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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安友:中国中产阶级谜题(陈万龙 译)

本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2015年10月在“塞缪尔∙李普塞特世界民主讲座”(Seymour Martin Lipset Lecture on Democracy in the World)上演讲的讲稿。李普塞特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探讨民主的发生与存在条件。黎安友教授演讲的英文版发表于《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2016年4月号,总第27期。中译文首发于《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1期,2017年1月15日。
   
    我个人从没有跟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见过面;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李普塞特写过一篇自传体文章——《稳定的工作:一篇学术回忆录》,里面回顾了他在1943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经过。我看到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他当时在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的社会学系拿到了一个教职,而那个教职要求受聘者必须得是在册研究生。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离那只有1英里远,下个坡再上个坡就到了,所以他就去了哥伦比亚大学。[1]我心想,今天要是选择一个研究生项目也像那么简单就好了。
   
   作为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和年轻讲师,李普塞特当时是跟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这样奠定了现代政治社会学基础的学术巨匠一起工作的。等到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李普塞特的著作已经成为我们博士资格考试的必读书了。现在,我作为一个资深的学者,会抱怨学生们不去读本学科的经典著作。但李普塞特在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是个例外,大家都会去读。特别有影响的是他在1959年发表的文章《民主的一些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收在这本书中作为一章,题为《经济发展与民主》(“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这篇文章讨论了他的一个经典命题:“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它就越可能维持(sustain)民主制度”。[2]李普塞特(讲明是在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韦伯的影响下)提出:经济发展会扩大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会支持民主。

   
   关于如何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已经有了很多争论,[3]但在此领域内并未达成共识。针对这个问题,我坚持认为:第一,中产阶级会更倾向于选择民主。如果民主已经存在,他们会支持民主;如果民主尚不存在,他们会希望得到它(虽然并不一定会采取行动)。这种支持民主的倾向,既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比如中产阶级希望有法治来保障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也出于文化价值的原因(比如独立的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机会会带来独立个体的自尊和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偏好)。然而,第二,中产阶级的存在不一定能够导致走向民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还要取决于其他阶级的立场、体制内权力的平衡状况和不可预知的危机的出现。第三,尽管李普塞特那篇1959年发表的文章所考察的例子都来自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的西方世界、拉丁美洲和欧洲以外的英语国家,但其论断的逻辑一定(也已经被证明)适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和中产阶级发展的之后的时段。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的情况就似乎成了一个谜题。在有些时候,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呼唤民主的:1989年民主运动蔓延至300多个城市,不仅学生而且所有类型的城市居民都卷入其中;在反对兴建垃圾焚化厂和化工厂的邻僻运动中;在抵制假冒伪劣商品、环境污染事件和2015年8月发生的天津化学品仓库爆炸这样的灾难的抗议中;在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女权主义者和为了扩展在公民社会中活动空间的其他团体的抗争中。
   
   基于这些例子,很多学者(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预测,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它会给政府施加更多自由化的压力。[4]西方对中国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也部分地基于这个预期。希望这种接触会培育出一个中产阶级,而这个中产阶级会推进民主。
   
   然而,大多数时间,中国中产阶级的行为并不符合这样的预期。在遭遇和当局的冲突时,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成员,都尽量避免挑战体制。他们会采取规劝(remonstration)的策略,声明他们对体制规则和政策的忠诚,只批评低层级官员的执行问题。
   
   在众多的调查中,中产阶层的受访者都对中国的威权体制表现出高度的支持。最近,天津市公布,民众对政府、共产党、法院和警察的信任度超过80%。在狄忠蒲(Bruce J. Dickson)近期的调查中,他发现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平均达到了7.59(尺度为0—10),城市居民和收入有所改善者表现出对中央政府更高的支持度。陈杰的调查和访谈(见他的2013年出版的《没有民主的中产阶级》[A Middle Class Without Democracy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中国的中产阶级广泛地认同体制,而且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不赞同民主制度,说明中产阶级在近期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5]
   
   所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是个“例外”吗?(“例外论”是李普塞特教授另外一个最常谈论的话题,当然他是指美国而非中国)就中国中产阶级不同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的表现来说,是否真的存在“中国模式”呢?事实上,李普塞特这种关注历史和社会学背景的方法对研究中国问题是非常奏效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状况确实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于李普塞特研究的那些国家,所以它们的表现也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
   
   
   
   在中国,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
   
   
   
   在我们分析中产阶级的状况之前,我们需要先搞清楚我们到底在谈论谁。并不是所有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都属于李普塞特所说的中产阶级。比如,2008年的亚洲晴雨表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在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全部人口(包括城市和农村)中抽样,请受访者回答自己在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10个社会地位层级种处在哪个位置,结果有 58.2%的受访者将自己定位在中间位置,也就是5到7。如果我们考虑到77.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比几年前更好,这种调查结果就可以理解了。比如,当一个工人有能力寄钱回农村帮助家她的家庭盖起一座瓦房而且能购买一辆摩托车的时候,她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但我们不会认为她是李普塞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用收入来界定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好方法。中国人的收入的变化太快,以至于一个收入群体无法稳定成一个可定义的阶级。(而且,很多中国家庭有非常多样的收入来源,以至于他们无法准确的说出他们到底挣了多少钱,有的人即使能也不愿意这么做。)仅仅以收入来界定的话,2005年就有超过8亿中国人可以算作中产阶级,大概是总人口的57%。[6]
   
   但这并不是我们要探究的、根据李普塞特的理论应该支持民主的那个中产阶级。李普赛特在解释中产阶级支持民主的偏好时,是将农村小地主、城市小商人和白领独立专业人士作为他当时研究的中产阶级所处的典型社会地位。他们占有物质财富和一定的技能与尊严,这样他们就有了免于专制政府剥夺的需求,也有了对表达自己诉求的权利的需求。
   
   结果,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的时候,(可能受到李普塞特理论的影响)也将人们的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有趣的是,他们拒绝使用“阶级”[class]这个词,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中与剥削和阶级斗争相联系,而剥削和阶级斗争在今天的“和谐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们就使用“阶层”[stratum]这个词来代替李普塞特所说的“阶级”。)
   
   在中国,最广泛使用的社会阶层分类方法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及其同事建立的。他们区分了10种职业群体,从高层次的国家和企业领导者(高于中产阶级)到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者(低于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则指的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工资及薪金,具有谋取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和相当水准的家庭消费与休闲生活能力,在工作中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群体。[7]他们包括在党政机关和企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白领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
   
   
   
   中国的中产阶级究竟有何不同?
   
   
   
   中国中产阶级与李普塞特界定的中产阶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要小得多。陆学艺和他的同事在1999年估算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14.1%;陆学艺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说,到2008年这个数字会增长为22%—23%。[8]其他的学者也给出了相似的数据。虽然李普塞特并没有明确说他研究的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应占多大比重,但他提出了一个“钻石型”的社会结构,其中间部分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相反,中国社会学家却在抱怨中国社会是“金字塔型”的:一个较小的中产阶级被极小的上层阶级和庞大的下层阶级挤在中间。中产阶级占据了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岛(privileged social island)——具体而言就是生活在目前城市中非常普遍的“住宅小区”(gated communities)之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会害怕,在一个多数人统治的社会,他们必须服从于下层阶级的利益。
   
   第二明显的不同在于职业的本质。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属于国家或由国家控制的大学、医院、媒体等机构的员工组成。年轻一代更喜欢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它们能支付体面的薪水,更有保障,而且会比多数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有野心的年轻人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党员身份在几乎每个领域都是产生影响力和成功的关键。
   
   很遗憾,对于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受雇于党和国家,我没有掌握任何确切的数字。一项对三个大城市的调查显示,60%的中产阶级调查对象受雇于国家机关,而这一因素与对民主的支持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9]大多数的医生为国有医院工作,大多数的作家为官方的作家协会写作。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被国家监控。唯一拥有较多独立从业者的行业是艺术和建筑,但是其中多数人还要靠国家的委托或订单来挣钱。独立的企业主仅仅占了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也要依靠与官方的密切关系来 “搞定”他们的生意。简而言之,这是个依附性的(dependent)中产阶级,而不是独立的(independent)。
   
   这一点很值得再深入探讨。社会学家卢奇·托姆巴(Luigi Tomba)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始自1990年代的住房改革。这一改革严重地偏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职工。那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在毛时代就拥有大多数房产,然后将这些房产租给了他们的职工。在住房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职工通过以下三个渠道用很小的代价就成为了房产的拥有者:一是现有的单位住宅私有化;二是单位建造新的住宅,并以补贴过的价格卖给员工;第三是单位为员工购买商品房补贴贷款或购房款。这些以很低的代价拿到房子的职工,通常可以之后在商品房市场以高价将其卖出。结果就是,这些公务部门的职工“在今天成为了所谓的‘有房阶级’(propertied class)”。[10]政府雇员同时还比其他领域的员工享有更好的医疗保险、养老基金和(近年来)更高的工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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