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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英缤纷: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提要: 本文以“权利”(人权、公民权利、劳工权利)范式和分析框架,论述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缘起、第一次高潮、主要诉求、组织和行动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最后阐述了劳工运动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劳工运动能够成为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劳工阶级及其工会和政党能够成为未来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制度的重要主体和组成部分。[1]
   
   关 键 词 劳工运动 权利 社会市场经济 宪政民主法治
   
   

   简短的历史回顾
   
   
   何谓劳工运动(或工人运动)?简言之,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工阶级争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的集体行动或群众运动,是现代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美国家,劳工运动肇始于19世纪初,迄今已有约两百年的历史。在中国19世纪2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共的出现以及国共合作动员民众进行的国民革命的推进,迎来了第一次也是20世纪唯一的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重要的事件有陇海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最终以国共分裂时上海工人武装被镇压而落下帷幕。此后直到1949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成规模的工人运动了,因为无论抗日战争时期,还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更加宏大的社会历史主题和政治主题,使人数不多的工人(严格地说,工人在规模和力量上还只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和工人运动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共产党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成了历史的主角。
   
   中共建政以后,很快就在全社会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的一党专制,在这种新的经济政治制度下,工人阶级在法律和意识形态层面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在实际生活层面,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也仅仅次于权贵官僚阶级,而居于知识分子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之上,作为“国家工人”,他们的就业、工资、住房、医疗、养老等等都得到了虽然是低水平的但同时也是牢不可破的、几乎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与农民相比,几乎有天上地下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得以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思想条件都不复存在了,直到90年代计划经济大规模转向市场经济之前,本来意义上的工人运动是不存在的。
   
   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心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由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市场化进程就全面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将近一半左右、多达数千万的国企工人(我称之为老工人阶级)下岗失业了。猝不及防的老工人阶级遭受重创,被迫散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尽管也发生了零零星星的有组织的抗争事件,但毕竟没有形成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抗争运动,就人数、规模、组织程度上均构不成像样的工人运动,而就其抗争的诉求和目标而言,也不是要争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权利,而是要求兑现计划经济时期执政党、国家对工人阶级的承诺,或者说追讨一种历史欠账。由于他们已经离开了企业和工作场所,他们并没有进入新形成的劳资关系之中,其抗争的目标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其抗争的方式不是组织起来进行罢工和劳资谈判,而是逐级上访;其抗争的价值不在于建立能够保障工人权利的新型经济政治制度,而在于加重政府的维稳成本并因此而加速旧制度的崩溃。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工人阶级中较年轻的那一部分加入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劳资关系之中,并因此而加入新兴的劳工运动;大部分下岗失业的国企工人会或已经被时间和社会所消化,另一部分上访的下岗工人会因为拿到最起码的养老和医保而退回家庭,最后一部分继续坚持维权抗争的工人则会作为访民汇入到中国社会的转型运动之中。
   
   如果说老工人阶级总的来说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话,那么,由农民工和加入市场化劳资关系之中的城镇工人组成的新工人阶级,则注定要成为当代以及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阶级,他们对于形塑和建构未来的经济政治制度将会发生内在的、实质性的、结构性的影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工人还构不成一个阶级,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人阶级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如同计划经济本身一样,他们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插曲),那么,这个在市场经济中形成和成长起来的新工人阶级,不仅在量上、在人数上是民国时期工人的三四十倍,到2015年,仅农民工就达到2.7747亿,[2] 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而且在质上、在本质和诉求上成了现代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由他们发起的改造社会的集体行动正就是经典意义上的劳工运动。至此,中国工人阶级才真正形成,具有宏观历史意义的中国的劳工运动才真正开始。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缘由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与黑恶化的“中国模式”与日益增长的劳工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一、中国模式对劳工阶级的巨大历史欠账
   
   所谓“中国模式”,官方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一种由一党制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本驱动、掌控、渗透、规制、收放的市场经济,因此民间把它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新极权市场经济等等[3],市场不是以私有制与竞争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而是垄断性权贵官僚资本集团借以疯狂地挖掘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并获取差额利润和惊人财富的工具和手段。
   
   诚然,中国的GDP总量,即使刨去其中的一些重复计算和虚假统计的水分,也已经成为世界老二了。然而这是以极为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如果刨除已经产生的和将来一定会继续显现的外部性、社会损失和历史成本的话,这个GDP里面所包含的净效益和净福利究竟有多少呢?本文不拟全方位讨论“中国模式”对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华民族的损害,而主要聚焦于它对劳工权益的损害。
   
   1、工资的欠账
   
   在30来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劳工的工资增长一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其中90年代末到2007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才有了较快增长,但即使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也仅仅只有3072元,按这个工资水平,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即使是双职工,要想维持一家人在城市稍微体面的生存以及赡养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4]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亲在城里打工,孩子跟随祖父母或母亲留在农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万的留守儿童和数千万留守妇女。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是以完整的、符合天理人伦的家庭形式完成的,而是以家庭分裂破碎的、违背天伦的、非人性的形式完成的,劳工阶级为此承受的极大的牺牲和惨痛的代价。这点工资,甚至还没有达到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马克思对那个时期的工资的经典定义:工资包括劳动者恢复劳动力的基本生存费用、繁衍后代以提供新劳动力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以及更新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职业培训和休闲娱乐费用。那时候,尽管工人住在贫民窟里,起码劳动力还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剥削程度,是超过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
   
   2、休息时间的欠账
   
   劳动法规定了一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一定的带薪休假日,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1.5倍(平时)、2倍(周末)、3倍(法定节假日)加班费,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息休假的权利,然而这个规定只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遵守,绝大部分企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很多企业不支付加班费,也没有带薪休假日。于是出现了失业与过度劳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导致了如下三种结果:一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了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人为造成就业不足加剧了劳动者的恶性竞争和劳动力的进一步廉价化,三是损害了加班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国民的身心素质。
   
   3、劳动安全卫生的欠账
   
   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劳动者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由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以及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利益勾兑,中国的劳动条件普遍未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卫生标准,在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做到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致使中国发生了在世界上频率和比例最高的矿难、爆炸、坍塌、火灾、工伤、职业病等等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灾难,其中有著名的致丽大火灾、昆山大爆炸和天津大爆炸;有不少于600万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被赶回农村等死;仅珠三角地区每年就会削断4万根手指,推起来有一座山那么高。这些只是劳动者遭受生命健康损害的几个触目惊心的例证。可以说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换来的。
   
   4、社会保障的欠账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工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的,一方面是在企业层面,他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层面,他们没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通过户籍身份制度,我国实现了城乡隔离,使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等级,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直到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和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就是这样,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8%,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仅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5]
   
   5、程序性劳工权利的欠账
   
   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都属于实体性劳工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历史欠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程序性劳工权利的历史欠账。程序性劳工权利又分为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和集体的程序性权利两种,前者主要指劳工个人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后者主要指劳工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统称劳工三权)。应该说,个体劳工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得到了部分落实,但仍然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是因为调解、仲裁、诉讼周期太长、成本太高,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劳工因拖不起而被迫放弃或即使赢了也得不偿失的情况;二是资方与企业工会、仲裁委员会和法院通过利益输送而做出不利于劳工的调解协议、裁定和判决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个体性程序权利救济的只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实体性权利,而对于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增长性、发展性实体权利如工资的增长、工时的缩短、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社保标准的提高,就无能为力了。相比之下,旨在救济增长性、发展性实体权利的集体性程序权利,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而恰恰是这些权利,在中国是严重欠缺甚至是受到严防死守的;劳工通常被加入了一个前置的、预定的官办工会,他们对工会事务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因而缺乏实际的结社自由或团结组织权;他们不能通过工会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讨价还价,因而缺乏实际的集体谈判权;他们更缺乏罢工权。当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当地党政和公检法的打压以及资方的报复,乃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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