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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談文革

高華(1954-2011)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被公認為不可多得的揭露毛登上中共魁首寶座之秘的傳世之作。然而,這位享有“當代中國歷史研究領域最傑出的學者”美譽的南京大學教授兼博導,身患癌症時校方竟要求對其少用藥且不得用進口藥以致英年早逝,儘管如此,他從根本上說充滿毛情結,似乎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實際上事非偶然,堪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之一例。

   其父高啟發,出身貧寒,1946年加入中共并潛入國民黨警特系統,出生入死,為南京解放立下汗馬功勞。但易幟後受到“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指示)的對待。先是被定性為特務,繼而於1958年被打成右派。(殷毅:《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沈》)

   近日看到高華演講的視頻,題為《毛何以發動文革》,是2006年4月7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講的。他嚴格按照史實梳理毛劉及毛周,毛林,毛鄧等的相互關係,大體上1949年“建國”之前雖然給毛以“最後決定之權”,但還屬於戰友;毛坐上中南海金鑾殿之後,則彼此是君臣。

   這裡面對於1943年3月由劉少奇倡議給毛之決定權應作分析。所謂“最後決定權”是一種工作制度,當時中央政治局由毛劉任(任弼時)三人組成,毛任主席并享“最後決定權”的規定,不是如高所說“對一切事情”均可由毛一錘定音。更需明確的是,此工作制度并沒有在七大上傳承下去,而是隨著新的領導機構的建立而失效,七大後黨中央實行的是集體領導(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民主決策。遺憾的是進北京後劉周朱任自動讓步,毛登上九五之尊高位。高華沒有澄清此種變化之由來,說“不要責怪毛”。莫非其潛意識中認可毛乃真龍天子?

   在將近兩小時的演講中,高一直稱毛為偉大領袖,口口聲聲“毛主席”,“老人家”,尊崇之意溢於言表。他還以一個歷史學者應與其研究對象保持距離為藉口,在答覆聽眾追問時稱“很難說喜歡或者不喜歡”毛,從而回避個人感情之好惡傾向。這種“無傾向”實際上就是一種傾向。對於毛發動文革如何評價,他說李銳曾指毛“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他則只求搞清歷史事實,同意中共指文革是一場浩劫的說法,但不作價值判斷。

   其實,上述談毛的功罪那三句話,是中共元老陳雲的原話,其精神得到出席1981年6月27-29日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四千名高幹贊成,體現於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鄧小平雖然投鼠忌器,不敢點名提毛,也沒有反駁陳雲的話。高華卻擺出一副學者的超然姿態,變相給毛洗刷,實在令人失望之至。

   其演講中不乏為毛塗脂抹粉的話語。例如,他肯定毛要利用文革整那些壞幹部“主觀願望是好的”;引述毛分析幹部變壞的三種原因,即:一,出身於地富家庭,是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二,屬於好人蛻化變質;三,脫離勞動,脫離群眾。據此他認為毛要求幹部參加(體力)勞動是改造他們的一條“光明大道”。此處且不說中共幹部的“壞”根源在於獨裁體制,只說那種片面肯定體力勞動,否定腦力勞動包括規劃管理的功能,根本無助於縮小和消滅三大差別,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倒退。

   筆者當年以右派大學生身分發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勞動時,有的河南來的農民出身的支邊青年職工認為,幹部既要“幹”,又要“部”。前者指拿鋤頭幹活,後者指耍筆桿寫寫畫畫或田間指揮檢查督促。應該說這種看法不無某種道理。文革時“學大寨”,規定公社幹部每年參加田間勞動100天,大隊幹部200天,小隊幹部300天。即所謂一二三制度。陳永貴作為大隊支部書記,要“幹”200天。實際上,農村幹部普遍做不到。

   高華又認同毛自稱1964年之後“大權旁落”。不過,實情是文革開始階段的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陶鑄插話說毛“大權旁落”,毛則回應道他是有意大權旁落的,真不知毛的話哪句真哪句假!

   高華講了劉60年11月訪蘇時的一件軼事:他在明斯克(應為莫斯科,高記憶有誤)一次歡迎大會上回憶1921年5月留蘇的艱苦歷程說,途中包括在海上和陸路走了兩個月,好不容易於7月9日抵達莫斯科,隨即在剛組建的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年,收獲良多。語畢全場20萬人起立向他致意,使之深受感動。當場他忘形地振臂高呼“赫魯曉夫同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萬歲!”。由此令他產生情意結,不可能像毛那樣理直氣壯地反修。

   高華認為,劉時刻想的和做的是緊跟毛的步子,不敢稍有違忤。在毛提出退居二線後,他名義上在一線主持工作,實際上許多事情都不能作主。比如1961年2月27日,即中共定調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餓殍遍野之際,赫魯曉夫致函毛,提出以貸款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50萬噸古巴糖,并表示10億盧布的貿易逆差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筆者覺得此舉無異於雪中送炭,理應接受其好意。但劉周鄧自知此事非同小可,三人專程飛廣州向毛請示,結果毛拍板不要糧食,只接受古巴糖。讀者不難想到,那100萬噸天上掉下來的糧食,本來可以救助多少掙扎於死亡線上的嗷嗷待哺的飢民啊!

   高華追述道,儘管毛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起就不滿劉,卻隱而不發。1965年他準備文革這場“偉大的鬥爭”倒劉,還依照其習慣先搞一套“理論”,做到“師出有名”。此前1963年他要求全國學習解放軍,其中一項措施是所有企業設政治部,由他認定一直高度可靠的軍隊之復員轉業軍人供職其內,專事搞“人學”/“人群學”,即對人群分左中右,再分左中右。

   與此同時,他繼續向劉施放煙幕彈。1966年6月10日,他在杭州跟胡志明談話說彭真很壞,我的話他不聽,劉的話他也不聽。言下之意彷彿他“剝筍子”就到彭羅陸楊為止。劉懵然毫無覺察,7月接見民主黨派負責人通報彭羅四人問題時,依樣學舌曰彭很壞,毛主席的話他不聽,我的話他也不聽。他如此將毛劉並列,實屬犯了大忌。

   高華又說,劉之鸚鵡學舌非此一端。而且往往加碼。1964年毛揚言政權“三分之一不在我們手上”,并沒說那是什麼性質。劉卻發揮指之為“反革命兩面政權”,“不止三分之一”。

   劉1958年曾提出建立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前者分為正式職工和臨時工,合同工。後者包括全日制高初中和半工半讀,半農半讀高初中。這些標新立異的提法和想法都招致毛的猜疑。

   高華總結毛對劉之不滿,源自:

   一, 劉不聽話,另搞一套。這位“劉克思”不想想,在中國理論家只有一個,唯一的,是毛。康生就很識趣,“康老”延安時期就號稱黨內理論權威,但1949年之後從未發表過一篇文章,以免搶毛的風頭。

   二, 劉犯領導層內的潛規則,離經叛道。1962年劉將其20年前發表的《人為甚麼犯錯誤》下發,殊不知這樣的大題目是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才有資格論述的。尤有甚者,1964年夏天,他帶著王光美巡行14個省市演講,他講兩種勞動/教育制度,王講桃園經驗,最後抵達昆明,毗鄰的貴州省一大批幹部前往聆聽。如此聲勢為建國後絕無僅有。儘管毛此前於1962年放江青出來亮相。也只是陪同她看了幾場革命京劇而已。

   三, 劉禍從口出。1964年8月1日,劉召集中共副部長以上一干大員訓話。他效法斯大林在台上來回走,並且脫稿即興侃侃而談,說什麼“調查會過時了”,“不蹲點不能做中央委員”,“誰不下去(鄉),就趕(他)下去”。這番話可是大大的不妥!須知,到基層開調查會是毛主張的,毛從未下去蹲點,卻曾一再要求手下要員下去蹲點而不果。不料這回劉發話後150萬各級幹部紛紛下農村蹲點。空軍司令吳法憲去了江都,葉群去了太倉。毛深受震動,對劉疑忌倍增。

   但毛依然不動聲色,甚至裝出病入膏肓的樣子痲痹對手。1964年他有次在中南海臥榻上接見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地說:我馬上要嚥氣了,已經接到馬克思的通知,半個肩膀麻木。契當晚遂急電莫斯科報告毛健康惡化。可是1966年7月16日,他突然在武漢暢游長江近兩個小時。紀錄片中可見其神彩奕奕,紅光滿面。此後不過20日,劉少奇即被“炮打”靠邊。他也決心撇開各級黨委,建立直接與人民對話的管道。

   高華分析毛何以能夠輕易打倒劉少奇,皆因:

   “毛就是黨”深入人心;

   宣傳部門從1949年起全力頌毛,毛本人親自掌控意識形態,完全佔領了陣地。他曾說蘇聯變修是因為見過列寧的人太少,所以他接見1000多萬紅衛兵。而劉在1966年6月派工作組到學校時曾指示高中學生也可打右派,但要報北京新市委。毛返京後制止劉的做法,學生覺得是毛解救了他們,不由得感激涕零

   劉搞“平等”,在60年代初照顧17級以上幹部,每月額外供應食油,糖豆等。但“小惠未遍”,反而引起民眾不滿,認為毛跟百姓一樣吃苦,真正代表人民。

   毛牢牢掌握實際權力,除軍隊外,公安通過謝富治掌管。劉以及周則被摒於軍委之外。

   劉身處多種矛盾中心。他重用北方局幹部;行事好走偏鋒,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極端;性格嚴肅,不像毛周待人具親和性。據劉50年代初一位老司機說,給他開車一年沒跟他說過話。這可能是劉早年搞地下工作的習慣。另據1943年以國軍少將軍階,軍令部聯絡參謀的名義駐延安的徐復觀回憶,毛曾建議徐訪問劉,徐依言前往覺得劉無特點,遠不及毛。

   事實上文革前劉僅在電影《燎原》中,以安源工人領袖雷煥覺的形象出現(糅合了李立三事跡),給人印象不深。此外就是他和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紀錄片。他比較廣為人知的還有鼓吹“馴服工具論”。

   高華說:概而言之,劉少奇被打倒民眾只是吃驚,並不難過。相比之下,毛發動文革具有幹部和群眾基礎。他當面對劉說“我伸出一個小指頭就能打倒你”,這句話雖然不算共產黨人的常用語言,卻符合組織程序。因為1965年起,下面的報告抬頭便是:“毛主席,黨中央”,毛擁有無限權力!

   請注意,高華對上述毛赤裸裸恫嚇劉的狂妄話語不作任何批判,只不痛不癢地稱之為“不算共產黨人的常用語言”,這不是為暴君張目嗎?試問,若劉的子女如劉源聽了會作何感想?高在演講後的答問環節自稱“盡量限制主觀性”,以免引起研究對象的子女不快,他限制了嗎?

   聽眾有提問為何毛共特別忌恨知識份子,高華答曰那是共產國際的傳統,列寧就曾斥知識份子為“資產階級豬狗們”,儘管他答應讓一部分沙俄藝術家移居德法義大利等國。而毛雖曾指出打下江山後建設需要大量知識份子,批評那些工農出身的老幹部對知識份子不夠尊重,但又極力安撫這些目不識丁的大老粗說,“忠誠更重要”。

   總之,高華演講中披露的若干細節筆者是首次聽到,他對毛和文革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值得探討。可是,斯人已逝,再也無法知悉他會如何辯解了。惜哉!

   201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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