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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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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所著《自由秩序原理》(又译《自由宪章》)一书,其很多论述颇有道理,但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
   
   一,关于什么是自由
   
   哈耶克说:“本书乃是对一种人的状态(condition)的探究;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coercion),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在本书中,我们将把此一状态称之为自由(liberty or freedom)的状态。”又说:“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或‘人身’自由(personal freedom)的状态。”

   
   乍看起来这些话很有道理,但仔细读读、仔细想想之后发觉,对自由下这样一个定义,颇有缺陷。
   
   其一,“状态”这个词语,用来描绘事物在某时间、某空间所表现的运动特性,如有序状态、混乱状态、稳定状态、多变状态、睡眠状态、昏迷状态等等,等等;该词语描绘的是此时间、空间的运动特性,至于在另一时间、空间将表现出何种运动特性,则是无法确定的。譬如,某人此时此地不受他人强制,可以说他此时此地处于自由的状态,当该某人在彼时彼地受到他人强制,可以说他彼时彼地处于不自由的状态;随着时空的变化,某人可能是自由的,也可能是不自由的,状态的可变使你无法确定某人是否是自由人。当然,人们常常把“自由”看作是描绘人的行为状态的一个词语,譬如“我自由地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父母管得太紧,我没有自由!”等等,但显然不具备任何政治意义。作为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自由这个词所指应该是一种价值,而不是一种状态。
   
   哈耶克说:“一个享有豪奢生活但须唯其君王之命是从的朝臣,可能会比一贫困之农民或工匠更少自由”,又说:“一位统率军队的将领或一位指挥大建设工程的负责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颇无限制的巨大权力,但较之最贫困的农民或牧民将军或工程指挥者的自由却可能更少”。这样对比,恐怕不会受到广泛认同,按照哈耶克这一逻辑,似乎可以得出以下推断:人们宁愿当个拥有“更多自由”的贫困的农民,而不愿意当一个拥有“更少自由”的朝臣或将军,恐怕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一推断。人们可以想见,朝臣在某个时间空间,表现出面对君王唯命是从的状态,而在另一时间、空间却表现出大权在握无所不能的状态;贫困的农民身处偏僻乡村,成天在田间劳作,与他人很少接触,受他人强制的情形较少发生,而在长年累月中身处社会最低层,忍受着种种屈辱和歧视,且无法脱离此种处境。将朝臣和贫困农民进行如此对比,来解释什么是“更多自由”和“更少自由”,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有点荒唐。哈耶克举出这种不受广泛认同的对比,是依据于他对自由所下的定义,该定义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某种状态,而人的状态是会变化的,总会有“自由的状态”和“不自由的状态”,于是,哈耶克把自由变作一种从数量上可以进行计算的对象,可以计算出现“自由的状态”或“不自由的状态”的次数有多少,并且可以比较。他还可以把朝臣“不自由的状态”从其全部生活状态中抽取出来,把贫困农民“自由的状态”从其全部生活状态中抽取出来,然后加以对比,并得出后者拥有“更多自由”的结论,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实不可取。由此可见,在政治学术领域,把自由看作为某种状态而不看作是一种价值,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哈耶克还说;“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权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此话讲得很是狡猾,它诱使某些人去思考“威权比民主更为可欲”。既然把自由定义为某种状态,那么,根据某一状态就可以指责一种政体、或称颂另一种政体,而避开从整体上作出评价,这种思想方法容易产生误导。(这里顺便插一句,哈耶克很善于运用这种思想方法,把一个事物可能有的“好的一面”抽取出来,把另一个事物可能有的“坏的一面”抽取出来,然后加以对比,以达到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目的。)
   
   其二,“被减至最小之限度”这一短语,所表达的也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没有比较,就无法判断是否“最小”,如果当下的情形被确定为“最小”,那么试问,此后的情形是否“更小”?你无法知道也无法回答,因而也无法将当下的情形与此后的情形进行比较。于是“最小”成了一种无法确定的状态,甚至可以说是永远达不到的状态。既然哈耶克的定义所指的是一种无法确定的状态,那么,人们就无法按照该定义去确认一个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或确认一个国家是自由的国家。可是,哈耶克的定义却可以被用来轻易地否定任何社会、国家是自由的社会、国家,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指责说,强制并没有“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
   
   我始终认为,应该把自由定义为法定的权利,作为政治学术领域的重要概念,自由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由己之愿行事的权利。当法律适用于每个人时,即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这一制度、这一政体、这一社会、这一国家就可以称为自由制度、自由政体、自由社会、自由国家,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享有平等的自由,遵循法律行事的每个人都是自由人。
   
   其三,关于“强制”。哈耶克说:“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然而在另一处,他又说:“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按此说法,强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侵犯自由的强制,另一种是防止自由被侵犯的强制,强制既可侵犯自由,也可保护自由,对“自由”可能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而且二者互相对抗。所以,把“强制”这个词用来定义“自由”,是难以说得清楚的。假设有这样一个互相问答的情景:当哈耶克说把强制“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时,有人问:要减小“侵犯自由的强制”还是要减小“保护自由的强制”?哈耶克回答:要减小“侵犯自由的强制”。问:通过什么途径?答: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问:谁有权“威胁使用强制”?哈耶克回答:政府。问:“可是,你不是说‘一个政府为了达致上述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强制,应减至最小限度’,你是这样说的吧。”哈耶克回答:“我就是这样说的”。问:“你说的‘政府必须使用的强制’,是指‘保护自由的强制’吧?”答:“嗯……”。继续问:“保护自由的强制是必须的,怎么能减至最小限度?”答:“但是,政府也可能实施侵犯自由的强制”。继续问:“那么你应该说,‘政府实施侵犯自由的强制’应该减至最小限度,而不是说‘政府必须使用的强制应减至最小限度’,对不对呢?”哈耶克欲言又止……。以上描绘的情景,至少说明了把“强制”用来定义“自由”,将会说不清楚。或许,哈耶克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必须使用的强制趋于最小,则表明社会趋于自由的状态”,但是“政府必须使用的强制”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减少呢?显然,这取决于社会发生的“侵犯自由的强制”已经减少,如果“侵犯自由的强制”非但不减反而增多,则“政府必须使用的强制”也必须加强。由此进而推论,社会的自由状态取决于社会发生的“侵犯自由的强制”之多少,而不是取决于“政府必须使用的强制”之多少,问题还是没有说清楚。
   
   哈耶克说:“经常用以描述这种自由状态的古老的说法,因而亦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这就是说,屈从他人的专断意志而行事,就是不自由。那么,为了使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或侵犯他人自由),除了强制,还有其它手段譬如诱骗,就如常言所道“威逼利诱”。诱骗这种手段往往比强制手段更为有效,因为从表面看去,诱骗的结果好像是受害者“自愿地”、有时甚至是“感激地”去做诱骗者想让他做的事。所以,诱骗这种手段比强制更为普遍地被用来侵犯他人的自由。不过,这种情形主要地、大量地发生在民间,而哈耶克的矛头所指的对象是政府,是政府实施的强制,虽然他也写道:“对强制的上述讨论,却也同样适用于诈欺和欺骗。”不过只是轻轻地带过而已。
   
   纵观全文可以看到,哈耶克之所以要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强制”这个点,是因为哈耶克接下去要论述民主政体下发生的“多数对少数施以强制”的种种现象,从而引导读者树立这样的观念——民主正在侵蚀自由,严重威胁自由,甚至将毁灭自由。
   
   二,关于什么是民主?
   
   在哈耶克的著作中,流露出他对民主的不满,甚至厌恶。例如:
   
   他写道:“民主的理想,其最初的目的是要阻止一切专断的权力(arbitrary power),但却因其自身不限制及没有限制而变成了一种证明新的专断权力为正当的理由。”
   
   哈耶克写道:“民主政制必须首先认识到,它必须为自己的愚昧支付学费”,并列举各种“弊病”,把它们归咎于民主政制:“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于通货膨胀、积重难返的税制、具有强制力的工会、在教育中日益起支配作用的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开始具有极大的专断权”,
   
   谈到福利国家时,他写道:“为什么政府诸多新的福利活动还是对自由构成了威胁呢?其原因就在于,尽管这些活动从表面上看是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但它们事实上却构成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的实施,并且是以政府宣称其在某些领域拥有排他性权利为基础的。”
   
   谈到教育、科研时,哈耶克说:“不能忽视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因为这种制度的关注重点在于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更好的获得物质利益的机会,而较少关注知识的增进问题。”
   
   谈到累进税时,哈耶克说“这种经由累进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做法,是产生不负责任的民主行动的主要根源”,他认为这是“多数……把一种不公平的或歧视性的税负(a discriminatory tax burden)强加给少数”。又说:“在累进税制的情形中,多数所采纳的那种所谓原则,无异于对歧视的公然主张,更为糟糕的是,它实质是对多数歧视少数那种做法的公然主张。”他认定,这是多数对少数的强制。
   
   “民主若要维续,就必须承认民主并不是正义的源泉”。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说道:“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措施。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以想象一个高度同质化和教条的多数民主政府其统治的压迫程度,或许不亚于最坏的独裁统治。”
   
   萨拉查是统治葡萄牙36年的独裁者,哈耶克把《自由秩序原理》一书赠送给他,并附言“你看了我这本书,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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