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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

内容提要:中国当前出现的极权主义转型倒退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政治转型走了将近40年,本已进到一个关键时期,或曰临界点。转型中集聚的力量已经在要求突破瓶颈,在一个或几个政治制度层面实现突破,从而打开走向威权主义的大门,并继而走向民主。就在这个当口,却从权力内部出现一股力量,他们对即将告别极权主义感到恐惧,对极权主义那一套似乎恋恋不舍,而试图阻止转型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想让转型倒退回去,重新回到极权主义的原点。这是当今中国的最大危险。
   
   关键词: 晚期极权主义 转型 国家与社会
   
   2013年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出的《中国民主化指标研究报告2011-2012》中,刊登了我写的一篇专题报告《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阶段》,之后这个文章由《领导者》杂志2014年第3期又登出来。这篇文章主要想提出一个看法:依据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观察,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形态仍然处于极权主义阶段之中,从民主发展角度看,中国政治转型还没有达到威权主义阶段,离达到民主还相距甚远。这样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民主转型三阶段论的看法:从极权主义原点出发,向威权主义转型,再从威权主义出发,向民主转型。我在文章中讲,目前中国政治转型是处在晚期极权主义(Late Totalitarianism)的阶段,并不是后极权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更不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这篇文章和传统政治学的看法不一样,因为按照传统的看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早已进入到威权主义阶段,甚至已经进入到要走向民主的发展阶段了。当然我也希望如此。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确实出现了向民主方向的转型趋势,但是从转型的阶段和状态来看,中国仍然处于极权主义的后期,并没有发展到威权主义,更不要说民主的阶段了,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因此从理论上讲,当前很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讲清楚极权主义的转型倒退,这在中国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

   
   
   
    晚期极权主义定义中隐含的转型倒退问题
   
   
   
   我在《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阶段》一文中对晚期极权主义的定义从一些方面做了说明。极权主义的政治转型在离开了原点(original point)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松动,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以中国的例子来看,就是在文革结束后,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主要是在经济上开始采行一些市场经济的做法,一方面从物质刺激出发,逐步认可私营经济,对国营经济进行改革,鼓励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经济的环境中,不只外贸要大发展,而且外资要大引入,把市场经济制度引入中国。这些政策的出现,不仅使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改变了共产党多年来的国有经济发展结构和公有经济的意识形态框架,还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一系列变化,民间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机会可以发展起来。因此,中国的公民社会得到了发展,意识形态开始松动,个人的信息自由、行动自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个人的公民权、知情权,以及个人的或集体的维权活动也得到了发展;中国人开始有了私有财产,不再完全依赖政府,社会自由由此得到了很大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公民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监督政府,要求信息公开、预算公开,政府官员的财产也要公开;社会要求自由选举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不过,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也就停止在这里了。虽然有了上述松动和自由,但中国并没有发生政治制度上的突破,仍然停留在极权主义上。诸如:政党制度没有突破,仍然是一党专制,不允许成立政党以及政团;选举制度没有突破,中国唯一的选举是群众组织层面的村委会选举,且已经基本被地方政府所操纵;法律上规定的中国县乡(区)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徒有其名,要参加独立代表候选人选举的公民在选举中遭到地方政府的刁难,不是被抓,就是被监控,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无法履行,一个基本的自由选举没有出现;在选举法规定的地方人大代表之外,中国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更不要提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了;中国至今没有司法独立,党对律师、检察院和法院都是领导关系,对司法程序严格控制,法官不可能独立判案;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制衡基本不存在,党控制所有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党又领导和控制一切政府行政权力资源;虽然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之实,但是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承认,至今没有保障公民权益的结社法、游行法、新闻法,出版法等,所有的媒体都被政府和党所控制,党对新闻、电影、网络等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上所有涉及到公民自由权利、政治权利的政治制度都没有出现重大的制度变化,只是政府控制程度有所变化,时紧时松。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但那是由于传统政治制度的松动而来的,而不是新的制度的出现带来的。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没有出现转变,而仍然维持着原来的基本形态。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类似于威权主义国家所具备的一些政治制度,例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结社制度、公民的自由表达制度、司法制度等。正因为如此,我将中国当前的政治现状定义为“晚期极权主义”,而不是威权主义。[1]
   
   有人会讲:你对意识形态和经济上所有制的变化怎么看呢?这些应该已经有根本的改变了吧!就意识形态而言,客观地说,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失败,对这点中国人是清楚的,共产党也是清楚的。但是为了维护现存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是必须坚持的,虽然这只是个政治图腾,但宣布放弃是不可能的。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可能为共产党作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合法性解释,也无法为未来提供指导,只能做些数字式的简单游戏了。[2] 共产主义是一种教义和政治合一的体制,对维护统治来讲,教义的作用甚至高于政治,这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状态,但是在当前的中国,这一点已经改变了。目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本是靠政治制度强硬而有力的实际操作在维持着。
   
   我的那篇文章谈中国民主发展的阶段,实际上是谈中国民主的转型问题。当时定义中国的政治现状为“晚期极权主义”,有一层隐含的内容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这就是极权主义政治转型中的倒退问题。其实,转型本身就有多种可能,或向前转,或原地踏步,或向后转,向后转就是倒退。以中国情况来看,出现向后转的原因是极权主义转型在制度建设上没有突破,所以向前走的力度有限,无法突破转型的制度临界点。极权主义向民主的发展需要第一步先达到威权主义阶段,但是在体现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建构上,中国却一个都没有实现。正因为向前转在制度方面没有任何突破,由此从现行状态下向后倒退的可能性不只很高,而且会比较容易。
   
   民主倒退在目前世界上是一个现实问题,不止中国。倒退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三波民主转型中的国家在转型中出现问题,而转不过去;二是一些已经转型为民主体制的国家出现问题,而从民主国家倒退回去。前者最明显的是例子是“阿拉伯之春”。这场运动中出现的民主转型国家除突尼斯之外,其它国家都遇到了问题,而导致转型失败。一种是维持了秩序但回到了专制,像埃及;一种是陷入了混乱之中,像叙利亚、利比亚。后者的倒退,就是已经转型为民主国家之后,又发生倒退,回到威权主义体制,泰国就是一个例子,军政府废除民选政府,实行了军管。但军管是有时间和状态限制的,一旦军管结束,权力就要回归人民,重新实行选举。泰国打算在2017年重新实行选举。所以即便是这样的民主倒退,也只是临时性的。最坏的结果是不断循环,而不是暂时性倒退。[3]
   
   威权主义发生倒退时,会有一些现代民主建构起阻遏作用,例如工会、社会组织、甚至反对党的存在,以及议会的作用,还有法律,这些制度(institutes)的总体或某些部分,会阻止民主的倒退。但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由于上述多元民主政治的制度因素都不具备,倒退所遇到的阻力会小许多。极权主义政治发展或转型一般取决于政策的变化、领导人的开明程度,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并未得到多元政治制度的支撑,缺乏基础。因此当政策发生变化、领导人更换、或国际环境变化以后,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很容易被否定,倒退很容易发生。理论上讲,这种倒退出现的时间会比较长。倒退之后,再继续前进的动力仍然要取决于政策、领导人的变化以及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一般是倒退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使得社会的不满加大,导致政治动荡。这些变化会要求政治环境总体的放松,从而使得某些政治或社会自由重新回到社会手上。总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循环。既然缺乏威权体制的某些民主设施及其阻遏作用,极权主义的倒退也就不会像威权主义一样只是短时期的行为,而更有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倒退。
   
   以中国为例。虽然我们有了三、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但由于所有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都没有取得突破,已经取得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就会面临倒退的危险。这种在“极权主义”政权形式下隐含的转型倒退问题现在应该明确地点出来,而不能再用隐含的方法表达了。
   
   
   极权主义倒退现象
   
   
   公民权利
   
   在极权主义之下,社会成员是没有公民权的,国家不承认有这样的公民权,甚至不承认有一个独立社会的存在,国家就代表了社会。国家声称,国家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这个权力由国家来体现。因为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也就没有单个的公民权问题,也就不需要有保障公民权的制度和法律。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政府就是这样解释社会和公民权问题的。[4] 但经过改革开放多年后,中国社会的公民权利还是得到了很大发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壮大;维权运动的发展;一些隐含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和制度的出现。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不是政府恩赐的结果,而是社会发展和自由出现的自然结果。公民社会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自由的扩大,包括结社、言论、迁徙、职业选择等方面自由权的扩大,再就是和无数侵害公民权益行为的斗争中发展出民间力量。到目前为止,中国公民社会从无到有,不但出现了大量有独立行为和意志的社会成员,而且出现了大量由这些人员组成的社会组织(不论是否被官方承认),它们体现着公民社会不同的需要,包括个人兴趣、个人信仰、社会公益、权利的保障和维护、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讨论,等等。从草根性的到层次更高一些的社会组织都有,而且涵盖了有关社会利益的几乎所有方面,也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从数量上看,公民社会的成员力量已经可以占到全体社会的20-30%,从公民社会组织的数量上看,已经达到数百万。因此可以讲,一个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在中国出现。这个公民社会的状态是,成员虽然众多,而且发展很快,但组织化的程度仍然很低。就组织化程度而言,依我的看法,基本上是以草根性为主的,以及一些草根性组织之上的二级社会组织结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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