。但他没有丝毫的执迷。他不习惯在谄媚和屈辱中没有尊严地活着,他更不愿意自己“悬壶济世”的本事被“枪杆子”利用。他心甘情愿地“自贬到底”,回乡村教幼儿园的孩子识字。

   刘老先生生于辛亥年间,年轻时受孙中山思想影响,在香港学医时接触过西方科学和政治学说,甚至还读过马列著作。香港沦陷后他逃回乡下,期间还与抗日武装和东纵地下党有联系,并且参与抗日救亡工作。为什么这样一位“进步人士”,对共产党的反抗如此决绝。对中共政权的统治如此不抱幻想,并从骨子里表示轻蔑呢?除了上述原因外,恐怕与他一九五三年从香港返乡探亲,被中共切断了回家之路,并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十七岁时因家境衰落而辍学,以其德才被乡众推举为乡长)将他投入牢狱的经历有关。这种飞来横祸想必对刘老先生的打击是巨大的,特别是他这样一个先是受中国民间传统社会文化的滋养(其时,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人伦关系并没有受到摧毁而变成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个“绝对专制性的政治组织,从中央一直贯穿到每一个家庭,甚至个人”[余英时语]),之后在香港自由环境中读书行医,为人正直,富同情心,追求科学进步的人士来说,更是毁灭性的。其间他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心历路程,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呢?达文是这样陈述的:“父亲被抓去坐牢,他当年东纵的朋友都在台上,却没有人伸以援手。只有我妈妈一个人回了香港,我和姐姐就这样给滞留在大陆,发了三十年噩梦”。这里,达文虽然没有描述他父亲的心理活动,但这样一个家破人散,自由尽失的客观现实,是足以让刘老先生“卧薪尝胆”,冒着生命危险(万一被抓,除重提“旧账”,外加欺骗和叛逃两项现行反革命罪),退居最底层,并最终走上逃亡之路的。

   “专制使人冷嘲(鲁迅语)”。如果说先后醒悟的大陆知识分子在较长时期里对专制的冷嘲大多是隐讳曲折、顾左右而言他(“暗度陈仓”者不在此例)等被迫“消极型”的话,刘老先生的嘲讽则是彻底的。是拒斥式不留余地的--这不能不让人击掌深思并产生由衷的敬意。

   刘老先生的经历,证明了两种社会“两重天”,人鬼之间仅“一党之差”。

拒绝被“包”,做一个普通的自由人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新名词,叫做“包二奶”。意指那些被有妻室者“包身”的情妇。在深圳沿海一带的新建宅区里,就有被称作“二奶村”的寂静小区。记得香港回归后不久,曾有过要求修改宪法,将港人在大陆的家眷身份合法化,争取香港居住权的诉求,其中就有许多是港人在大陆的“妻室”及其子女。当然,“包二奶”者绝不仅限于去大陆发展的港澳台商,其中也有许多大陆权贵,例如从陈希同之流,到各类新老暴发户。可以说,在这个物欲横流,贫富悬殊,浸淫声色的中国社会里,到处可见〔红楼梦〕中劣迹斑斑的“下三烂”薛蟠。中国社会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人格践踏,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泛滥,这样无所顾忌,这样深重。离题远了,打住。

   但是,除了“二奶”这个与“开放”同步,在权钱交易和情欲之间暧昧不清的“词语”外,其实,五六十年代和之前出生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有一些被“包”的记忆。例如,被所在街道办事处“包”、被组织“包”、被单位“公家”“包”,进而被国家“包”。而且这种“包”是与“管”相连的,是“包管到底”。这种“包”是“穷包”。不管温饱,不让你发展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硬包”。不由你愿意不愿意,是不由分说地强制性的;是“愚包”。用共产党那一套意识形态天天给你洗脑,不让你独立思考;是“全包”,包括婚娶丧葬,甚至还有组织出面干涉的婚姻,包括不让你有任何的隐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谁都没有任何个人空间,更不要奢谈自由。只要你身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么你就被“父母官”管定了。只要你在“党的红旗下”,你就被“党娘亲”包定了。也被“打”定了。决无例外。牧惠先生曾疾呼:收摊吧,“父母官”!他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父母,都不需要另找一位父母。什么公仆主人的说法也许要求太高了。官也好,民也好,最少应当都是一个全面自立的人,拥有一定自主权力的人,没有哪一个愿意别人把自己当儿童对待(引自牧惠〔且闲斋杂俎〕)”。令人触目的是,长此以来,这样一种被“包”的状态,萎缩了人们特别是一些知识阶层的思维功能和思辨能力。整天搅和在“大锅饭”里,惰性上升,人性蜕化。除了被驯化的绝对奴性和与之相适应的“斗争性”外,作为个体的人并不存在,因此那些足以显示个体力量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不复存在。这些用“毛语录”“武装起来”的人们,“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使这块土地上滋生了多少“要求进步”的“无辜”告密者和窥探他人隐私的心理变态者。同时,由于想“党”之所想,思“党”之所思,人们变得如机械般麻木不仁,习惯苦难和冷酷,个个都成了“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记得十五年前刚跨出国门时,在外部世界所听到的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Comme tu veux”(做你自己想做的)。一些无论大事小事上都习惯于“随大流”、“服从组织”的身(心)不由己的“套中人”,听到让自己选择时,顿时象“没娘娃”一样惶惑不安,不知所措。面对自由社会所展示的自由和独立相依的真相,这些本来就“缺氧”的人们,既不能自主,又不敢真诚地面对自己,有的沉沦,有的失常,镁光灯如魔镜一般,闪过之处,在自由民主的锦旗下,展示出来的却是一些野心膨胀的“小毛泽东”(刘宾雁语),以及令人瞠目的“领袖”呓语。真是尽显“英雄残废”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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