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中国战略分析
[主页]->[大家]->[中国战略分析]->[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
中国战略分析
·丁毅:中国转型之“民国宪政方案”可行性研究
·欧阳楚荃:防火墙之外:中国的全球信息战略
·构建中国民主转型的高端智力平台 ——《中国战略分析》发刊词
·李凡 :《倒退:析当下中国的“晚期极权主义”》
·黎安友、张博树对话:如何评估近年来中国外交走向?
·乔木:“赵家人”流行的背后
·列宁的中国传人
·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吴祚来 : 《党内有党: 评中共党内的老人党》
·冯建维 :《改革的污名化:中国水务“改革”乱象》
·吴子良: 聚焦南中国海仲裁
·慕容雪村:花开时节醒来
·张小山述介:《中国崛起的终结? 》
·裴敏欣 /王天成 比你所想的更可能: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前景与方式的对话
·张博树:重回丛林时代?——川普上任后世界格局的可能演变
·苏星河:分化的时代
·吴强 通向革命:中国新中产阶级的两种运动
·陈一鸣 述介: “普京主义”的背后
·前苏联人80后迪马谈俄罗斯
·黎安友:中国中产阶级谜题(陈万龙 译)
·郭于华:马克思社会思想再思考
·降英缤纷: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边巴次仁、李伟东 : 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途径---与达赖喇嘛驻北美
·张小山 述介:TPP已死,现在该怎么办
·彭濤: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與威權固化下的中國民主化前景
· 程晓农 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
·欧阳楚荃 述介:续写中国的未来
·邓聿文:平壤的崩溃及北京的了断
·秦晖 关于民族主义:合理的、极端的和假的——以前南斯拉夫内战、大屠杀和
·罗宇:对《如何评估近年来中美外交走向》的不同看法
·周舵 共产主义:理想,还是幻想?
·黄晨:民族主义:现代化的陷阱
·吴子良:中国民族主义对美国校园言论自由的影响:评杨舒平事件
·欧阳楚荃:墙之外:中国的全球信息战略
·何清涟:溃而不崩:对中国前景的一种分析
·张 钢:中国版“门罗主义”与“位移三角”时代
·郑 林:中俄邪恶轴心的形成 ——评2017年7月4日习-普两个联合声明
·夏明 李伟东:“通俄门”面面观
·丁毅:中国转型之“民国宪政方案”可行性研究
·张博树: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 ——兼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霍莉·斯内普等 : 新法之下的中国NGO ( 杨子立 述介)
·王康:血腥烏托邦與紅色帝國的啟示 ——俄國十月革命100週年祭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中国的世界秩序 (徐 伟 译)
·滕 彪: 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 ——郭粉现象的意蕴
·荣剑:朝鲜拥核下的东亚再平衡
·张 杰: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时代
·郑宇硕 王天成:香港对民主的渴望:三周年之后谈“占中运动”
·李伟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国之路
·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 (上)
·矢吹晋 : 此消彼长?中美两国政经走向的若干分析 ( 殷志强 译)
·彭濤:”一帶一路“與中印巴三國關係
·关于中国军力和台湾统独问题的辩论
·邓聿文: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及中国的立场
·石井知章 、 张博树:日本学者如何看中国?
·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
·本刊编辑部:大国关系转换及其对民主的影响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2017年11月4日
·“中国政治转变的可能前景”研讨会纪要
·欧阳楚荃 (述介) : 不战而胜的贸易战
·迈克尔·D·斯温 (徐行健 译 ) : 川普时代的亚洲安全威胁应对
欢迎在此做广告
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下)

提要:本文作者程晓农先生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研究。文章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文章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得出了这一结论。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终将导致制度转型;制度转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乃最佳选择。
   
   
   五、中欧模式:社会重建与老权贵的失落
   

   
   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最成功模式是中欧模式,即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这四个国家的转型经验。它们的转型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同步进行;二,政治、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转型的成功。
   
    1、中欧模式为何得以成功?
   
   如果从政治学或经济学教科书的概念出发来观察,中欧四国的转型过程看上去十分平常,似乎并没有什么“特色”,而且看起来是各走各的道。若从它们的政治制度设计或经济转型措施来看,其实找不出什么共同规律,或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成功秘诀。在经济转型方面,这4个国家当中,有的实行了震荡疗法,有的没有这样做(如匈牙利);捷克在私有化方面步伐很大,波兰则私有化的步幅并不大。在中欧国家,似乎不管是否采用震荡疗法、快速私有化、内部人私有化措施,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转型后的经济制度并没有明显差别。在政治转型方面,中欧四国的共同特点是,共产党放弃统治后政治局面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有序的局面,民主化稳步进展,通过竞争型选举产生国会和总统,基本上未因政治对立而发生街头冲突,政治局势很少波动,更没有倒退。在政治舞台上,一方面出现了原红色政权反对派的大联合阵营;另一方面过去的共产党内部迅速分化出新的政党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最后形成了两种新的政党。第一种是民间原来的反对派力量集结而成的政党,如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匈牙利的民主论坛。这些政党并不见得都必然是自由派或右翼政党。例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属于中间派,不左不右;匈牙利的民主论坛立场偏右翼;而波兰的团结工会则比较偏左翼。第二种新政党是原共产党解散后重新建立的、宣布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政党在竞选中亦曾胜选而执政。它们为了摆脱昔日共产党留下的历史包袱,洗刷过去的“红色污点”,有时往往会选择偏离左翼的政策。此外,一些原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多党合作”的非共政党,如波兰农民党,也参与竞选,并一度执政。中欧国家的议会选举、政党政治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的成功秘诀。
   
   在多党竞争的背景下,中欧各国不但未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反而出现了政党轮替现象,即选民先支持右翼政党,然后改为支持左翼政党,之后再转而支持右翼政党。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现象表明,选民希望尝试不同政党的政策主张;但在中欧国家政党轮替并未阻断经济转型过程,也未造成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化。当然,它们的政治转型中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政治领导人比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但对坚持三权分立制度的运作往往经验不足,或有意无意地用政治影响力干预司法和行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欧四国,官员或政治家的贪污腐化并未成为普遍现象;民主化过程中崛起的新精英受到很强的社会约束,不敢大范围和大规模地贪污腐败,这是中欧国家可以夸耀的地方。
   
   这四个国家的成功转型绝非偶然,而中欧模式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是迄今为止被世界上绝大多数观察家们所忽视的,即政治、经济、社会三重转型的同步推进,而价值观和道德层面的社会重建对校正政治、经济转型中可能发生的偏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中欧国家社会转型的三项诉求:自我忏悔、灵魂净化、牺牲个人利益
   
   转型国家都面临社会重建的任务,要清理共产党统治留下的精神遗产,重新形成一套与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共产党政权下台以后这几个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思想开明的原共产党官员组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重建口号,即“自我忏悔”、“灵魂净化”和“牺牲”。这三个口号不仅仅针对前共产党官员或党员,而是面向全社会成员。这几个口号提出来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相当广泛的支持;但这些口号的落实只靠民众的自发响应,而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强制。[1]
   
   所谓“自我忏悔”是指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曾配合共产党维持它的统治,连个人的沉默也属于默默的支持,在转型时期每个人要通过内心的反思和反省,认识到共产党统治的错误何在以及把这些错误从自己的思维中一点点排除的必要性。比如,国营企业工人如果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福利是制度优越性等等说教,就需要忏悔。“净化”指的是,忏悔后人们要把思维中共产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逐渐清除出去,达到灵魂的净化。这是个人的思考过程,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而是各自省悟,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牺牲”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转型期的行为选择,为了终结共产党体制,个人有必要作出一些牺牲;与此同时,不应当在经济转型中维护自己共产党时代的既得利益。
   
   这三个口号的实施主要由异议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号召,依靠社会共识而产生效果。于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出现了深刻变化;同时,在社会重建的氛围里,原来的国营企业工人很少提出保护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诉求,原来的红色精英不得不作出一些个人的牺牲,比如提前退休。转型时期主流社会舆论的基调之一是“牺牲”,而非“一切向钱看”,社会各阶层都不热衷于从改革中捞好处,重建民主社会和自由经济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中欧国家之所以能推行这三个口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红色政权都是苏联占领军在二战后培植起来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共产党统治、傀儡政府和外国殖民统治几乎划上了等号,而清除共产党的影响与民族独立、国家独立直接挂钩;谁如果反对“净化”、“忏悔”,就意味着他站在苏联的傀儡政权的立场上,会遭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唾弃。因此一些由原共产党成员组成的新政党也坚决支持社会重建,谁反对社会重建,谁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孤立。
   
   3、谁成为转型期的精英?
   
   在转型国家谁可能成为转型期的精英?大致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社会转型成功,转型期的精英中旧面孔较少,新生代比例很大;如果社会转型不成功,在转型期间往往是老的红色权贵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精英。在所有转型国家当中只有中欧四国呈现前一种结果;而所有其它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为后一种情况。
   
   在共产党国家研究当中,谈到“党国精英”时经常使用一个源自俄语的专用词nomenklatura,其俄文原意是“归属共产党组织部门管理的、有希望受到提拔重用的干部”,是苏共组织部的专用词汇。中国人不难理解它的意思,在中国的党政机关里nomenklatura与没有多少升迁机会的普通文员之间前途和地位也天差地别,前者通归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后者则归人事部门管理。“党国精英”是否在转型期间复归,如果只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逻辑出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换言之,民主化和市场化既可能造成老权贵复归,也可能导致老权贵出局。而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决定着“党国精英”们在转型期间的命运。美国社会学家伊万·撒列尼(Ivan Szelenyi)1970年代开始研究东欧国家改革时期精英的构成变化,他提出了精英再生产理论(笔者将它形象地称为“老权贵复归”)和精英循环理论(笔者称之为“老权贵失落”)。这两个理论刻画出精英构成变化的趋势,但并未有效清晰地解释,同样是推行民主化和市场化,为什么有些国家出现了“老权贵复归”,而有的国家则发生了“老权贵失落”?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可以解释转型国家精英构成的变化规律,是社会转型形塑了政治和经济转型,进而确定了老权贵的命运。
   
   中欧四国的社会转型比较成功,但在那里并未出现刻意整肃“老权贵”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浪潮。中欧国家在转型期内左翼和右翼政党曾轮替执政,也就是说,反对“老权贵”的右翼政党和可能同情“老权贵”或与“老权贵”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左翼政党都先后当选、执政。“老权贵”的沦落,主要是他们的社会形象一落千丈的自然结果。许多“老权贵”在转型期间无法再保留原来的社会地位,他们要么选择降职,要么选择提前退休(1993年匈牙利33%的“党国精英”退休了,而在波兰这一比例是27%);与此同时,新的精英当中来自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匈牙利的新政治精英,尤其是首届民主政府的成员,大多数是人文知识分子;而在转型期仍然得到机会的老的“党国精英”则主要由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组成。[2]
   
   在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中,由于社会重建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象在中国那样成为红色权贵的“盘中餐”,也不象在俄国那样成为国企经理和员工的既得利益保卫战,而是成为中欧四国特有的恢复后共产党时代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键举措。社会重建运动大大削弱了国企工人群体和企业管理者在私有化过程中捍卫自己既得利益的话语权,使他们难易为自己的利益而插手运作,结果中欧国家的私有化过程较少出现“内部人操纵”或经理层贪腐问题。[3]无论是经理还是工人,都不能直接从私有化当中受益。
   
   中欧模式并无深奥神秘之处,但在俄国和中国却没有仿效之可能。
   
   
   六、俄国模式:走不完的转型路
   
   
   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俄国走上转型道路之时,没有人想到,20年后俄国居然又朝着原点回归。通过修改宪法以及连任、替任等种种花样,前克格勃官员普金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终身总统。俄国确实踏上了民主化道路;可是,20多年之后今天的俄国好像离现代民主制度越来越远,而离个人威权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俄国的政治转型失败了吗?可以说,没失败,因为普金仍然保留着国会、行政当局和司法机构三权分立的制度形式。但俄国能算是民主国家吗?世界上哪有一人独裁的民主制度,但普金确实总得到多数选民的选票。与中欧模式相比,俄国的转型显然问题丛生,前途莫测。这一节主要讨论,为什么俄国的转型如此曲折艰难,它的扭曲道路留下了什么启示。
   
    1、为什么俄国逃避社会重建?
   
   俄罗斯民众在共产党下台之前曾强烈支持民主化,但他们同样强烈地反对社会重建。恰恰是因为俄罗斯社会拒绝社会转型,如今俄国的政治制度开始倒退,有的俄国民众为此欢呼,有的则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苏联解体之前,虽然民众和大多数苏共党员已能明辨政治制度上的是与非,知道民主制度优于专制腐败的制度,但他们并没有中欧国家民众那样的全面否定红色历史的精神准备。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以及民众的大多数把苏联制度的失败推给了被取缔的苏共,但却回避中欧国家那样的个人忏悔和灵魂净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欧国家的社会重建是把红色历史、红色文化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象征而清除的,清除共产党统治的遗毒就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在俄国,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必然牵涉到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否定,甚至牵涉到对长辈、前辈社会声望的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在红色革命摇篮国俄国尤其如此,因为太多的家庭与共产党革命有扯不断的联系。[4]虽然理智上俄罗斯大部分老百姓要共产党下台,但情感上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清理共产党的精神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在共产党革命的摇篮国,清理共产党的精神遗产不是一个单纯地明确是非判断的问题;即便是非已经明确,很多社会成员仍然拒绝从心理上、情感上否定红色历史和红色精神遗产,结果社会重建就面临重重障碍。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