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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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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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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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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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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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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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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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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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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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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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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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亡妻孙巧芳的四十八年往事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我与亡妻孙巧芳的四十八年往事


   
   今年正月初二子夜十二点十分,我亲爱的她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自从1972年8月我们在贫寒中结为夫妻以来,孙巧芳,这位柔弱而坚韧的女子一直陪伴着我在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四十六年,在这四十六年中,自1989年那场政治惨剧将我从体制内的一位讲师甩到体制外以来,那漫长的二十九年我们是在风雨飘摇中走过来的,感谢她的不离不弃,跟我一起将三个孩子拉扯成人,还使两个儿子读了大学……
   

   今年正月初二那个不堪回首的深夜,我刚刚疲惫不堪地躺下准备休息,小儿子就意外地从医院打来电话:“妈妈不行了!”等我急匆匆赶回医院时,她以她的无声无息与无可奈何告诉我:她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回来了!这位跟我一起走了四十六年的人生伴侣,她那熟悉的音容笑貌,她那美好的身影,从此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每当我想起这一点,过去的一切奋斗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廿九年来年年对回归历史正义的渴望,从此对我个人也变得无关紧要了,我将来即使还有过去一直企盼着的美好日子,也因无人可以共享而淡而无味了!
   

(一)


   
   她永远离开了我以后,我才意识到,我是如此深爱着她,她对我竟是如此的重要。她离世以后的几个月以来,凡是我独处的时候,心里唯有对她的思念。在湖边,在商场,在路上,看到周围那些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与她年龄相仿的女人,都还愉愉快快的活着,唯有她走了,心里总觉得泫然。经常听人说起丧偶以后的寂寞,我当然也寂寞,但更难受的是对她的炽热的爱恋,仿佛回到了四十六年前我与她的恋爱时代,但这是一种人天两隔,永远不可能成功的生死恋,我说不出这是幸福还是痛苦,我在对她的爱恋中煎熬,我明知走出去跟朋友一起能够暂时摆脱这种煎熬,但我又甘于享受这种煎熬。
   
   在她陷入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两个月中,体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负的我曾经不无怨言地叹息:“我前世究竟欠了她多少债?……”她走了以后,我一方面感到体力和精神上都缷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可以喘一口气了,但另一方面,空虚开始不断向我袭来,首先是夜深人静的晚上,忽然寂寞地意识到,那个十几年以来,没有一天不频繁来电,有时甚至接连不断,频繁得使人烦的“孙巧芳短号”(661256),再也不可能来电了!紧接着,我很快就发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谈论我们四十八年来的那些陈年往事了,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议论子女们的长长短短了……
   
   她离世以后的这几个月,我每天晚上独自烧饭时看到那个用了四十多年的铁皮量米罐,遥远的往事就禁不住浮上心头……四十多年前,我们都在临海城西爱国公社长潭村教书,一个在山坡上的中学,一个在山下村口的小学,两夫妻住在长潭小学一间泥墙寝室里,当时还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在这里又生了两个双胞胎儿子……这个量米罐是我一手制作,一罐大米刚好半斤,这是用当时给女儿吃羊奶的马口铁盒子做成的。这个量米罐一直伴随着我们,见证了七十年代的寒冷与饥饿,八十年代的上升与多姿多彩,以及一九八九年以来将近三十年的政治厄运与抗争,奋斗与无奈,希望和失望……如今,量米罐还在,四十多年来和我一起生儿育女使用这个量米罐的她却独自走了……
   
   她虽然一直体质孱弱,不善于操持家务,但她生性柔和,说话温软,善于沟通我和三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们长大以后,交友谈婚,工作变动,总喜欢首先向她吹风,然后再由她告诉我。子女大了,各自有了独立的人格和见解,而我脾气暴躁,处事简单专断,这就难免双方意见相左,甚至动不动就吵嘴,各不相让,而能够居间调停的,只有说话细声软语,不愠不火的她……如今她不在了,我和三个子女之间,再也没有这种心灵上的粘合剂了!
   
   作家张贤亮说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今我的一半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的余生将是怎样的日子?她走后,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悲观和迷茫,没有她的日子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那乐观向上的天性?
   
   在她出殡的前夕,我思前想后,拟就了一副挽联:
   
   四十六年风风雨雨君已先走一步
   二十八载日日夜夜我将独自前行
   
   回顾我与她从相识到相知,终于结为夫妻同甘共苦的四十八年,感到人生无常而命运有常,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切都是缘。缘起缘灭,缘聚缘散,一切都是天意。我在整理自己与她早年的往来书信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副带有自勉和祈求意味的对联,那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刚刚确定:
   
   八百里急流险滩携手并行
   九千个狂风巨浪同舟共济
   1971年8月8日
   
   按照如今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急流险滩”、“狂风巨浪”都是不吉利之语,回顾我们四十六年的夫妻生活,这副对联,可谓是“一语成谶”!
   

(二)


   
   命运之神将本来互不相干的我与她联系在一起,始于1970年,那个令人唏嘘的年代。
   
   1969年10月,在文革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我实在无法继续在学校赖下去了,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自己极不愿意回去的农村老家。我一介书生,戴着一副眼镜回家当农民,首先面临的是谋生问题,好在一回家公社就把我抽调到当时叫“贫宣队”的工作组,驻村从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清阶”结束以后又让我留在公社搞文字宣传,村里按参加农业劳动给我记工分,人家全劳力每天记10个工分,我只能算半劳力每天记6分,还算是给了面子。此时回乡的同龄人都在纷纷结婚,可是我不行,跟一般的回乡青年相比,我家条件特别差,全家十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全劳力,兄弟姐妹八个我当大,我下面是三个连肩的妹妹,接下去是四个年幼的弟弟,连我自己五个兄弟,只有一间半房屋,许多热心人给我介绍过许多对象,但都因为房屋问题,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此时我和我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一年的阴历十二月,也就是1970年年初,我忽然接到临海城关的朋友尹人健的来信,说他父亲要给我介绍对象,女方是他父亲一个同行朋友的女儿,系文革前下乡插队的初中毕业生,年龄与我相同,在乡下教书,据说样子不错,她找对象看重的是才能,只是要求我在结婚后能找个民办教师职业,不会嫌我家没有房子。
   
   同学的信对我来说有如久旱之逢甘霖,我自己就是一个回乡青年,找一个城里的女知青为妻,一直是我的心愿。经与尹人健父母接触,得知她是1964年下放到桃渚区方山公社的,家住台州剧院隔壁,也是家里兄弟姐妹多,她父亲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偏远的海边生活不容易,委托尹人健的父亲为其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人虽然还没有见面,但这些信息似乎给我带来了一些亲近感——1964年,我正是临海一中高二学生,那时候经常到台州剧院看戏,我想,莫非我未来的妻子,就住在当年熟悉的台州剧院隔壁?她下放的桃渚区方山公社也是我耳熟能详的,在我们心中,那是文革前临海城关男女知青下放支农的“圣地”,我们上一两届毕业的校友中,有些人就下放到那边,成为“邢燕子”“董加耕”式的标兵人物,其中就有我所熟悉的文革中“贫总”的战友王正元,他就是一中高中毕业以后,1964年下放到那边的知青。
   
   不久她就放寒假了,从乡下回到了城关家中,这使我们这一对少男少女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第一次上她家是尹人健和高中隔壁班同学龚维湘陪着我同去的,那时候我们三个文革中的落难秀才非常接近。不过这第一次只是匆匆见面,在我心中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我单独去她家,那天上午她在楼上,穿一件蓝色卡叽服,手里在结一件毛衣,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她说话细声细语,言谈之中,她似乎觉得年青人应该老成持重,我看得出,此时她自己就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春节以后,她由她的大妹妹陪同,也去我家玩了一次,同去的还有尹人健,由于我家离城里不远,从邻村更楼的马路上到城里只有24华里,跟其他人一样,她们来回都是步行的,那天她们吃了中饭就回城里了。
   
   经过多次接触,我慢慢知道了她家的具体情况。她家的家境同我家十分类似。她父亲在城关酒烟商店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也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全家兄弟姐妹六个,她跟我同龄,上面是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16岁就独自一人到新疆谋生,她下面也先是两个妹妹,然后是两个年幼的弟弟。加上一个老外婆,全家九口人,除了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工作的哥哥偶尔能寄点钱接济家里,全靠她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糊口。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她父亲原先也是乡下人,年青时从大石老家来到城关给商店做学徒,后来自己经营了一爿南北货店,赚了点钱,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但五十年代搞“公私合营”,父亲经营的小商店被併为集体商业,父亲也成为集体商店的职工,从此日子越过越紧巴。
   
   春节前后的几次见面,使我们彼此慢慢熟悉起来了,两个情窦初开而生活艰难的少男少女,一凑在一起就感到有说不完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晚年。春节以后,她回到桃渚方山公社,到老灯小学教书,我则结束了公社里的工作,进了更楼中学教书,从此我们进入鸿雁传书的两年恋爱时期,彼此靠书信交流感情。
   
   我一直感谢上苍的巧妙安排。清明节那天,我在临海街上邂逅文革中同派的朋友王正元,记得当时跟王正元一起的还有一个也姓王的男知青,他要我带他俩到更楼公社柴埠渡大队讨地蟞虫以便养殖,我曾经在公社工作,熟悉各大队干部,自然有面子为他俩讨地蟞虫,于是和他俩一路步行到下吴大队,把他俩带到了父母家。路上我问王正元,知道不知道孙巧芳?他说孙巧芳正是跟他下放同一个大队的。当时我对她的了解还只是表面上的,对于她的详细情况,自然有一种“探究”心理,比如她的性格怎样?周围的人对她有什么印象?生活作风是否可靠?王正元告诉我,她年龄大概廿三、四岁左右,外貌有点像文革中一个同派的高一女同学——其实她比那个女同学漂亮多了,那个女同学个子高瘦,有点方脸,她却是近乎瓜子脸,身材苗条柔弱,举止富有灵气,不过她好像喜欢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穿着又比较朴素,面色也不够红润,显得缺乏少女的靓丽。王正元还告诉我,她唱歌唱得特别好,经常参加文娱演出,这不禁使我想起文娱宣传队里那些漂亮活泼的女孩……她的性格是否也像她们一样?至于生活作风方面,王正元说,她性格有点孤独,平时不大合群,生活作风肯定没有什么问题。记得我还问过王正元:她为什么年龄那么大了还没找对象?——后来我跟她谈起这句话,她反问我:廿三、四岁年龄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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