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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悲剧到天国

谢选骏:从悲剧到天国
   
   如果局限于现实人生,生老病死,注定是悲剧,这是希腊悲剧的观察,也是佛教的着眼点。但是如果增加了神秘世界的维度,则有可能实现“从悲剧到天国”的飞跃——这是希腊悲剧无法理解的,也是原始佛教没有看到的。
   
   谈论悲剧不从希腊悲剧悲剧谈起,则无法透彻说通;正是因为希腊悲剧看到了人生绝望和绝境,基督天国给出的永恒的希望和出路,才会受到普世的认同和接纳。

   
   《略谈基督教与悲剧的关系(2014-09-02 孤独的老愤青)报道:
   
   关于基督教与悲剧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种断言基督教缺乏悲剧性,而另一种认为基督教不仅本身具有悲剧性,而且对西方悲剧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同一问题出现完全相反的观念,究其原因在于混淆了宗教与神学的区别,没有看到基督教的内在差异性。基督教既有宗教体验的成分,也有宗教实践理性化的成分。如果将基督教理解为一种宗教体验的话,它就具有悲剧性。如果将基督教理解为宗教实践的理性化的话,它就不是一种神学的图式化。
   
   关于悲剧的定义林林种种,但它的几个基本要素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一是悲剧主人公认同和追求某种价值,这种价值是相对的。但却被悲剧主人公当作终极依峙。二是悲剧主人公在追求其认同的价值的过程中,遭遇到了阻力。三是悲剧主人公穷尽一切努力,但最终仍然以失败而告终。四是悲剧主人公的努力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并非是无意义的。五是悲剧是一种艺术,是经过想象加工的产物。如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所说:“现实生活中没有悲剧。悲剧是艺术品,因而它是用来提供娱乐的。事件本身并不具有悲剧性,它们可能是灾难性的、令人震惊的、可怜的或是恐怖的,但不经过想象力的加工则不具有悲剧性。”
   
   一、西方文学一方面拥有深厚的悲剧美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具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传统,那么基督教与悲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学术界,关于基督教与悲剧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悲剧的目的在于展示人类生存的困境,而宗教——基督教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一种突围路径。既然它已经提供了突围的路径,所以就不存在悲剧性。基于这种思考,这一观念断言基督教缺乏悲剧性。海伦·加德纳就说:“许多悲剧评论家已经断言,有些人还仍然这样断言:关于人及其命运的悲剧式的解释与基督教的解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且还有人怀疑,‘悲剧处于启示宗教的庇护之下,并为启示宗教所阐明,这究竟是不是可能的’。”
   
   卡尔·雅斯贝尔斯就是海伦·加德纳所说的这些否定和怀疑基督教具有悲剧感的人之一,他认为“基督教的拯救恰好与悲剧知识相反。被拯救的机会残损了身陷困境无以逃遁的悲剧感。所以不存在真正的基督教悲剧”。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罪恶在基督教中变成了一种“快乐的过错”,因为它是为耶稣的拯救而出现的。这种被救赎的福祉和仁慈照耀着罪恶,自然不会带来黑暗的恐惧感。同时,因为救赎来自于天恩,缺乏对悲剧性的抗拒与超越,所以不具有悲剧精神。朱光潜先生也认为“一个人走向宗教也就离开了悲剧”,因为基督教“强调世界的道德秩序,原罪和最后审判,人对神的服从和人在神面前的卑鄙渺小”,而悲剧“表现人与命运的搏斗,常常在我们眼前生动地揭示无可解释的邪恶和不该遭受的苦难,”所以他断言基督教“与悲剧精神是完全敌对的”。
   
   但另外一种观念认为,基督教不仅本身具有悲剧性,而且对悲剧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海伦·加德纳就认为悲剧诗人的灵感,“来自于人类有能力理解历史经验之世界的信心,这和试图通过假说和实验来发现物质世界规律的精神是一致的。诗人的假说就是支配着他的时代的想象力的宗教观念。”乔治·桑塔耶纳也认为宗教观念为悲剧诗人提供了价值关怀和想象灵感。
   
   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呢?老愤青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于混淆了宗教与神学的区别,没有看到基督教的内在差异性。基督教既有宗教体验的成分,也有宗教实践理性化的成分。如果将它理解为一种宗教体验的话,它就具有悲剧性。如果只看到了基督教中的理性化成分的话,它就不具有悲剧性。海伦·加德纳在讨论希腊悲剧的宗教意义时,一再告诫人们,一定要区别宗教体验和宗教实践的理性化,“决不能混淆宗教与神学,因为这种要命的混淆将扰乱关于基督教欧洲的悲剧的讨论。”
   
   毫无疑问,基督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宗教信仰。所谓信仰,按权威的工具书《辞海》上的解释,它是“指人们对某种思想、学说、主义的信服或尊崇,并用以作为精神的寄托和行动的指南。信仰在心理上表现为对某一事物的向往、追求与倾慕,在行动上往往表现为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去解释和改造客观世界”。应该说,这种解释是笼统的,因为它没有对信仰的对象进行具体分析。信仰是一种相信,但却不是一般的相信,而是特别地相信。这个“特别”就在于:不仅此相信是当事人努力建立起来的,而且还被当事人当作在世的基本依凭。信仰有种种,可根据所信仰对象的不同而把信仰分为两类:经验信仰与超验信仰。如果信仰的对象是知识、情感、伦理道德、思想、学说、主义,或者如丹尼尔·贝尔所说“靠了技术的营养和革命的催生、通过历史(进步、理性与科学)来实现”的世俗理想,以及将思想当成宗教的世俗教义等源于通过人的活动所确立的一些世俗价值规定,并将它们当作最高的追求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经验信仰。因为它们或趋于实用,根据主观、偶然的目的去信仰某一种东西;或趋于教条,通过逻辑的推理与判断来寻找绝对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或趋于伦理道德,将信仰与世俗有限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这种经验信仰,要么将肉身神化,要么将人物化或异化。如果信仰的对象不是源于人的活动,而是源于人的活动之外的他性启示,而且在它的启示下,达成对人性的超越、圆满与提升的话,它就是超验信仰。
   
   但事实上,当具体涉及到某种信仰,或某个人的信仰时,又很难绝对将它们区别开来。一般而言,经验信仰是形而下的,而超验信仰是形而上的。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易·系辞》的定义是:“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所谓“道”,应该是超验的、抽象的、永恒的、无限的、无形的;所谓“器”,应该是经验的、具体的、有时间性的、有限的、有形的。但形而上与形而下又不是绝然分离,泾渭分明的。往往有形中包含着无形,有限中孕育着无限,抽象来源于具体,经验可以上升到超验。
   
   宗教既包括超越人的活动的超验成分又包括源于人的活动的经验成分,如果我们仿效克尔凯戈尔对宗教的理解的话,可以将宗教分为宗教A和宗教B。宗教A是指停留在世俗、伦理层面上的宗教教义、仪式等,或者说以神的名义所进行的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建构。它不具有生存价值论意义,只是与世俗有限的存在联系在一切的一种人的活动。宗教B是指能够启示人性超越有限性的神圣存在。它是超验的,它的超验性表现为上帝不仅仅是人的理性的化身,还是一种爱的启示。它不仅关注人的现实境遇与道德境遇,而且关注人存在的根本。
   
   按理说,基督教应该是一种超验信仰,因为它所信的对象是外在于现世的。的确,基督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启示性的超验信仰。如果将原罪看作是人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是人的有限性的体现的话,人仅仅凭借人的活动就不能获得拯救,而必须依赖具有启示性的上帝来拯救。启示性上帝的拯救并不是说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得到拯救。信仰上帝是必要条件,但还要懂得上帝的启示。在上帝的启示下,消除原罪,获得拯救。上帝对人最大的启示是爱,具有启示性的上帝信仰将爱看作是神性之源,是上帝的第一属性。通过爱,达到对人性的超越、圆满与升华,从而得到拯救。这样的话,基督教就是一种超验信仰。因为它不仅关注人的现实境遇与道德境遇,而且关注人存在的根本,是启示人性超越有限性的神圣存在。事实上,基督教中的“罪”,并不仅仅只是情欲放纵的意思,更是人的本质规定。所以,基督教的本质是一种启示性的超验信仰。
   
   但事实上,对基督教的原罪观与救赎观的不同理解,可以导致基督教信仰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如果将原罪理解为情欲的放纵的话,那么救赎就与理性的一个层面——人的自由意志中与情欲对立的一面——联系在一起了。从小而言,信仰上帝就是遵循上帝与人立的“约”——“旧约”和“新约”;从大而言,信仰上帝就是遵循上帝的“道”——宇宙法则与道德法则。这样,基督教就成了一种生存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建构,就属于经验信仰的范畴。或者说,基督教就变成了神学,属于宗教A的范畴。所谓神学,用海伦·加德纳的解释,其宗旨“在于努力为这些矛盾找出某种理性的答案,从而使人们关于神的各种互相矛盾的理解,及其关于那些无法理解透彻而只能理解其局部的东西的认识得以协调一致”。简单地说,就是把信仰工具化。由于救赎已经预定,导致故事的选择及其解释也已经确定,所以“它们完全是非悲剧性的”。比如基督教圣体戏剧就是非悲剧性的,因为它阐明了一个首尾依一致的综合思想体系以及关于神圣事物的学问。
   如果将宗教实践理性化,也就是说将上帝的救赎完全理解为上帝的预定和人的被动承接,那么就会像雅斯贝尔斯和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基督教与悲剧无缘。天主教就是这样理解的,天主教认为,人是按上帝的旨意在生活,人自身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和决定的。在天主教看来,作为上帝之子的耶稣,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用生命拯救人类,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的死,是一种宗教意义的完成,是复活,是进行审判的神圣使命的推进。耶稣的死,一方面是悲惨的,另一方面是荣耀与光彩的。它带给我们的不是毁灭感,而是救赎感。因此,对于天主教而言,耶稣之死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天主教看来,救赎是预定的,救赎在前,而牺牲在后。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每一个人都赋有理性,并且是依靠理性的启发,他的行动才被导向所趋的目的”。他还指出:“人类的每一种行动,无论是好是坏,只要是由理性产生的,在上帝面前就是值得称赞的或谴责的。”托马斯的基督教神学体系,表面上强调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使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在基督教神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避免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瓦解,重振了天主教信仰。但它只是标志着中世纪盲目信仰时代的结束,并没有彻底消除天主教神学的危机,因为它只是将人的理性限制在神的理性中。这样的话,人的意志的选择不仅范围十分有限,而且是上帝事先安排的。如沃尔夫所说:“基督教(其实应该是指天主教——引者注)通常总是把理性的范围限制在它的几条信经或教父的专横界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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