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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转变的可能前景”研讨会纪要

编者按:2018年3月,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举行了一次小型的闭门研讨会,会议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上。与会专家学者和活动人士就中国当下的民情、政情和政治转变的条件、可能路径、前景、预备等问题进行了轻松、广泛、深入的意见交流。这里发表的是部分发言与评论摘要。
   
   王天成: 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啊,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政治变化的可能前景。在酝酿会议的过程中间,其实我倒是非常想专门就晓农和清涟新书《中国溃而不崩》做一次研讨会。但是晓农和清涟谦虚,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议题给扩大。这样我们就讨论中国政治转变的可能前景。为什么是“政治转变”而不是“政治转型”?因为说到转型,好像大家就想到民主转型,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晓农和清涟那本书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中国政治转变的前景未必是民主。
   
   我这里先讲几句,主要是给想给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做个广告。研究所的工作呢,概括起来,有研究、出版、教育和促进对话四个主要方面。从去年成立到现在,我们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研究所还设了一个民主学院,到现在有四门课在网上可以选。另外我们有一个“普林斯顿中国沙龙”,是滕彪主持,今天的研讨会也是沙龙活动。今年研究计划的重点,是转型时期的民族关系、统独问题,这可能是转型开始后最具爆炸性破坏性的问题。下面把请滕彪博士主持整个会议。

   
   滕彪:我们的讨论形式介于正式与不正式之间,既不是闲聊天瞎插话,但又不是特别特别正式的那种,大家彼此都非常熟悉,当然福德汉大学的明克胜(Carl Minzer)和在座几位是第一次见面。第一节呢是我来做主持。然后有几节,我邀请李伟东、张博树和程晓农先生等分别做主持。
   
   
   一。政治转型的入径、方向和使命
   
   主旨发言: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前主编)
   
    何清涟(独立经济学者、《现代的陷阱》作者)
   
    程晓农:我今天谈的题目叫做“转型入径和民主化方向”。首先,我想从这次“郭氏推特革命”所出现的奇特的社会现象谈起。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我把它叫做期待变动或者期待变局,特点就是希望极权体系掌权者的倒台。不管掌权者是什么人,是打老虎的或自己是老虎,也不管掌权者倒霉以后中国的前景可能如何,总觉得有变就好。很多人没有兴趣分辨是非、真假,只想宣泄情绪。知识精英对民间舆论的影响力明显衰落,理性思维开始退场,谣言当道。社会上多数人对民主化的认知不但没有提升,反而退化了。如果中国社会沿着这个状态、这种惯性走下去,未来中国的政治演变可能是什么样?
   
    接下来我想谈几点,可能有一些说法和已有的各种看法不一样。第一,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他们的民主化成功了吗?中国人谈民主化多半是谈结局,很少去关注这个过程的变异。苏联、东欧这些国家里,只有中欧四个国家,就是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民主化的目标,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偏了。
   
   第二,民主化的起点在哪里?旧的专制终止的时候,并不是民主制度顺利建立的一个自然的演变。民主化的起点其实取决于专制结束之后,初始阶段选民的投票意向。如果选民的多数支持反民主的政党或者领袖,那民主选举完全可能产生非民主的、反民主的制度,甚至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专制制度。谈中国要民主化,中国的选民他们现在是什么状况,他们可能的选择是什么?
   
   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关于民主化怎么进入。我研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转型,其实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统治者镇压未遂,然后放弃镇压,进入民主化;第二种是统治者选择协商让位,开始圆桌谈判。中国是权贵已经发了财,他们很可能拒绝民主化,原因是民主化会要他的脑袋。那么,这种情况下,想指望统治者镇压未遂而让步,或者指望统治者自动地选择圆桌谈判,两条路可能就走不通。
   
    第四点,暴力革命能产生民主制度吗?刚才谈到,这个圆桌谈判共产党不选择,或者共产党镇压了也不让步,那么就没有办法和平进入民主转型。很多人觉得,中国指望不上天鹅绒革命,希望中国发生暴力革命。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暴力革命从来没有产生过民主制度。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走的都是天鹅绒革命道路,没有一个国家是从暴力革命进入民主转型的。
   
   第五点,公民的价值观特点决定民主化过程是否会变异。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投票意向。如果老权贵复归,那么民主化肯定走上歧途。如果是中产阶层入局为主,转型制度会比较成功,中欧四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第三个可能性是,如果老权贵出局,但是底层代表入局为主,政治经济的稳定性会令人堪忧,因为制度的建设就不得不让位于他们的直接对经济的诉求。
   
   我们离开对现在的中国民众价值观倾向的研究,就没有办法判断中国的将来转型或者政治演变前景。大略来讲,中国的民众和前苏联多数加盟共和国民众的价值观相似,就是在期待政治变局的时候,对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抵御力的,喜欢大锅饭、福利政策。还有一个与东欧和苏联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坐江山的这种红色解释在老百姓当中深入人心。所以,在中国,什么样的政治动员口号最具煽动性,恐怕不见得是平稳转型,不见得是天鹅绒革命,那个对中产阶层有号召力,但底层老百姓很多人想的是财富重分,杀尽贪官。另外,社会道德沦丧,民众对是非优劣的价值判断越来越模糊,连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现在也失去了独立的判断能力。多数民众痛恨专制,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思想专制去打击别人,用专制在反专制,郭文贵(爆料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现状下,怎么样避免选举政治把中国导入歧途,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何清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和使命。第一个问题是,形势分析。人心思变,目标可疑。一个极好的观察窗口就是,最近正在发动一场党内的反习派,也就是维腐派和海外民运形成统一战线的“护国护宪运动”。这个护国护宪呢,提出来就觉得怪,宪法是谁的宪法,国是谁的国。这期间还有人要把(红二代)陈小鲁塑造成一个体制内的反体制英雄,夸大他与体制的矛盾,他的死亡是非正常死亡。海外民运已经不是民运,是呼应中国共产党体制内派系斗争的派系。从五年前薄熙来的事件开始就已经出现这个苗头,当时呢拥薄倒薄,就成为民运的一些人的dance。郭氏推特革命大家都知道啦。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转型的困境。我跟大家认识不同,我认为人的溃败才是中国转型的困境所在。我在(书中)谈了政治上的溃败,经济上的溃败,包括地方治理面临的溃败资金,但是最后他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溃败,因为制度毕竟是由人去执行的。例子很多,只举一个,就是谈从2017年郭氏推特革命以来,我们跟公民社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捐献公民社会。第一条要大家约束自己的贪欲,不要幻想从这个转型中间获利,这条是对前精英的要求。还有一条,在批判旧体制的时候,旧官员的时候,要求大家针对价值观,就是共产党的价值观和政治行为,而不是去针对官员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不要造成公民互揭隐私,安全系统几乎掌握每个公民的隐私,如果要互揭隐私,肯定是异议反对者处于弱势。从郭氏推特革命,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共产党的批判已经基本上不是制度上的、政治行为的批判,而是编造一些私生活,私生子,等等,最后就变成了海外民运互揭丑闻,编造丑闻。,捐献公民社会,这个原则,我看我们中国的知识精英也不了解,民运领袖也不了解,民众更不了解。所以,你们宣一定要宣传这个概念,让大家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将来真的泼粪渣,是要不得的。
   
   第三个问题,谁将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东欧国家转型最成功,是哈维尔这些知识精英主导的。俄罗斯主要是老权贵,把大家带入新社会,最后就到了克格勃,普京回归啊,政治精英主导。在中国,现在精英主导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第一,政府这一块的政治精英。习近平上台以后,倒行逆施挤压社会空间,跟人权有关的NGO,基本上没有了。最近这个护国护宪的体制内精英,其实要的是自己的腐败的权利。那么,经济精英呢,现在应该说人数上全世界富豪第一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附在这个权力身上,把民运视若畏途,王功权捐了200万,最后被整得那么惨。知识精英呢这个问题,可能在座有的人已经看过我的文章,就是讲精英话语系统的瓦解。我其实在很早以前跟我的一些朋友谈过知识精英必将边缘化,他们不信。
   
   最后,大家面临的一些形势。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对民运的挑战。目前是,王天成特别提到了中共派系政治的可利用之处,在他那个《大转型》里面。王军涛今天的发言也是希望和现体制中间的反对派,就是比如郭文贵之类结合,然后寻找资源支撑今后的民主运动。我想今后民运要注意两条,第一就是如何引导民众而不是附从民众。第二呢就是如何利用体制内的派系斗争而不是成为派系斗争的打手。这是最近所谓的护国护宪,提出来的新问题。
   
   评议、讨论
   
   王天成:我先说,因为我被点名啦(笑)。晓农和清涟这个讲话,听了以后是不太容易能够睡好觉的啊。是有一些非常沉重的事情,如果去推特看看,非常不安。语言粗鄙,暴力革命论,民运的问题,启蒙和被启蒙的问题,等等。士林阶层的沦落,儒雅的完全丧失,这是个大问题。但是会不会像晓农和清涟那么悲观,将来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还有待讨论,毕竟我们看到的是一小部分,翻墙出来上推特的人。刚才清涟提到(东欧反对运动)捐献公民社。胡平在推特也讲哈维尔他们当年倡导的一些公民社会规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课题来研究宣传的。能够走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面人很混杂,有的人完全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他本来就是五毛,你把道理讲给他听没有用的。
   
   回到你刚才点我的名的问题。制外和体制内互动,如果把这个主张,贴在我头上,有些人会不服的,发明权在别人。其实,我正好有不同的、批评性的看法。这在国内是个很早的说法,所谓良性互动,等等,90年代就有啦。它的问题不在于是说反对派和体制内的民主改革派之间需要合作,如果有那样一个派别的话。它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注意时机。根本就没到那个时候。第二个问题,没有考虑怎么造成这个时机。其实先不要看他们,你先要发展自己,要有计划、有足够的力量。包括后面的圆桌谈判,如果发生的话,当然对中国未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事。这个谈判,不是说他愿意不愿意的,到了一定阶段,他觉得必须要坐到谈判桌上。只做点呼吁,表示一点善意,是永远发生不了的,除非你自己发展自己,把运动、革命发动起来。我在《大转型》里谈到了政治精英的分裂是民主转型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谈到了这种分裂往往是从外部撕裂的、需要抗争等大的外部事件,还谈到了中共党内政治改革的消亡,我放到下午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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