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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读懂中国逻辑 中国的天就快亮了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我本不信有这回事,而事实使我不得不相信确有“中国逻辑”。 
    
   逻辑要求概念、理论必须是不能自相矛盾的,行为必须是符合情理的,言行必须是一致的。违反逻辑就会出现荒唐的结果。但中国的许多事情明明违反逻辑,却十分畅行无阻,既叫好又叫座,原因是它们符合“中国逻辑”。
   
   在一些庄严的大会上,开会时唱《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闭会时却又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它符合“中国逻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是人民(纳税人)养育了党和政府,如果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了成绩,只是尽了社会公仆应尽的责任;如果他们有了失误,应当接受人民的批评,诚恳地向人民道歉。但是,我们听到的都是媒体在忙不迭地歌颂党和习核心的“辉煌成就”和“英明领导”,人民在“感谢党,感谢习主席”。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诬陷和迫害,是国家权力破坏宪法,残害公民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反右派”使中国人从此不敢说真话、不会说人话,直接导致“大跃进”的狂热和浮夸,埋下了后来大饥荒和“文革”的祸根。据官方的说法,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右派分子”除章伯钧等6人外,全部获得“改正”。官方坚持认为,因为确实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55万人基本上全打错了的“反右派”运动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数量上“扩大化”了,因此不能“平反”,只能“改正”。政党、主义高于人的生命和权利的“中国逻辑”,是多么冷酷无情。这使我想起了杀人魔头斯 大林的一句名言:“死一个人是个悲剧,死1000万人只是个数字。”
   
   “实事求是”据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实事求是”当然也包括讲真话。一直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一定是一个人人都讲真话的国家。但事实却告诉我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是讲真话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要承担后果,搞不好就要身败名裂。可我们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事实确实如此,一介书生储安平批评共产党搞“党天下”,说了真话,家破人亡;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得不偿失”,说了真话,身败名裂;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真话,遭诬陷后惨死。更不要说林昭、张志新等人的悲惨命运了。 要求讲真话的“实事求是”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实际成了最大的一句假话。
   
   福建省的一位县委书记说:“我们现在广大的干部,政治常识非常差,政治水平非常低。我们那个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曾经在干部政治测验时出过这样一道题: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这个宣传部长提供的标准答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当时就把它打了个叉。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人民代表大会敢就什么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吗?”有人对这位书记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啊,宪法上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书记看完宪法后摸摸脑袋说:“你从本本出发,我从实际出发”。显然,这位书记的话是对的,《宪法》说了假话,中国的“本本”与“实际”常常相差十万八千里。  
   
   中国人都有GDP情结,以GDP连续30多年增长而自豪,以GDP跃升世界第二而荣耀,这也是一种“中国逻辑”。其实,GDP只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内财富总量,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无关,与经济质量、效益的高低无关,与环境生态的好坏无关,与财富如何分配无关,与财富的所有权无关,与是否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能力无关,与国民是否快乐幸福无关,更与一个国家是否真正繁荣强大无关。如果大部分利润被外商拿走了,如果大部分财富流向了少数人,如果人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水、空气和食物都有毒了,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如果民众的生活质量、文明素养和幸福指数并没有多少提高,如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GDP的增长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多少意义呢?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不是体现在它有多少GDP,而是体现在国家是否有公平正义,是否尊重公民的生命、健康、劳动、创造、自由和权利,是否建立了能够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自由权利的民主宪政制度。
   
   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而是中断了俄国通过立宪会议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道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比沙皇统治更黑暗,与“社会主义”、“劳工翻身解放”都毫无关系的“党权国家主义”(即党权国家奴隶制)。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竟然成了“中国逻辑”,终于使中国走上了党权国家的不归路。赫鲁晓夫撕开斯大林专制统治的黑幕,表明俄国人已开始觉醒,没想到中国人比俄国人更钟情于“党权国家主义”,不依不饶地大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埋葬了苏联的“党权国家主义”,是对“十月革命”的拨乱反正,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和俄罗斯人民的意愿。然而人民领袖、伟大舵手习近平不干了,大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感叹无有一人是男儿。“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本是共产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但人民的儿子习近平却说:“再有那年那事儿,我就杀他五千万,到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西方文明既有民主人权的理念,也有专制极权的信条。中国人说“绝不搞西方那一套”,而中国正在搞的来源于马克思、列宁的“党权国家主义”,不还是“西方那一套”吗?中国逻辑“绝不搞”的其实只是“民主人权”那一套,尽管中国的《宪法》上也写着“民主、人权”的字样。
   
   市场经济在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十倍百倍地释放了人的贪欲,而权力与经济的结合更会使贪欲达到疯狂的程度。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严格禁止权力与经济相结合、官与商相勾结。中国特色的由党直接控制经济的体制,为父官子商、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大开方便之门,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如污水横流,浊浪排空。大官小官,亲朋裙带,争先恐后,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大捞一把,不捞白不捞,捞一把是一把,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看那些大小贪官前腐后继如过江之鲫,依靠失去监督的权力,台上台下,门里门外,幕前幕后,小人君子,辗转腾挪,倒批文、倒指标、倒项目、倒石油、倒汽车、倒军火、倒地皮、倒房产、倒外汇、倒原始股、倒法人股、倒企业重组改制、倒公司兼并上市,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倒得中国昏天黑地。总之,什么钱来得快来得多就倒腾什么,瓜分着中国最后的晚餐。
   
   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即使不算那些受到权力保护而未被揭露、未被起诉的贪官,中国的官员群体也无任何“先进性”可言。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先进性”的特殊人,任何人掌握了权力又不受监督,都有可能腐败堕落。没有公民监督,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分权制衡,造这样一个自己关自己的笼子,如同是儿戏。
   
   有人去面馆吃牛肉面,因为面里没看到一块牛肉,就气得问老板,牛肉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十分淡定地说:“别拿名字当真,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老婆吗?你什么时候看见人民大会堂里面坐过人民?”牛肉面里没有牛肉,老板拿老婆饼和人民大会堂来辩解,显然是强词夺理。但这位老板的话里还有另一层含义:人民大会堂里没坐过人民,就如同老婆饼里吃不出老婆,是理所当然的。面对牛肉店老板近似于荒诞剧的“中国逻辑”,我不知道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作者:佚名 改编:张杰
(2018/08/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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