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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统一窒息思想发展

谢选骏:政治统一窒息思想发展
   
   《刘路新:为何中国很少思想家》(2018年6月6日 转载华夏文摘)报道:
   
   读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中国有很多的读书人,却很少有思想家。为什么?

   
   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历史上,多数时候,思考的范围是由当权者划定的,思想往往也是他们垄断的;其次,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具有政治化的传统,他们对异端思想的容忍度较低;其三,中国哲学侧重于求“道”,西方哲学侧重于求“真”,二者有很多不同,对后世的影响也迥异;最后,是制度性因素,比如科举。科举制度为社会流动提供了阶梯,同时,也成为思想的桎梏。
   
   没有思想家又怎样?
   
   没有思想家,就只要技术,没有科学。没有思想家,中国文明就停留在物质的阶段,没有上升到精神的层次。没有思想家,就没有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超越,历史就无法摆脱改朝换代的轨道。
   
   没有思想家的原因
   
   一, 当权者对思想的垄断
   
   周公制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规范运动,也奠定了后世文明发展的路径和框架。
   
   周公之“礼”,经过孔子的“述而不作”,成为儒学。又经过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成为治国之工具。从周礼,到儒学,再到儒术,思想也就成了政治的奴仆。不过,这样一来二去,这一特定的思想便得以正统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时至今日,儒学对读书人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有意或无意地限制了很多人的思考。
   
   秦始皇“焚书”,是不让人读某些书。汉武帝“独尊儒术”,是让人只读一种书。这两种做法,从不同的侧面,划定了人们思考的范围。
   
   历代的统治者莫不费尽心思地去规范人们的思想。隋唐用的是科举,元明用的是镇压。朱元璋出身寒微,对读书人,便十分敏感。有时因一两个字,便怀疑别人是在讪笑他的过去,要杀人灭口。对拒不出仕的读书人,如江西的夏伯启和苏州的姚润,更是不会放过。
   
   大清朝采取多种办法,规范人们的思想。严酷的文字狱,只是其一。柳诒徵说,“文人受祸之烈”,没有超过清代的。有清一朝,文字狱祸延数百年,殃及数万人。
   
   除了文字狱,大清还用其他手段规范人们的思想,比如,编辑《四库全书》。这部历时九年才完成的书,在编纂过程中,“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剔除统治者认为不妥的作品。在鲁迅看来,这是统治者发动的一个庞大的文字清查工程,是以“最阴险的手段”,改变历史,疏导读书人。后世不少的历史学家也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中国历史上,任由人们自由思考的朝代,不是很多。
   
   一般来说,越是“治世”、“盛世”,思想就越一致,如康乾盛世。而在“乱世”,或是改朝换代的间隙,则可能出现思想繁荣的局面,因为这个时候,思想的束缚较少。
   
   在朝代建立的过程中,因为需要读书人的帮助,当权者对于不同意见,往往采取宽容态度。一旦建立政权,为了巩固统治,态度就会转变。朱元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不过,即使在夺权的过程中,对异己思想的容忍也有一定限度,因为,统一的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延安时期,形势刚刚稳定,毛泽东就开始统一思想,为此,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为了革命的胜利,就要有革命的文艺,要有群众的文艺。1949年建政后,这种做法得以持续加强。
   
   思想的统一,是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而且,很多的时候,得以维持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原因。
   
   二、 读书人的政治化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具有政治化的传统。这一点,从他们的起源也可以看出。
   
   西周时,读书人称为“士”,居于贵族的底层,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他们有自己的“食田”,受过礼乐训练,可做卿大夫的家臣宰邑,也可服务于诸侯的宫廷;可充任武士,参与战争,也可参与基层的社会治理。
   
   进入战国时期,随着礼乐崩坏,“士”们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但是,他们拥有六艺知识,或是开设私学,成为知识文化流向民间的桥梁,或是游走于诸侯之间,成为各国的谋士。
   
   乱世的读书人,既有希望恢复周礼的孔子,也有合纵连横的苏秦和张仪。既有坐而论道的庄子,也有赤膊上阵的商鞅。
   
   不过,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在人格上,他们从未真正独立,总像是依附在某张皮上的“毛”。这一点,从诸子百家的起源,也可以看出。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一一列出他们与政治的关系:道家出于史官,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小说家出于稗官,等等。
   
   举例来说,儒学就是孔子站在官方立场上创造的民间思想,目的是为统治者寻求治道,恢复过去的辉煌。虽然思想是独立的,立场却是官方的,这也是后来儒学成为官学的依据。
   
   很多的读书人,不仅他们的思想服务于政治,很多本身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孔子便是。终其一生,孔子一直在寻找机会,涉入政治,服务政治,为此而周游列国。
   
   这就是“士志于道”的传统。
   
   “志于道”的读书人,对异己思想的容忍程度,往往不高。历史上,从诸子百家开始,很多思想家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不是因为统治者的焚毁,而是因为读书人同行的排斥。
   
   举例来说,孟子生活的时代,最为流行的两种思潮,是杨朱和墨子的思想。“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可见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对此,孟子很是不屑,曾愤愤地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曾经“盈天下”的这两种学说,后来都消失了。我们只能从其他人批判他们的引文中,一窥管豹。
   
   除了政治化,中国读书人的另一个缺陷,是知识传递的方式。这一点,把中西比较一下,会看的更清楚。
   
   西方哲学史上,大师层出不穷,苏格拉底以后,有柏拉图,然后有亚里斯多德。彼此之间,不仅有师道的传承,探索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这是因为苏格拉底永无终止的追问,成为学生通向更高思维历程的“助产士”。
   
   中国的读书人传给弟子的,往往是知识,而不是思维;是结论,而不是得出这一结论的推理过程。这样,知识的积累便缺少了阶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不仅如此,对大师的崇拜,也使得我们一直生活在“至圣先师”的阴影里。从圣人孔夫子、亚圣孟夫子,再到“圣人”康有为,对大师的崇拜,限制了我们的思考。
   
   三、 中西不同的文明之路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虽然没有优劣之分,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一路走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很不一样。
   
   中西文明的这种不同,从发轫之初,从启蒙时期,就有所表现。几乎是在希腊哲学繁荣的同时,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诸子百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群星灿烂的时代。余英时先生称中西两种文明同时出现的这种现象为“哲学的突破”。在这以后,两种文明的差别就更明显了。
   
   举例来说,中西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就很不同。西方哲学求“真”,中国哲学求“道”。“求真”可以将自己置身事外,去探索周围的世界。遇到未知事物,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归类,如何描述,如何解释。“求道”则看重外界和自己的关系,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用处,然后去尝试和利用,以实现世界的平衡与和谐。
   
   “求真”的传统产生了基督教,创造了“上帝”。基督教认为,上帝是自有永有、全善全能的永恒真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求道”的传统则创造了“天子”。“天子”是人中之王,受命于天,代表“天”治理人间世。
   
   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涵盖了物理、生物、经济、逻辑、诗歌、政治、伦理学等十几个领域。其物理学思想不仅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影响力还延伸到文艺复兴时期,直到牛顿的物理学理论。
   
   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求“道”,则限制了人们思考和探索的范围。“道”是天地万物的运行演化机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既神秘,又自在无为。我们所能把握的,就是和我们自身的关系了。
   
   久之,中国哲学就形成了只关心世事,只关心和自己有关系的事务,非常世俗的学问。
   
   所以,季路曾问孔子,人死了以后会怎样,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也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说法。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与苏格拉底的不断诘问、凡事质疑,很不同。
   
   从诸子百家开始,中国哲学就沿着“道”这个方向发展,从孟子、董仲舒、朱熹、顾炎武到康有为,都是围着“道”考虑问题,没有摆脱它的的束缚。
   
   四、 科举制度进一步束缚了思想的传递
   
   另外一个限制人们思考的因素,就是科举了。
   
   在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里,科举是人们社会流动的主要阶梯。可是,它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也越来越紧,越来越明显。
   
   隋唐时,科举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宋代王安石执政时,取消了贴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内容,代之以经义、论和策。元朝改革经义的考试内容,开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要依据。
   
   明朝不仅以《四书》命题,而且要求考生用八股文作答,“代圣人立言”。到了明清时期,四书的内容,和八股的形式,把考生变成了考试机器,以至于周作人将之和鸦片、缠足、宦官同列为中国的“四大害”。
   
   没有思想家的后果
   
   一、 没有思想家,中国就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公元1500年,科学革命之前,科学与技术基本上是分开的。农业社会,掌握技术的是工匠。他们制作鞋子、家具、马车。所有的技术活,都是工匠行为,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代代相传。
   
   在中国,这种工匠作品也多见。从南方的水车,到北方的牛车,从都江堰,赵州桥、到长城,从张衡的地动仪,到蔡伦造纸,所体现的,基本上都是工匠精神。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这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也是继承了这种工匠传统,其基本程序是:尝试 – 失败 — 再尝试 – 直至成功。
   
   之所以说他们是技术行为,是工匠作品,因为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作理论基础,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
   
   因为没有理论支撑,就无法推而广之。因为没有系统化,就难以复制。工匠死了,他的技术就亡了。张衡死了,就再没人能制造地动仪了。修造赵州桥的石匠不在了,就无法再造一个赵州桥。
   
   就整个人类来说,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是近代的事,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工业化,技术行为 越来越复杂,就需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系统的科学研究,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在欧洲更加明显。虽然欧洲从古希腊时期就有活跃的科学研究,中世纪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要到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公元1500年的科学革命后,科学研究才开始突飞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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