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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 : 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2017年4月,我在上海實在呆不下去,只好赴美避恐。2005年以來,我在港美《二十一世紀》、《當代中國研究》、《開放》、《爭鳴》、《前哨》、《北京之春》……發表160餘篇「反動文章」;2014年以后在台灣出版七本「反動書籍」——剖析赤潮禍華、指斥中共禍國。「文保」對我先禮後兵——誘勸控制、圍而不打、直至圖窮匕見。2015年1月31日,我訪學港臺回沪,在羅湖被逼脫內褲「接受檢查」,隨行拙妻與女碩生遭搜身(載《前哨》2015年3月號)。2017年3月下旬,我攜妻拟出席香港「反右六十周年國際研討會」,然後飛美旅遊。「文保」向我退休前單位(上海財經大學)施壓,逼我兩退機票,故事曲折,拙文〈出中國記〉載港刊《爭鳴》2017年8月號。
   
   我雖一直心系民運,畢竟教務撰務繁重,無有精力跟蹤「進行時」,也因「金盾」封鎖信息,2011年動靜很大的「茉莉花事件」,僅聞粗略,來美后才接觸一些材料。拙文根据这些材料,對進行時的中國民運提供一些思考,簡剖民主轉型的艱難與希望。
   
   

   一、轉型維權
   
   
   與「七九」民主墻、「八九」六四不同,当代民運更為普羅化,從形而上政治訴求轉為形而下經濟維權,個權意識日益覺醒,維權力度一路走高。毛時代「陸民」幾無私產,不太感覺得到制度性剝奪。如今稍擁私產,真切看清貪官貪去的并非與己無關的「公家的」,而是自己繳納的稅款!「陸民」從切身利益處認識到現代文明的價值基石——私產神圣!相比公民意識朦朧的「七九」、「六四」,當代「陸民」的經濟維權,說明民主意識已落至實處,筑就中國民主轉型最大的社会地基。
   直至2018年6月鎮江老兵維權,大陸各種維權此起彼伏,頑強持續。以個人權益為內核的公民理念,是最令中共膽寒的「不穩定因素」,故列入「七不講」。专制特權只能來自收繳公民個權,壓低公民个權,才能汇聚翹起官僚特權。百姓成為愚民順民奴民,中共才能維穩「萬萬歲」。出於階級本能,中共在打壓維權運動的同時,勢必防堵宣倡個權的「資產階級思想」,因而不惜巨資打造「金盾」,全力封堵境外網訊。
   
   哪兒有壓迫哪兒就有反抗。上訪、上網、上街、上法院,維權活動綿延不斷:堅決抗爭的法輪功學員、抗拆抗征的村民居民、呼吁獨立的維族藏族、要求安置的復轉老兵、反抗城管的街頭小販、團結起來的維權律師、中外關注的政治異士、各式各樣的司法案件、各種各類的上訪冤民、各省各市的臺商告狀、各時各地的「歷史遺留問題」……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中共「維穩」越來越難矣!
   
   1995年縣市一級糾紛仲裁機構處理勞資沖突3.3萬起,2006年44.7萬起,2008年69萬起。 2014年國家信訪局發布:各級信訪年度總量逾千萬,年度上訪人次逾50萬。《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躍剛估測訪案2000~3000萬起/年,上訪者100~150萬人次/年。專家調查,僅0.2%上訪得到解決。一位「訪齡」51年的訪民還在「繼續革命」。另一位「訪齡」15年,進最高法院信訪辦2018次,仍屬「同志仍須努力」。一位訪民被收容遣送152次。一位訪民將含冤而死的親屬頭顱割下,攜帶上訪。 2015年1月30日國家信訪局發布:每天收件約兩千,2/3直遞國家領導人。
   
   群體事件直線上升。2005年8.7萬起,2006年逾9萬起, 2008年12.4萬起。 此后,政府不再發布數據。
   
   
   二、維權意識
   
   
   1949年後,媒體官營,全體陸民憋居「鐵屋」,絕大多數不清楚權益被剝奪的根源,甚至感覺不到被剝奪。「80後」小彪,2011年的感覺:
   
   我總覺得這個社會有什麼不對,有點不正常,感覺不是自己內心想像的樣子,但是我找不到原因……
   
   近年,隨著電訊普及,「陸民」漸脫愚盲,打出很有質量的標語——「人權高于主權!維權就是愛國!」中共只得關口前移,繃緊神經到處澆水——封殺一切提高個權意識的現代名詞。2013年,中南海終于圖窮匕見,悄悄發布「七不講」,明確回避「公民社会」。高瑜因向外媒捅出「七不講」文件,重判七年。
   
   有打壓自然就會有反抗,構成當代中國主要社會矛盾,或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面。這一現狀,使海內外民運界看清社會矛盾的叢結,看到民主轉型的現實力量。雖然民主轉型難度不小,畢竟春風在綠江南岸。
   
   大量訪民、維權律師、公民運動,都還是承認既有制度的改良型權益訴求,並非重起爐灶的革命性要求。別忘了,戊戌後同盟會不時舉義,槍聲四起!當代民主運動希望不僅結束暴力專政,也結束暴力邏輯,避免法國大革命的「斷頭臺政治」,進行一場真正澤被後人的「徹底革命」。
   
   
   三、維權律師
   
   
   2003年以来,三十萬大陸律師出現特殊小群——數百名維權律師,勇敢承接「很有難度」的冤民訴案,以期推動法治建設。這批維權律師在公安系統電腦中的欄目:重點維穩對象。
   
   維權律師的客戶均為弱勢群體——拆遷戶、各式冤民、法輪功信徒,為他們維權勢必冒犯官府,因此他們被政府列為新「黑五類」,維護社會公正的律師反倒成了「破壞社會」的對象。
   
   有了「不和諧」的宗旨,也就引來「理所當然」的打擊。2015年7月9日~2016年5月27日,全國至少319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及家屬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失蹤。
   
   2015年7月30日,余文生律師向北京檢察院遞交刑事控告狀,指控公安部長、要求調查司法部長、罷免北京司法局長:「我不能同意這種小文革式的抓捕。」8月6日,余律師遭撬門抓捕,10小時背銬、14小時正銬。
   
   維權律師雖得到一些社會支持,畢竟直接承受專政暴力。劉士輝律師婚姻破裂,「我先后交過幾個女朋友,都因為我的政治理念帶來的壓力而不得不跟我分手。」不得已,他娶了越南新娘,才一個多月,2011年「茉莉花運動」,劉士輝再次被捕,跨國婚姻被拆散,越南新娘遭強行遣返。
   
   與筆者曾有交往的劉曉原律師(1964~ ),本對「法律」尚存寄望,經六天「無手續關押」:
   
   這件事除了造成我心理上的恐懼,也讓我對法治失去了信心。
   
   文革后恢復的律師業,「社會主義法治」一大櫥窗,最初也有一點恢復人權的意思,重點畢竟在維護「無產階級專政」。新一代律師走向政府對立面,也就成了「重點監控、特殊防范」。中共只得抹下臉,整出喧騰中外的「709事件」——抓捕大批律師。
   
   這群面對苦難不愿轉身的維權律師,由于揭了「共和國傷疤」,近年成了知識界承受「無產階級專政」最集中的群體。值得關注的是:維權律師全都出自體制內,不少還是前檢察官、前法官,他們清晰認識到中共政府的積弊。1997年底進入吉林延吉州檢察院的唐吉田(1968~ )——
   
   檢察院的工作經歷,對我正確認識人權保障問題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原來的重打擊輕保護,轉而確立了刑法應該同樣是以保障人權為歸宿的觀念。
   
   他們的認識也很深刻——
   
   甚至有些體制內的朋友更激進,說要想解決問題,只有重回1949年。
   
   
   四、覺醒下一代
   
   
   「六四」後,大陸青年的政治熱情一度消沉。北京流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憂心國務的似乎只剩白髪老人。但近二十年大陸各項維權運動表明,從「30後」老右派、40後「解放牌」、「50後」老知青、「60後」「70後」六四分子、「80後」「90後」新生代,革命自有後來人呵!源於天然人性的自由爝火,當然不會因中共高壓而熄滅。
   
   2004年8月,一批「80後」在網上組建「泛藍聯盟」。他們從未去過臺灣,卻以國民黨「精神黨員」自居,宣揚三民主義,傳播臺灣民主化經驗,嚮往臺灣的「白色恐怖」——
   
   蔣公若在大陸搞如此「和風細雨」的白色恐怖,該有多好!
   
   「泛藍聯盟」重要成員張起(1983~ ),2008年以「煽顛罪」判刑4年,出獄后不改初心。
   
   北京農大學生陳云飛,「六四」擋軍車遭警察暴打縫了七針,畢業后在四川省農業廳呆了四年,辭職搞產殖,「那時在政治上我對政府還是抱有希望的,沒有認識到制度有問題。」2007年6月,他覷空在《成都晚報》刊出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
   
   2011年,川女程婉蕓(1971~ )對抓他的警察說:
   
   共產黨的統治搖搖欲墜了,警察也好,百姓也好,大家應該一起來推墻。
   
   程婉蕓被關押一月後——
   
   這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過去相信政改,相信非暴力改變中國,現在我認為有必要做暴力反抗的準備,最可能的方式是廣場革命。如果形勢演化到了利比亞和敘利亞那一步,我會義無反顧地成為自由軍。
   
   上兩代「陸民」絕對不敢出口的腹誹,居然都敢對警察說了!既丈量出社會的進步,也是中共最害怕的「星星之火」。
   
   遭受酷虐的維權律師余文生(1967~ ):
   
   我是改良思想非常嚴重的一個人,一直希望當局能做些改變,可現在我的改良思想幾乎殆盡了,我不相信共產黨能改變。
   
   總要有人去犧牲,為後人鋪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這一步,也就沒有什麼退路了,我也不願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國社會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
   
   當代中青年反抗者,清晰意識到抗爭的必要性,精神對立一定會落實為肉體抵抗,「怕死但又在找死」。滕彪(1973~ ):
   
   政府的容忍度,基本上是由坐牢者的平均水平撐大的。這正是這種體制神奇和吊詭的地方,這也似乎是民主人士和人權捍衛者的宿命。愛自由,才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才能爭取自由。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其實都退無可退。
   
   2012年,京滬等城出現「公民聚餐」,每月最后一個周六,一些關心政治者聚餐議政。北京達到200人。成都多年的茶敘「龍門陣」聚拢500人,老右派流沙河、張先癡成為「圓心」。
   
   
   五、网络破墙
   
   
   酷虐暴政只能運行黑暗之中,這也是中共之所以會對媒體「嚴防死守」,他們很清楚「輿論乃行動的先導」。2009年後,藏區為抗議對藏傳佛教的嚴控、呼吁迎回達賴喇嘛,130余名僧侶信徒先后自焚抗議。 2012年11月9~10日,藏區爆發大規模抗爭,青海黃南州同仁縣萬名學生上街,連續兩天示威,降下五星旗,聲援自焚藏人,譴責對藏民的嚴厲鎮壓。偌大新聞,大陸媒體竟無一字。 反過來,媒體也成了各路民運必須著力的突破點。
   
   2009年5月湖北巴東鄧玉嬌事件,若非百余網友趕聚巴東,聳引媒體關注,這位捅死當地官員的農村女孩不可能很快「有罪免罰」。而百余網友趕往巴東,得有周莉這樣的人在網上喊一嗓子。越來越多的「群體性事件」通過網絡形成策劃、招募、安排、總結(甚至付酬)等一整套流程。
   
   互聯網的破墻作用不可小覤。北京高中生劉偉(1987~ ),就是通過外媒獲得民主思想,在網上宣布成立「統一黨」:
   
   自從我家安裝了接收衛星電視的「鍋」,美國之音、德國之聲都能收到。我從電視上瞭解到國外議會制度,就覺得中國也應該實行多黨制,就不能一黨獨裁了。
   
   2010年8月,我在網上發表了成立「統一黨」黨章,然后國保第二次來找我,問我為什么寫這個黨章,我說為了民主啊。他們問我這個統一黨發展了多少黨員,我說就我一個人。
   
   當然,中共一向脫褲子不臉紅,「敢作敢為」。2011年5月下旬,香港記者沖上樓采訪被監視的廣州維權人士野渡,「下面兩個便衣不是也跟著他們上來了嗎?」
   
   必先突破言禁報禁,才可能突破黨禁政禁。中共暴力禁聲,因缺乏意識形態為政治暴力提供合法性,只能以「維穩」名義要求媒體「自覺」配合、規定媒界必須默認潛規則——「黨的喉舌」。隨著時間推移,現代意識整體上升,要求一茬茬媒界從業者自覺保持與黨一致,日益困難,不時出現這樣那樣的「不配合」,不時蹦出「反出朝歌」的楞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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