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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
·“旧制度”裹挟下的新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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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谢选骏:《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目录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永远的逃亡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为中国文学张目
·寻找事物的秘密--司徒立的绘画艺术
·黄翔和“黄翔现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人类的恐慌--爱滋扩散洞开自由之狱
·西方的梦魇--巴黎恐怖事件的思考
·告别密特朗--一位中国"八九"流亡记者的悼念
·选择中国--兼评李鹏踏上法兰西自由土地
·邓后时代已然来临 "新共产党"占主流--析中国权力转型的初期阶段
·从"世纪婚礼"到"世纪葬礼"--戴安娜悲剧与现代社会的整体精神匮乏
·文明的冲突--法国总统竞选凸现社会危机
·堪回首,沧海桑田度有涯--从报界同人刘达文父亲的一生谈起
·来自日本民间的和平之旅――从「蓝.BLEU」到「奥斯维辛」
·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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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六四”衣钵,维护流亡者回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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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
·安琪:法国人不相信精英 ――向同性婚姻说不折射深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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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安琪

   吴葆璋先生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分配到新华社后,即被派往北非工作。"文 革"之初,作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他成为红卫兵的对立面,遭到批判和冷遇。

   八十年代中,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恢复职位,考察干部开始考虑业务能力,政治条件也有所放宽,吴葆璋遂被派到新华社巴黎分社。

   之后不久,中共十三大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赵紫阳提出新闻改革要自负盈亏,关于他外出巡访和国内活动的稿子他也不看了,不象过去那样,总理当新华社总编辑。当时,新华社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建设世界性通讯社。这一切,都使吴葆璋先生感到振奋,觉得还可以拼搏一阵,使新华社走出原来的框子。

   然而,很快他就失望了。八九年"六四"当晚,法国报刊、电台所有的人都在加班加点,组织特别节目,但是在连接北京到巴黎的新华社专用线路上,却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字也打不出来。"为什么这 时还不发稿呢"?吴葆璋打电话问到总社,总社的回答很简单:你不要吵了,被军管了。

   吴葆璋明白了,那个政治门槛是永远不可逾越的。当时他强烈地感到:"文化革命"过去了,现在又来了"武化革命",极左的东西必然要回来。在新华社没有事情可做了。于是他递交了一纸辞呈,离开了新华社。

   一九八九年底,法国国际电台开创华语广播,吴葆璋先生以令人信服的资力通过考试并主持华语广播。由于他长达二十多年的新华社工作经历,尽尝在官方通讯社无新闻自由的辛酸,加上他每天都能看到外电,长期处于两种新闻思想的撞击中,因此,心灵一旦解禁,便释放出了极大的热能。

   十年过去了,吴葆璋认为在他长达三十六年的新闻生涯里,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一段是最好的,也是最大考验的年代。在新扩广播时间时,吴葆璋先生通过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对报道方针提出了新的要求,套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强调新闻报道的真、善、美。这一基本原则,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电台报道的客观性,在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广大听众中,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使这个外国华语台成为同类电台中的佼佼者。

从对角线寻找新闻真实

   安琪:请您谈一下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感受,它与新华社的不同在哪里?

   吴葆璋:最基本的一条,它是独立运作的。同所有外国电台一样,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是法国外交部出钱,但是出钱单位只确定一条,就是向世界上哪个地区开广播,开多长时间。仅此而已。从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东西可以报,什么东西不可以报。这里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准则,就是法国新闻工作者宪章。每天有一个编前会,各地区的广播负责人碰一下头,谈一谈他那里有什么东西,互相交流,有一个基本的意见。记者每天处理大量的动态新闻,都是独立思考和判断。

   这里唯一的条条框框就是:在工作时,你首先是新闻工作者,而不是你自己。你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带到自己的业务工作中。因为你面对的是听众,听众把你看作是一个很诚实的记者,你要尊重听众,不可以在这里加私货,包括变相广告,都是不行的。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形成共识和遵守的规则。

   其次,在处理新闻时,要非常严谨,要有新闻来源。如果发生了特别重大的新闻,谣传得很厉害,但是没有正常的消息来源,而我们又不能不告诉听众,那我们就要加说明:"没有从其它途径得到证实","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等。除此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

   安琪:有没有舆论监督功能?

   吴葆璋:我们不是一个舆论台,而是一个新闻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世界上和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或者可能引起听众兴趣的事情的新闻素材提供给广大听众。至于如何看,那是听众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不发表评论。因为我们的台是面向广大听众的。你不能把一种意见强加于谁。我们要反映不同的意见,比如中国官方的看法,香港民主派的看法,还有中国建政以来的两批反对派的看法--毛的反对派和邓的反对派,我们这个台就是要让人民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安琪:怎样反映大陆官方的声音?

   吴葆璋:在所有的西方通讯社里,在大家都有的情况下,我们优先使用法新社的东西,有时也作对比,看看哪家更新。此外,我们直接向大陆采访,比如发生了什么事件,我们甚至直接打电话到公安部,当然他们一般都把我们顶到外交部去,到外交部就找不到人了。但象学者、持不同政见者,不属于政权机关的人,我们直接电话采访。港台新闻比较自由,他们可以提供很多关于中国的素材。另外,一些法国记者在北京发来的新闻,我们也是比较重视的。象〔费加罗报〕、〔世界报〕、〔解放报〕等等。可以说,我们这方面的新闻来源很多。当然跟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比,我们的新闻资源还是不够。

   安琪:你们是否可以直接采访中国领导人,包括到法国访问的如江泽民、李鹏等?

   吴葆璋:在我们能够采访的时候,都是要采访的。他们来时,我们每一次都写申请采访,但问题是他们不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可能有各种原因,如对我们有成见,或者觉得我们不够分量,但我们都是要报道的。不能直接采访,我们就采用其它通讯社的东西。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一个事情的各个方面都揭示给听众。因为真实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线,而是一个多面体。所以你要想真正找到真实的东西,往往要从对角线去找。有时往往会一叶障目,你以为是这么回事,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从对角线找一找,才有可能揭示事实真相。

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有困难

   安琪:您怎样评价国际舆论对中国事态的反映?

   吴葆璋:我感到西方舆论在这方面还是肤浅了一点。当然从八九民运、特别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的观察加强了,现在西方一些大的新闻机构都在北京派了记者,很重视中国发生的任何微小变化。但是所有到中国去过的记者都认为,北京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岗位。所以他们的报道往往深度不够,或者比较慢,有时事情发生了还报不出来。相反,在有些消息上,应该说港台独立的新闻界报出来的东西比西方记者的多得多,深度也广得多。

   安琪:〔妖魔化的中国〕一书批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和不实宣传,您认为这种批评是否有基础?

   吴葆璋:这同〔中国可以说不〕制造一种排外情绪,进而拥护现政权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基本上是一回事。外国媒体发表的东西,中国人看都看不到,你批判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说,在新闻这个领域里,更需要放开。现在外国记者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国工作,你不能说这些人都是恶意的,其中挑点毛病的人可能也有,但是包括这种人,你要能够正确对待的话,都会把他化成对你有利的力量。现在不是这样,而是又要树立对立面,好象所有的外国媒体都是不好的,都是魔鬼,他们到中国来都是为了给中国抹黑。事实证明并不完全是这样。

   安琪:您怎样看法国总统访问中国时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吴葆璋:很肤浅。跟总统去的记者都忙得不得了,不知道抓什么,基本上是应付场面。他们大多不懂中国,而且因为他们不常去中国,所以去了以后,中国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都吸引他们,他们也没把主要精力放在报道上。当然,一些报纸发表的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也有比较重头的文章,但我觉得真正写到点子上的不多。

   所以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有了新闻自由,我想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报道中国事件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社会上与中国的关系比任何一个外国记者都深厚得多,而且有很多中国记者是懂得外国世界的,知道怎样对外国人说话。我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实现新闻自由,到那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被人所了解的程度,一定比现在要好得多。

流氓无产者意识盛于爱国主义

   安琪:目前中国官方宣传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动因是什么?

   吴葆璋: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以爱国主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我总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点牵强附会。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有这么深厚的文明资源和历史资源,中国在世界上也创造过很高的科学技术高峰,但是一九四九年建政以后,中国居然把外国人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当成祖宗,居然把两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后来又变成两个俄国人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来拜,这本身就不通。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是对马恩列斯的崇拜,也是很盲目的。他们把马列主义的旗子打得高高的,但是真正懂得马列的人凤毛麟角。对那些党员来说,马列主义就是党支部书记说的,对党支部书记来说,马列主义就是党中央说的,党中央怎样说呢?党中央说:马列主义是绝对真理。到后来觉得马列主义不够了,又说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

   现在,导师的家里出了问题后,那一套没人信了,就要找到一种新的刺激,找一个东西填补这个真空,这就找到了爱国主义。从现实生活中你看一看,现在哪一位高干的子女不在西方?所有年青人在这种潮流的带动下,先想的都是美国、欧洲。当中国领导人失去了马列主义这样一种精神寄托,提倡爱国主义的时候,大部分的中国人刚开始做美国梦。我就接触了很多人,要我把他们的子女带到欧洲来。他们说:我们这一辈子算完了,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有前途。他们认为他们孩子的前途在国外。所以这又是一个矛盾的东西。

   另外,共产党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精神文明都批判了,但他们至今什么也没有树起来,留给中国大陆的是流氓无产者意识,也就是恩格斯当年讲的"捡破烂"的精神,这些人无法无天,他们既没有法制观念,也没有什么道德准则。现在提倡什么爱国主义,其实在人们心里占据最深的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他不是通过合法劳动来取得自己的东西,而是用各种办法剥夺,不择手段地富起来,包括现在的贪官,也是流氓无产者思想。所以共产党统治以来最大的东西就是这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泛滥,这对中国人的精神损害是非常大的。

权力高层盛产"洋班子"

   安琪:其实如果细究起来,共产党自己也不是"国产牌"。您看现在被称作"技术官僚"的新领导集团有没有能力改变中国?

   吴葆璋:从一九四九年他们获得政权之后,以毛为主的这些人一边叫着马克思主义,一边是他们的经验主义的方式。现在在台上的班子,我称他们是"莫斯科班子",从江泽民到李鹏,到那些部长,大部分人都是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在这个圈子周围,又活动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学者或智囊团,这些智囊团里又掺进了一些英美派的人,就是说在英美受过训练的人。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也许下一代中国的领导要从"莫斯科班子"转到"英美班子",将来有一天也可能会有一个"华盛顿班子"上台。我认为,不管你是"莫斯科班子"也好,"华盛顿班子"也好,中国人总跟在外国人后面,是永远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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