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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濤: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與威權固化下的中國民主化前景

提要:對照民主轉型理論中相關模式以及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實例,中國的內外現實及其發展狀況眼下都未能滿足促成其轉型的幾個必要條件,即:統治精英有意願實行轉型、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明顯衰減、統治精英內部出現嚴重的分裂和社會產生強大的反對派、國際環境給中國轉型帶來足夠的外部壓力和影響等。文章對中國大陸內部30多年來政治發展之狀況,以及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進行了梳理,並對其與中國民主化之間的關係作了分析,認為目前西方的“民主退步”、“另類右翼”政黨的崛起、全球化退潮、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失敗”,以及中國威權制度的進一步固化和北京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均不利於催生和促成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真正而有效的民主轉型。
   
   关键词: 转型困境 世界秩序 中国民主化
   
   中國在經歷了30多年的市場開放且融入世界經濟循環之後,其政治制度、主流意識和社會形態等仍然沒有發生人們所期待的根本性轉變,相反甚至出現嚴重倒退的現象。不要說與上世紀80年代後期相比較,就是與幾年前的情況相比,中國在政治上的倒退達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過去尚存的相對的言論自由和寬鬆政治空間現在已經蕩然無存,公民社會(如公知、維權律師、教會和非政府組織等)的存活空間幾乎為零,執政黨在思想上完全回歸其正統理念,在意識形態上全面杜絕西方憲政思想與普世價值等。中國不僅沒有改變自己,反而對自身體制與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前所未有的自信,且以所謂的“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比拼媲美,大有與西方平分世界的雄心壯志。

   
   從國際環境影響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崛起和發展模式的形成與固化,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歐美等西方世界的提攜與推助,以及西方世界內部運行機制的失靈(如“有缺陷的民主”或“民主的退步”)和政治的失敗(或衰敗)。27年前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後,西方國家不僅沒有持續斷絕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聯繫,反而不斷強化了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讓中國順利地加入世貿組織,使之正式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並獲得重大發展機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區域和全球範圍內“不可或缺”的經濟和政治力量。
   
   而美國和西方國家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等戰爭困境與泥潭,隨後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地區出現的混亂與伊斯蘭國極端主義的興起等,為中國和俄國等東方專制國家制度的穩固和自信增添了餵料,導致東、西方以及發達與新興國家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換位與轉化,過去完全由西方世界佔有的話語權和道德制高點開始“滑向”東方與新興國家。而目前美國和歐洲國家出現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另類右翼登上政治舞台,族群和社會意識形態分裂,保守和仇外等反人權、反自由的思潮成為時尚,正如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所說的『民主在復仇』[1]。西方世界內部的這些國家政治的失敗與混亂,更為“後極權時代”(其實這是個極其有爭議的用語)東方專制模式的固守提供政治和環境上的理由與支撐。
   
   中國為何仍然未能如西方和外界所預期的那樣自我崩潰和轉型變革?究竟有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國政治發展出人意料的特殊軌跡(即“中國因素”)?除了中國內部自身的因素外,西方世界和國際關係等外部環境對中國政治發展現狀有何影響與作用?在中國與國際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聯繫日益密切的今天,為何中國在政治上的僵化與倒退卻更上一層樓?歐美社會政治發展將呈現何種趨勢?而中國今後的發展走向又會與之出現哪種對沖?民主在世界範圍內和中國的演進與發展有何前景?等等,这些问题亟待做出回答。
   
   本文將從民主化理論、轉型理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等理論出發,對中國政治發展現狀和民主化困境的問題、其原因背景、影響與後果予以較為系統的分析,並提出自己的理論模型(論式)和前瞻性的預測。除了對中國內部各種相關因素的探究和關照外,本文分析還聚焦於影響中國政治目前和未來發展的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變動及重組等外部環境因素。迄今為止,這方面的分析討論在學界和媒體尚不十分深入與充分,特別是對東西方發展現狀的比較以及對兩者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的評估,尚缺乏準確而令人信服的剖析與判斷。
   
   在分析視角與方法上,本文將對上述所稱理論的適用性與範疇等作甄別和取捨,因為其中的一些論點和方案與現實及其發展存在相當的距離,不能貼切地反映分析對象的真實與本相。比如,轉型理論中的“政治現代化理論”(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裡有關經濟發展程度決定民主化等論式(即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形成“一定會”導致專制國家政治上的民主變革),在政治學界存在著很大的爭議與質疑。這些論點已經被世界上一些地區的民主轉型經驗所推翻或減弱了其適用的範圍,比如,在低收入國家(如20世紀的印度)也能發展民主體制等個案,對現代化理論中的“結構論”((structural approach)之普遍適用性提出了質疑。
   
   因此,本文在分析工具上更傾向於民主理論中的“過程論”(或“政治精英戰略選擇論”),同時結合精英理論(elite theory)[2]、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而非上述的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決定民主轉型的“結構論”(認為經濟發展和階級結構決定民主化的進程)[3]。在過程論者看來,民主化的發生不一定就與經濟發展有直接關聯,它或更可能因為專制體制內在的衝突和菁英內部的鬥爭與分裂等。也就是說,決定民主轉型的主要動因不是來自階級結構,而是出自於政治精英(參與政治的主要行動者),如統治菁英中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與改革派(reformers),以及反對菁英中的溫和派(moderates)與激進派(radicals)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戰略選擇[4]。
   
   筆者之所以在理論方案的選擇上,側重從過程論、理性選擇理論、精英理論的視角[5],去關照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可能性與前景,是因為在筆者看來,“過程論”更適合用來解釋中國三十多年來社會政治發展的基本狀況,即:更能合理地解釋或描繪,為何中國政治轉型至今未能啟動的現實。而學界用於解釋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理論”,以及描繪60年代後發展中國家如拉丁美洲、非洲和東亞部分國家社會發展的“發展理論” (theories of development),已經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上世紀末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的政治發展狀況了,更不能解釋本世紀初“茉莉花革命”及其之後的中東地區各國的政治發展現實。[6]
   
   在關照中國政治發展與其所處的國際環境之間的關係上,本文則更偏向從國家關係理論中的“競合現實主義”或“建設性現實主義”(而“非進攻性現實主義”)[7] 等視角去分析看待歐美與中國之間的互動狀況,從而探討和理清西方秩序與實力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真實影響,以及揭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實際角色及其成長的真正面貌。前不久,美國總統川普在其對華政策上出人意料地“軟化”和“妥協”(重申對“一中政策”的遵守,一改之前要拿台灣問題做交換的強硬態度),就說明美中關係在川普時代仍然難以跳出“亦敵亦友”、“競合相間”和“鬥而不破”的格局,即滿足了競合現實主義與建設性現實主義的論式與觀點。與歐巴馬治下(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摻半)不同的是,川普時代的美中關係更建構於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或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而非注重美國價值的堅守或推廣。川普“讓美國再度偉大”理念的特徵是:一、不聲言致力於增進開放和民主(福山:同上),二、不注重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如廢除TTP貿易協定等),三、只求美國經濟的復甦和振興。這就很可能再次給中國帶來新的戰略發展機遇,且更加提高中國在亞太和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力和地位。如果按照這一預設或模式發展下去,可想而知,中國所處的外部環境及其條件將是如何地不利於其政治民主化的滋生與繁衍。
   
   儘管川普近來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調整,如向南中國海派遣航母戰鬥群實行自由航行、在南韓加緊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稱中國是操縱貨幣的冠軍、推演消除朝鮮核武和導彈威脅的各種手術方式(即從武力推翻金正恩政權到承認朝鮮為擁核國家)等,但這些舉動仍然沒有跳出川普與中國討價還價、競合相間與鬥而不破的博栾範式。也就是說,川普在對華政策上不僅沒有遵循他在競選時所宣示的極具攻擊性的政策承諾,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向後退縮,和對此大幅度地進行了修正。這跟中國不遺餘力地與華盛頓新政府(特別是川普家族成員)的溝通和互動,有很大的關聯。
   
   本文的結構將分為,導致轉型和民主化之因素(理論解讀)、中國政治的內部發展和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及其條件三大部分,並在這之後對內部與外部因素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作用做出評判,以及得出研討的結論和證實與討論之課題相關的理論模式。
   
   筆者在分析中注重的不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究竟應該或必須達到什麼狀況(即不囿於“中國崩潰論”和“民主必勝論”等簡單論式),而是關注中國內外兩個部分對其社會政治發展方向的左右與影響及其程度的大小等,即側重客觀的可能性與走向(是什麼和可能會怎樣等)之分析,而不是探討應該是什麼或必須會怎樣(因為這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臆斷和想當然,誤導討論)。
   
   在理論上,筆者(從過程論、理性選擇理論和精英理論等視角出發)預設的觀點或理論模型,即認為決定中國社會轉型與否(或如何轉型)的因素應該是:
   
   權力或統治精英(執政黨)改制與否的意願和戰略抉擇;
   國家對社會控制的高低和治理能力的強弱;
   執政黨內部穩定和派系利益平衡的程度;
   其他因素,如外部及國際環境影響、戰爭和經濟發展狀況等,則不一定是決定性的因素;
   作為一個大國和共產極權國家(內部控制達到極致),中國的社會政治發展受到西方世界的影響是有限的。這不同於小國家或非共產黨國家,其轉型的原因往往取決於外部力量的左右(即通過“顏色革命”和“民主化戰爭”等方式),比如伊拉克、阿富汗、“茉莉花革命”波及的中東各國、烏克蘭等國家的轉型。
   
   
   (一)導致轉型或民主化之因素(理論解讀)
   
   
   一般來講,按照當代民主化和轉型理論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8],一個專制國家向民主體制轉型或實現民主化,需要具備如下條件或至少其中若干:
   
   合法性喪失因為經濟的失敗。經濟危機或經濟困境可以導致一個專制政體合法性的喪失,比如前東德的經濟現代化之失敗。
   合法性的喪失由於經濟的增長。按照現代化理論,經濟的成長改變一個社會的社會關係結構。比如,農業部門的衰退和服務行業的增長造成土地佔有者影響力的降低,而富裕的和教育良好的資產階級則贏得更多的影響力。後者由此獲得更多的對政治決策和政治意志構成過程的參與權,並成為推動社會政治轉型的力量。
   合法性的喪失由於關鍵事件的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如獨裁者的死去和政治醜聞等,可以導致一個專制政權合法性的失去。腐敗和傷害人權等也會引發不斷增長的抗議運動,從而迫使專制政府推行社會政治改革。比如,斯大林的死亡,或發生在烏克蘭的貢加澤(Gongadze)醜聞導致庫奇馬(Leonid Kutschmas)時代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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