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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钢:中国版“门罗主义”与“位移三角”时代

(一)
   
   在刚刚过去的中美元首的会晤中,习近平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係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係搞坏。”这是在中美关係走向的关键时刻,中国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就在中美高峰会谈前一周,今年4月1号《开放网》发表了中国国防大学辛子陵先生文章《习近平主张联美走欧盟道路》。文章引述习在对中国历史教训的总结时说:“反美战略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党内有不少同志总认为搞好跟美国的关係,是对美国的屈从,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卖国。这是站在狭隘的小集团立场上形成的思维。毛泽东时代这样的思维很普遍,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代,这样的思维就行不通了。邓小平显然是主张跟美国改善关係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几乎可以说就是跟美国关係改善的几十年。看看这几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吧。显而易见,改善跟美国的关係,事实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关係,就是改善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为中华民族、广大人民创造获取巨大利益的机会。”

   
   这段话虽然未经官方证实,但显然和中美元首会谈时习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习的讲话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严肃思考后,对中国国际战略方向的一次根本性扭转。这是中国对世界公开释放的一个重大信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对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
   
   无可否认,21世纪,中国、美国、俄国,在全球政治和全球经济版图中,都称得上是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大国力量,他们之间的任何举措,都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
   
   1949年以来,由于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属,中国长期与前苏联结盟,直至上世纪60年代中苏彻底分裂。70年代中美握手言和,80年代中美加强交往,客观上营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与和平保障。随着90年代前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原意识形态有所强化,并和前苏共体系的俄国恢复了“结伴不结盟”关係,以对抗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冲突与挑战。
   
   美国外交关係协会美国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Robert D. Blackwill) 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艾什利· 特裡斯 (Ashley J. Tellis) 在一份题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特别报告中表示,中国现在而且将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有鑑于此,美国早有必要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作出更加连贯的反应,因为美国将中国“融入”自由化国际秩序的努力对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带来了新的威胁,而且可能对美国在全球的实力造成重大挑战。
   
   随着美国实施“重返太平洋”和未完成部署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中美贸易纠纷与冲突的日益加剧,中国周边国家对领土主权的争执与多方经贸变数,都迫使中美两国领导人确实感到应该坐下来,重新沟通与思考,“重新定位与设计,更加明确整体双边关係的发展”。
   
   这次中美元首会谈,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确立了中美两个大国关係的运行方向。其成效恰如美国总统在推特所言“太棒了!”它给中美两国关係良好互动,开了一个全新的好头。
   
   (二)
   
   其实,中国的原意识形态,在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目前的状态,除坚持没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领导”之外,仅剩下意识形态的“壳运行”惯性。对共产党建政前的革命者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建政后,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共产党员)都知道“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口号,连邓小平都说,谁能讲清“什麽是社会主义”?他对意识形态主张“不争论”,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对抗,已不具过往的鲜明色彩,并且已不成为中美对立的意识形态屏障。
   
   从字面上讲,美国的立国宗旨与中共的建党“初心”并无二致,美国坚持的普世价值,与中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无不同;因此,历史上因意识形态而採取的阵营对立与政治分野,现在已经完全不影响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和国际事务上的牵手与合作。
   
   应该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国家,在它不长的历史当中,它在全球能力所到之处,引领世界践行人类的良知,鲜明高举反恶的“五面大旗”(反对奴隶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极权共产主义”,反对恐怖主义)。除了第四条以外,这些不恰恰是中国一贯所坚持的主张吗?美国文明与中国文明在此取得了一致。
   
   在世人眼裡,美国是当今世界的“老大”,在国际事务中处处遭遇“美国霸权”,儘管如此,坚持普世价值却始终是美国坚守的一条基线。由于这条基线,美国率先将“庚子赔款”退返中国;由于这条基线,它曾无私援助中国抗日,主导收回中国曾经割日的领土;由于这条基线,1969年在中美无外交关係时,美国将苏联欲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威胁”的重要情报告知中国,并坚决地阻止了前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由于这条基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它怀揣愿景,引领中国在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不大,但经济体制的变革可说是天翻地覆,旧有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倾覆,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模式正在逐渐成型,这其中虽有反复,但大势已不可逆。面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与经济格局,中国的国际政治需求与经济需求,正在继续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思维与国际行为。
   
   因此,中国和美国建立新型的大国关係,中国和美国的相互合作与共赢,对两国各自而言,不但有着现实的需求,也有着可行的基础。
   
   应该承认,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不但受其传统的影响,更受其环境条件的制约与影响。同样,一个国家的行为模式,不但受传统影响,也必定因环境条件制约与影响而改变。在当今世界格局与潮流的环境下,中美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不但可以互为影响和改变对方,也最终会影响和改变自身。
   
   (三)
   
   在中美关係中,对各自来说,国家利益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无可非议。凡涉及国家利益,矛盾的摩擦与冲突必不可免,关键是如何解决摩擦与冲突。在美国众多智库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中,我注意到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卡本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观点。他认为:华盛顿应考虑承认中国版的“门罗主义”。
   
   大家知道,19世纪90年代,英国採取承认美国是区域的主导强权,接受华盛顿的政策偏好。从而结束了英美两国数十年间针对各种议题争端,为后来紧密结盟关係奠定基础。
   
   卡本特建议,美国政府是否可借鉴当时英国态度,做出类似让步,创造出与中国建立新形态、较不具争议性的关係基础,同时仍可保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利益。
   
   当然,当时的英美政体、市场经济体系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和同质性,现今的中美政体与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于当时的英美,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意识形态防范和制度对垒,实现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很难一蹴而就。
   
   在上世纪中叶中美关係长期隔绝之后,自1970年代始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採取了“交往(engagement)”政策;后在上两届政府中,开始转移为潜在的“围堵(containment)”政策。事实证明,“围堵”政策是不成功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与经济影响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在地区事务乃至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升级是必然的,任何力量都是难以“围堵”的。对此,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应有清醒的“理智认知”。这需要有一个从“不习惯”、“不适应”到“习惯”与“适应”的过程。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4月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中美能否走出‘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他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对美国的威胁,这种威胁类似于当年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以及雅典对斯巴达的威胁。他认为,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有取代一个处于统治地位国家的势头时,就应警惕。如果两国领袖在冲突中採取硬碰硬,不妥协的对抗姿态,那麽小冲突就会变成大冲突,大冲突就可能演化为战争。世界史证明艾利森的研究并非没有道理。中美高峰会谈的现实,目前看来比艾利森的担忧要好,但这并不预示艾利森对忧虑的警惕今后将不复存在。
   
   不过,中国主席习近平先生曾对美国领导人说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係是一种使命和责任。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而且,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前些时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中国,提到美方同意中国主张的“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两国关系原则,说明美国开始“适应”并正视这个“过程”。
   
   事实上,面对朝核危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希望之下,已经展示并发挥出其“地区大国”的形象与作用。在面对如何缔造新型中美关係方面,必须看到,中国作为大国已经崛起,意识形态屏障已然打开,经济全球化已难势挡,因此,卡本特的中国版“门罗主义”,确实可以作为缔造新型中美关係的全新选项。
   
   (四)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在中美俄关係的互动中,凡涉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可能没有摩擦和冲突,不可能事事步调一致。但在新世纪坚守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与方式,已不可能重复旧时代的霸凌与盘剥,只能通过“沟通、谈判与合作”。
   
   近年来,中美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不可否认,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带动,例如,中国2015年的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20%。同样,2015年美国进口的货物中,超过20%来自中国。美国也极其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美国认为,过去多年来的美中贸易,美国一直是逆差,2015年是3600亿美元,去年是3470亿美元,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七千亿美元的一半,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此时美国若与中国全面开打贸易战,不但对中国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对美国来说其严重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方在中美高峰会上已认知“双方确实有必要使美中贸易环境更为平衡”;美方呢,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关係专家韦伯(Steven Weber)称,“特朗普似乎明白,他除与北京建立沟通的桥樑外别无选择。”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合作,无疑有利于中美两国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经济格局的良性互动。特朗普去年在竞选期间,威胁对中国商品课征高关税,并要指定北京为汇率操控者。但在中美双方正式确立并展开四个战略对话机制,并且迅速制定旨在化解及平衡贸易冲突的“贸易百日计画”之后,特朗普明确表达“美国政府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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