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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 ——兼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内容提要:给中国经济“号脉”不容易,难就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扯在一起的,我们要“号”准这个“脉”,就必须把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和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学洞察结合在一起,探究中国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学成因,考量政权性质及其决策偏好对经济的影响。事实上,正是两者间的深刻互动,体现着红色帝国之政治经济学的特有逻辑。本文试图对这个逻辑做出较全面的检索。
   
   关键词:中国经济 红色帝国 政治经济学 中国奇迹与中国危机
   
   

   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现状及其未来走向?人们的说法往往大相径庭。北京官方承认经济已从前些年的两位数高增长转入“下行”,但又称“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1] 似乎“新常态”总体状况尚可。体制内经济学家(特别是自由派)会用更直率的语言描绘经济形势,比如中国正在面临“持续性的经济衰退”且“刚刚开始”,[2] 或“成本优势在减弱”而“体制成本重新上升”,中国必须实现“经济突围”。[3] 更悲观的说法出自海外,如章家敦早有“中国崩溃”之说,近年还在重复;[4] 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中同样盛行“崩溃论”,虽然其动机更多是政治性的:在这些反共人士看来,经济危机意味着中共统治已经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其崩溃之日就是中国民主化到来之时。
   
   笔者同样对北京政权持批评态度,但不赞成反对派行列中的“反共幼稚病”。对这个政权的彻底绝望、痛彻心扉的民主化焦虑往往导致观察者放大中国经济形势的阴暗面,用想象或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代替严格的科学分析。我们固然要揭露那些权力的抬轿者基于拍马需要而大肆吹捧的“中国模式”之虚妄,也要警惕中国民主化的倡导者、践行者由于太过一厢情愿而错判形势。
   
   那么,何为“红色帝国的政治经济学”?
   
   在笔者看来,给中国经济“号脉”不容易,难就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是扯在一起的,我们要“号”准这个“脉”,就必须把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和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政治学洞察结合在一起,探究中国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学成因,考量政权性质及其决策偏好对经济的影响。事实上,正是两者间的深刻互动,体现着红色帝国之政治经济学的特有逻辑。它的力量、成就、缺陷和足以致命的短板均在于此。
   
   
   “中国奇迹”与“中国危机”
   
   
   我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和文革前的短缺经济时代,那时城市居民家家要领粮票、布票,所有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买半斤鸡蛋、两块豆腐也要记在购货本上。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实际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0。从那以后,中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8%。现在,中国的实际人均GDP已经大体相当于美国的1/5。[5] 更光鲜的数字是GDP总量。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7%,虽然增长率已经放缓,GDP总量仍稳居世界第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6]
   
   显然,把以上成就誉为“奇迹”不能算过,北京执政者也往往以此自豪。那么,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
   
   毛泽东“斗私批修”式的经济禁欲主义曾经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压抑了普通中国人的发财欲望、甚至毁掉了人们的正常经济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文革后承认经济行为中利益驱动的正当性、给“致富”平反,乃是历史的必然反弹。在政策层面,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沿海经济特区的开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两个巨大推手,技术的落后,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的待改进,贫困以及由贫困造成的人力成本的低廉,反倒转换成巨大的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在体制转轨和与世界接轨进程中广为受益。到了1990年代,朱镕基政府的四项改革举措使制度建构意义上的中国经济进一步现代化,这四项举措包括:1,现代财税体制的初步建立,它不但使中央政府有能力获得更多收入,且首次将这种能力置于非人格化的规则之下;2,以公司法改革为核心,国企改制提速,民间亦获得更多经济自由;3,以1995年《银行法》通过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货币体制得以建立,央行不得再为财政随意透支,信贷资源也不得根据行政命令随意分配,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4,汇率政策重整,以人民币低汇率强化中国产品的出口优势,同时努力促成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以便让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7]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终于成功,成为WTO第143位成员,用世贸组织副总干事Harsha V. Singh的话讲,“中国接受了苛刻的谈判条件,因为中国认识到了入世对其国内经济增长和改革的益处”,“直到2001年中国结束入世谈判,其平均关税已经由43%下降至15%左右。……中国还做出了大量的非关税承诺,其服务贸易承诺比大多数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员更为宽泛,在增加政策透明度方面也做了大量通报工作。”[8] 从中国自身看,“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进程,使中国迅速成为国际分工产业链中的一部分,中国出口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一路攀升,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9]
   
   当然,以上所列,并未超出一般经济理论所能解释者。“中国奇迹”的发生其实还有一些中国特有的政治要素在发挥作用,它们往往更关键,需要进行本文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众所周知,1989年六四天安门开枪后,中共政权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战,传统意识形态说教也名誉扫地,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增长成了重塑政权合法性的几乎唯一的来源。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解读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也可以由此理解何以GDP在过去30年中国官员眼中变得如此重要。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GDP完成情况一直是考核各级地方官员的硬指标,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均呈现出强烈的增长导向,政府在介入经济活动中的强势角色,也极其突显。青年经济学者刘海影在其近著《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中详细分析了从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到土地财政的巨大作用,再到国企软财务约束和金融信贷扩张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描绘出“中国奇迹”形成的基本逻辑。据刘著,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源缩小、事权加大,迫使地方政府想尽各种办法增加收入、扩大投资和对外招商引资,以在GDP竞赛中不居人后。2008年温家宝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催生了地方政府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以重庆为例,重庆市政府通过自己控制的8家投资公司,构建起巧妙而规模宏大的融资平台,依托市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等资金来源作为资本金,再在这个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比如,假设政府有1亿元财政支出款项,它不是直接用于投资,而是当作资本金,撬动地方政府以未来土地增值4亿元,合计5亿元作为资本金,在65%合理负债率水平上再搞到9亿元贷款,如此总投资就可以扩大到14亿元。这就是政府债务平台的妙处,它不但绕开了中央关于地方政府不得举债的规定,而且把城市经营的思路大大拓宽,像经营一家公司那样经营城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重庆的经济盘子越做越大,2011年最红火的时候,重庆八大投资公司的资产总额约为4139亿元人民币,负债额则达到2500亿元人民币。据刘海影,“上述运作模式并非重庆独有,事实上,各个省级、市级乃至县级政府都在大量运用这个模式。近些年来,固定投资与城市化过程的极高增速与此紧密相关,各地耀眼的经济成绩也多拜其所赐。可以说,哪个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放大债务与金融杠杆,哪个政府就可以在GDP锦标赛中领先。不出意料之外,除了冠军重庆之外,天津、贵州、海南等也都在GDP锦标赛中排名靠前。”[10]
   
   为了更好地理解“奇迹”产生过程的“中国特色”,还有两个问题需要从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角度做些追加分析:
   
   首先是所谓“土地财政”,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源之一,也是融资的重要基础。仍以重庆为例,2011年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收入607亿元,而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309亿元。在税收收入这880亿元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又高达452亿元,远高于国企和那些优惠政策吸引来的外资外企的税收贡献。“重庆财政收入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称为土地财政毫不为过”。[11] 问题是这样的“土地财政”如何可能?这就涉及到中国目前实行的土地制度。按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2] 这些规定意味着,政府是握有土地交易权的唯一者,且是双重垄断:既垄断了土地“征收”、“征用”权,又垄断了土地“出让”权。这是“土地财政”所以可能的根本政治前提。难怪有学者深叹“吾民无地”,[13] 也即,中国农民并不拥有对土地的完全产权,土地的“集体所有”形式则恰恰给地方政府与村委会等“集体土地”代表者相互勾结共同盘剥农民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它认为必要时动用行政乃至其他一切手段从农民手里强行征地,只给很少的补偿(这是导致大量拆迁矛盾、官民冲突和侵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政府又把廉价得到的土地转手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对外招商引资,从而获得很高的土地出让金。据《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9月9日报道,“从1999年至2015年,这17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27.29万亿元,年均1.6万亿元。另据财政部统计,2016年1~7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约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结合当前土地市场态势,到今年年底,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累计有望超过30万亿元。对于巨额土地收入的使用去向,由于较少有地方政府公布,公众难以知晓详细情况。加之近年来频有政府官员在土地出让环节上因贪腐涉案,有关‘土地账本’如何公开的讨论从未间断。”[14] 其实,除贪腐外,土地出让金大多进入“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它甚至以颇具“特色”的方式支持了当今中国的“经济腾飞”。土地集体所有是毛泽东年代的遗产,本来体现共产革命逻辑和毛的乌托邦社会改造理念,如今却以如此方式支持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毛泽东若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其次是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和它看重的各类企业为什么总是能轻易获得贷款?这涉及党国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秘密。在中国,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命脉”,是姓“党”的,地方政府的重大项目同样都姓“党”,银行必须支持。即便赔得一塌糊涂,银行最终也要兜底,不能让项目泡汤、企业倒闭。而中国30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信贷提出巨大需求。地方政府不仅在主导以投资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甚至也令央行控制货币增长的努力受挫。正如刘海影指出的,尽管中国货币管理当局不时推出收紧银根的政策,但它们只是让信贷资源变得更为宝贵,并迫使商业银行把钱贷给那些最“优质”的客户。那么谁才是“优质客户”呢?显然是由中央政府隐形担保而无需担心坏账风险的地方政府,以及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庇护的国有企业或有特殊背景的民营企业。[15] 如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何以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总有“贵人相助”,而中国的草根民营企业却总是借贷难、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这些年江浙一带盛行民间高利贷,小企业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支付惊人的利息,以致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出台规定,把24%和36%划定为民间借贷年利率红线,不得逾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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