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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文集
·安琪简介和声明
·极权中国的良心符号――刘宾雁
·心灵自由与独立人格的追求--访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
·“旧制度”裹挟下的新闻改革
·黄翔和“黄翔现象”
·独自拥有的辽阔/黄翔
·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
·谢选骏:《中国民族站起来了?》前言
·《中国民族站起来了?》目录
·世纪末的喧嚣(代序)
第一编:“羡憎交织”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专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
·原教旨马列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专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苏绍智
·民族主义决非中国之福-中国政治学者陈小雅访谈录
第二编:制度危机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民族主义--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郭罗基
·经济全球化挑战中国旧制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透视中国制度危机
·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第三编:文化认同与思潮
·没有民族主义,岂有民主政治-〔河殇〕作者、大陆旅美学者谢选骏访问记
·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陈彦
·中国当代艺术与"第三世界"心态--与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探讨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访问学者仲维光
第四编: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民族主义与反西化的舆论导向---访致力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民族主义有理-中国旅美政治学者严家其访谈录
·要民主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专访中国政论学者、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阮铭
·畸形化的香港-政治评论家何频香港面面观
·中国:历史症结与出路--专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葆璋
第五编:“妖魔化”的民族问题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西藏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专访西藏流亡政府公务员达瓦才仁
·"妖魔化的"西藏问题-旅美自由撰稿人徐明旭驳斥“舆论偏见”
·警惕大国民族霸权主义-专访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民族问题研究学者巴赫
第六编:民运的陷阱
·爱国情结与文明标准--专访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
·中国民运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权活动家杨周强调民运的观念更新
附录
·朝圣者的里程碑--记百年华人首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痛苦的民主」(节选)
·痛苦的民主 目录
第三编:新闻与新闻自由
·香港新闻自由现状与前景--与老报人罗孚对话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自由撰稿人曹长青
·失衡的天平--从密特朗私人医生大揭密风波说开去
第四编:真相报道
·呼吁良知,救救孩子--上海孤儿院流亡医生张淑云澄清真相
·魏京生入狱前后--"民主墙"的法国战友白天祥谈历史真相
第五编:观点与政见
·"九七"回国去?--专访著名工运领袖韩东方
·民主必须付出代价--中国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专访
·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专访中国正义民主党秘书长付申奇
·重要的是建立民运文化--专访〔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第六编:流亡心历
·从秦城监狱到离国流放--专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吴学灿先生
·永远的人权布道者--访上海人权协会秘书长王辅臣
·斩不断的红卫兵情意结--专访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王希哲先生
·一个中共警官的心路历程--专访民联阵英国分部主席高沛其先生
·中共的克星、天生的反对派--专访〔北京之春〕经理薛伟
第七编:思考与实践
·永远的逃亡者--中国作家高行健为中国文学张目
·寻找事物的秘密--司徒立的绘画艺术
·黄翔和“黄翔现象”--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
·知识分子应该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专访大陆政治学者陈小雅
·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专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高新
·"天降大任于斯人"--专访大陆旅法学者张伦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忏悔--兼论知识阶层依附性的恶果
第八编:人物与述评
·人类的恐慌--爱滋扩散洞开自由之狱
·西方的梦魇--巴黎恐怖事件的思考
·告别密特朗--一位中国"八九"流亡记者的悼念
·选择中国--兼评李鹏踏上法兰西自由土地
·邓后时代已然来临 "新共产党"占主流--析中国权力转型的初期阶段
·从"世纪婚礼"到"世纪葬礼"--戴安娜悲剧与现代社会的整体精神匮乏
·文明的冲突--法国总统竞选凸现社会危机
·堪回首,沧海桑田度有涯--从报界同人刘达文父亲的一生谈起
·来自日本民间的和平之旅――从「蓝.BLEU」到「奥斯维辛」
·要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悲剧启示录
·殉难者的昭示――祭刘宾雁
·摒弃“六四”衣钵,维护流亡者回家的权利
·中国“祸从口入”现状挑战“和谐社会”
·台湾选举文化与民主政治
·章诒和的力量
·最后的达赖喇嘛:一介僧侣对峙共产强权的神话与思考
·安琪:法国人不相信精英 ――向同性婚姻说不折射深层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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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价值体系与后学-专访原《思想家》主编、旅美学者陈奎德

   安琪

   陈奎德先生是八十年代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产生过影响的新锐知识分子。这位八五年毕业的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他的内在探索和思考并不象其外表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主编〔思想家〕,出版一期即遭封杀;八九民运时,被指为上海学运"黑手"而不得不流亡他国。

   与很多流亡知识分子不同,陈奎德先生从没有中断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路,作为一名秉持独立人格和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有参政、议政的热情,但从不介入任何政治组织的权力之争。他的视野和终极关怀,始终以人类的普遍价值为准则。在他的著作中,对权势者、压制者的不妥协和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在人文的基础上表达的,因而获得了某种超越和深刻,有了某种历史感。代表作为:〔怀特海哲学演化概论〕、〔新自由论〕,以及数百篇学术论文及政论、述评等。今年出版的最新著作为〔煮酒论思潮〕。

   面对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混乱与后学、民族主义的兴起,陈奎德先生以他惯有的清醒和睿智,从学理上和学术上给以冷静而深刻的分析与解剖。他的中国文化背景和在西方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那从不因环境、际遇的改变而失落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理念,使他始终立于思想论战的最前列,发出促人思考的真实的声音。

民族主义与两次反传统的对称性

   安琪:通过现象进行历史分析,你认为中国现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历史上的两次反传统--"五四"和八十年代,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陈奎德:我的观察,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思潮和"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代、甚至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思潮的转向,在有些方面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这两次转向的相似性,和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存在的状态的相似性,和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命运的相似性,可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拥抱西方的潮流,这中间当然有一个过程,简单的说法是,中国有三次一次一次地想深化中国改革的深度的要求,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也就是人们一般说的船坚炮利这样一个方式,但是,甲午海战的耻辱使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要改造制度,也要有戊戌变法等层面的改革。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觉得所有的包括器物的改变,制度层面的改革都还是表层的,这样就有了一层一层的递进。第三层任务就是改革中国的所谓民族性和文化传统,因为它们本身出现了问题。所谓"五四"运动是过去改革运动的三步发展的顶点就是指这个过程。

   安琪:为什么"五四"运动会造成如此大的向西方学习的、提倡西方主流价值,即民主科学的思想运动?

   陈奎德:"五四"的发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深层原因,就是一九零五年中国的科举制度取消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的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阶梯给全部抽掉了。当时清政府的最后变法改革在实际上延续了戊戌变法的一些成果之后,也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整个社会地位的突然失落,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读过中国的旧学教育,甚至也接受过西方教育或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该干什么了,过去传统的士大夫的心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争太平的传统还在,但是却失去了这个传统赖以依靠的阶梯和体制,因此腾出来了一大批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始寻找出路。一批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进入官僚阶层,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已经出现了一个未知的空间,不被官僚体系所豢养了,进入了学校和新闻、学术界等各行各业,而且当时办了新的学校,例如北大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包括报纸,新青年杂志等等,出现了一个与过去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那样一种非常有效地吸纳人才的系统完全不同的局面,"五四"运动和这种情况很有关系。

   安琪: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铁饭碗"的链型结构,个体户的产生和发展,"脑体倒挂"的社会现实,动摇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优越感,反过来,是否促成了他们对自身环境的进一步思考和反叛?

   陈奎德:八十年代知识界的情况,在表面上看和"五四"不是太相象,但是也有一点内在相似要注意。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后,过去从四九年以来形成的单位制,通过官方体制性的网络,把所有的人网络在这样一个政权从最高控制到最低层,甚至到每个个人人身的这样一个体制开始出现了松动,因此,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也出现了一点空间,这和八十年代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包括向外界的学习运动,是分不开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都是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一定的空间,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才有可能对社会、对民众发表意见的基本态势下产生的。而且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分子建立自己在社会上的话语系统,建立自己的论述空间的可能。因此八十年代和"五四"运动在这一点上是很相近的。不同之处在于,八十年代是突然打开了一个封闭的社会,而"五四"时的开放是一直存在的。

"五四"为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安琪:为什么八九年"六四"之后到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非常引人注目的转向,即对八十年代进行反思,如批判八十年代"逆向种族主义"之类的思维方式。这种转向与"五四"后的情况有什么异同?

   陈奎德:九十年代大部分的舆论--当然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官方操纵的舆论,在知识界的反省,是对八十年代提出某种质疑,某种批评,甚至全盘否定,认为八十年代这个思潮走得过分了,已经否定了中华民族生存的根基,用有些学者的话来说,已经完全是逆向种族主义。也就是说九十年代开始向民族主义的思潮、向本位文化、向国粹主义等等回归。甚至开始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这和"五 四"之后出现的某种转向有相似之处,虽然"五四"之后的转向比较丰富和复杂一点。

   "五四"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国际态势: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的缺点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西方内部产生了德国和意大利两个以革新的姿态出现的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对过去主流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所谓的自由主义进行挑战的环境出现了,同时还出现了左翼的并在俄国取得了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都以新学的、前卫的、非常先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思想界,中国对自己在西方思想界的弱势本身就感到愤愤不平,这两股新的思潮进入以后,迅速地投合了思想界一些领袖的某些愿望,并与西方主流的民族情绪一拍即合。

   安琪: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是不是可以说,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初期的思想同盟?

   陈奎德:"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有一次重要的论战,叫做科学和玄学论战。科学派领衔的是胡适之、丁文江等很多高举科学的大旗,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而以张君励等学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主张玄学派的梁启超也加入了这个论战,认为所谓人生问题,所谓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价值体系的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从现在的学理上反过头去看,在很大程度上,玄学派的主张并没有错。但是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氛围下,玄学派被科学派以强势的舆论压力所压倒,外表上科学派在这场论战中获得了全胜,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了一种科学主义潮流,任何东西,只要沾上科学这一个字,都不可以批评,都是百战百胜的、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当时马克思主义正是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作为包装的,自称为是非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最新的科学,陈独秀在后期的科学论战时出现,就是向思想界推荐马克思主义,认为,象自然科学界有牛顿,生物界有达尔文学说一样,现在人类社会也有了新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最新的科学成果,我们大家只要学习接受就行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精神氛围下,中国知识界部分人被号称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俘虏,所战胜,因此很多新锐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怀抱,这是共产党在后期能够取得胜利,能够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新儒学和后学结盟?

   安琪: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向的背景是什么?

   陈奎德:今天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向,也同样有一个类似的西方思想背景。就是所谓现在西方,尤其是在比较前卫的学术界,有很多理论出现,如以后现代主义为精神主导的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等等,实际上这些理论都是左翼理论在冷战之后的充分的发展。但是由于他们吸取了很多思想家重要的理论创见,所以建立了一个一个的后学理论,主要的批评对象,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现状和体制,主要批评的意识形态,是所谓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早就老朽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合人类需要了,而且是一种霸权的话语系统。他们认为天底下没有任何普遍性的真理可言,所有平常人们通常谈论的所谓真理,都实际上是在某一个话语体系支配之下强势推行的结果。当然这个强势话语霸权不一定就是要用暴力,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性的建构和氛围制造出来的一种大家认同的普遍真理,这一套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使得很多思想力相当敏锐的知识分子觉得有非常吸引人之处。

   安琪:你觉得新儒家在这里担当了什么角色,它与后学是一种什么关系?

   陈奎德:新儒家在这个结构中与后学有一种同盟的关系,这和"五四"时代非常不同。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当时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理论家当然是反孔反儒学的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采取更激进的姿态也是反孔反儒学的,但是我们自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造成的后果,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间的好的东西都被他们弄掉了,而最根深蒂固的,对中国人尤其是对统治者支配最深层的东西却被共产主义的掌权者所接受过去了。所以这两点之间的差别也不是象我们表象上看的那么大。新儒家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成了后学的一个同盟军,这是因为后学是以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女性的代言人、少数族群的代言人自居的,而新儒学和西方主流的学问比较起来,在西方本土来说,是属于少数族裔、中国人的一种安身立命的文化资源,因此,在中国这个具体的话语环境下,后学成了中国人抵抗所谓西方主流话语系统的配合性武器之一。在这个话语系统下,可以有一种暂时的结盟关系,但是我不认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儒学可以和这种在中国完全没有根基的后学理论长期结成同盟关系,我认为他们之间一定会产生非常多的紧张和裂变,最终会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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