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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花开时节醒来

大约2012年前后,我和共产党有个共同的认识,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了中共最大的敌人,任其发展下去,终有一日将改变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个政府决定来一次新的冒险——把互联网更严密地管起来。在中国,“管理”总是跟暴力相关,在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个政府用暴力注销了许多账号,关闭了许多网站,逮捕了许多人,长城防火墙越建越高,成功地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在墙的一边,是自由的信息和交流;在另一边,则是一座巨大的信息监狱,13亿人囚禁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门口正在发生什么。
   
   共产党的恐惧和焦燥自有其道理。截止2016年1月,中国网民人数达到6.88亿,占总人口的50.3%,其中手机上网的人数就超过6.2亿。庞大的用户群加上海量的信息,对共产党的审查机器构成巨大挑战。迄今为止,中共还没有在网民中建立支部,也不可能删除所有的“有害”信息。在BBS上,在微博上,在微信上,数以千万计的用户时时刻刻在分享信息、发表观点。人们于此交流,于此辩论,于此相吵相骂,但就在这喧嚣声中,转变悄悄开始,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思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以及自己的切身处境,新的词汇、新的观念日日涌现。我不能说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状况,但中国人比前互联网时代确实清醒和聪明了许多,一场艰难而深刻的觉醒正在悄悄到来。
   
   

   一、我是一个人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中国人一直都不是人,拥有个体价值、个体尊严的人;他们更像是某种物件,是某个单位的一员,某个集体的一部分,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要时刻准备着为国家、为集体放弃财产乃至生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眼睛雪亮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劳、勇敢、善良”,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低素质的国民,不配享有民主权利。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会变成“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足以分裂国家、动荡社会、祸乱民生。
   
   在互联网时代,这样的观念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起初并不明显,只是一些词句、一些片段,但渐渐的,它们汇成了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当成有尊严的个体,而不是什么物件。人们开始追问:没有我的授权,你凭什么可以代表我?为什么集体利益一定要高于我的利益?为什么爱国一定要高于爱自己?如果我连自己的房子都保不住,为什么要去保卫一个万里之外的无人小岛?如果国家不能保卫我的自由和安全,相反,就是因为国家我才不自由、不安全,那么我是否还有必要爱这个国家?
   
   这样的争论旷日持久,一些观念开始悄悄地深入人心,比如“人权高于主权”,比如“若公民无尊严,则国家无尊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人民群众”一类的大词,有人追问:谁才是“人民”?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就在最近几年,“屌丝”“屁民”“蚁族”“草泥马”之类的名称空前流行起来,这些词略带贬意,甚至有几分粗俗,但越来越多人用以称呼自己。当千百万人都开始自称屌丝、自称屁民,其中一定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对不起,请不要再叫我“人民”,“人民”已经被你代表了,我宁愿做个屌丝、做个屁民,做一个不被你代表的粗俗之物。
   
   2014年以来,人们开始用一些奇怪的词汇称呼这个国家及其统治者,包括“你国”、“贵国”、“支国”、“贵支”、“桂枝”、“鸡国”、“豚国”、“兲朝”、“后清”、“西朝鲜”、“黄俄”……其中最流行的是“赵国”,而中共权贵则被称为“赵家人”。这些词汇足以说明中共国家主义宣传的失败,至少是在某些人群中的失败。人们不愿意再跟统治者站在一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认识,但不要忘了,这是中国。在六十多年的极权统治下,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在这里,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每天都在宣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利他主义,很少会谈及个人福祉。直到今天,CCTV(中央电视台)依然在赞美那些不顾家人死活,而去抢救公社财产的英雄,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都是自私、邪恶的同义词,任何人如果被贴上这两个标签,瞬间就成了反动分子和全民公敌。
   
   而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人已经看到了在“国家”或“民族”旗号下发生的罪恶,反右、大饥荒、文革、天安门事件……那段血泪斑斑的历史至少已经部分地显露在人们面前。同时,因为资讯的发达,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美国人、欧洲人,以及同文同种的香港人、台湾人是如何生活的,难免就会思考这样的话题: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华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不同?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什么屡屡把人民带进深渊?而据说是自私、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看起来每个人都很幸福?
   
   经过几年的思考和讨论,我想许多人已经做出了选择:要爱国,但更要爱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有些人甚至矫枉过正,成了杨朱的信徒,“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我知道,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这种人都不会成为崇高的典范;但在中国,这依然是震撼人心的变化。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特别喜欢“大国”二字,官方媒体中常常出现“大国崛起”、“大国文化”、“大国外交”之类的字眼。“大国”二字确实能够唤起一些人的自豪感,但在自我觉醒的年代,它也必须面对这样的质问:没有大国民,何谈大国?如果权利没有保障,国再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微博上,每当那些好战之士发出“中日必有一战”、“中美必有一战”的声音,嘲笑之声也会随之而来:“上战场要北京户口吗?”“上战场要摇号吗?”“请领导先上!”
   
   这是六十多年来少有的状况,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而对“国家”和“战争”保持警惕。这是微不足道的改变,但其影响却必将深远。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就必然要求国家尊重他们的尊严,如若不然,这尊严就会扣出洪钟大吕般的巨响!
   
   
   二、这是我的权利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很少有中国人明白自己究竟拥有哪些权利。在这里,“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微不足道。这里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农民、城市人和官员各自守着自己的本分;人们没有生育自由,孕龄女性常常被强行绝育;也没有信仰自由,只能信仰“国教”,全称叫做三自爱国宗教;迁徒自由也受到限制,离开户籍所在地就成为二等公民,甚至是可疑分子。
   
   身份的觉醒必然带来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最近几年,中国人开始关心起自己的各项权利,对户籍制度,有人发问:这是我的国家,为什么我要在我的国家暂住?我要在这里永久居住!对计划生育制度,有人发问:号称人民当家作主,为什么我连生孩子的自由都没有?对于劳教制度,人们更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质疑之声。迫于强大的压力,政府在三年前宣布废除了这项制度,但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政府又找到了新的办法,它利用寻衅滋事之类的罪名来肆意囚禁公民。就在2014年五月,我的几位朋友因为在自己的家中办了一个小小聚会而被捕,他们的罪名就是“寻衅滋事”,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位就是在废除劳教中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律师浦志强。
   
   还有经济权利。中国经济的核心产业基本上操持在权贵手中。大约几年前,微博上有个笑话,说某天饭局上,有人问张三:最近忙些什么?张三答:做点小生意,刚给李鹏家付了一笔款,跟周永康家做了一单生意,明天还要跟江泽民家签个合同。所有的人都听得目瞪口呆:这还叫小生意啊?张三笑道:其实真是小生意,不过就是交个电费、加次油、办张新电话卡。
   
   这当然是调侃,但也可以视为是对中国现状的不满。微博几年,被批评最多的除了中国足球、红十字会,还有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桶油”。在网上搜索这两桶油,可以找到数以百万计的页面,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表达人们心中的不满和愤怒。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权贵的私家产业,更因为它们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盘剥者——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它跟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它还是在上涨。
   
   对中石油、中石化的愤怒并非特例,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垄断企业都受到了指责,包括电力、通讯,人们甚至开始质疑税收。2015年1月,中国政府再次加征燃油税,导致油价中的税比超过40%,此事引发了网络一片嘲弄,有人喊道:人民万税!有人幽默地调侃:来,加20公升的税!97号!
   
   还有政治权利。在中国的政治序列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两个极具讽刺的玩意儿,从表面上看,它们很像是民主国家的议员,但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听命于共产党和政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位86岁的老女士,她已经当了60年人大代表,参加过无数会议,却从没有投过一次反对票。我们的政府对这位老女士极为嘉许,给了她无数头衔和荣誉: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但在网民心目中,她的形象却并不高大,他们叫她“举手神器”、“脑残代表”、“活化石”,有人直接发出质疑:我们难道只能被这样的人“代表”么?
   
   近年来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并不意外地,出现了许多自愿参选的人,他们或被威胁、或被劝阻,几乎全部落选,但他们还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的观点,那就是:我们要真的选举权,不要再拿假的欺骗我。
   
   还有信仰自由。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迄今已有5800万基督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地下教会的信徒。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地下教会的打击和压制,他们拆毁教堂、冲散聚会、逮捕信众,而中国的基督徒,正如他们在国外的兄弟姐妹,已经成了最勇敢和最坚定的反抗者。我的朋友王怡牧师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2014年6月,他两次被警察带走,但他依然没有任何退缩之意。对他而言,为自己的信仰而身陷囚牢,已经成了大义之所必然,他甚至将这种命运视为一种恩赐或幸福。
   
   
   三、静悄悄的反叛
   
   
   曾经有记者问我:回想学生时代,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就是思想上的不自由。在共产中国,关于历史,关于人类社会,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历史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农民起义总是好的,地主和资本家总是坏的。我参加高考那年,历史科目的最后一道大题就是分析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你要讲康梁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国民党都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的标准答案都受到质疑。比如,许多像我一样的作家和学者拒绝使用“解放以来”、“建国之后”这样的词汇,只用“1949年”来指称共产党建立政权的那一年;我们也不用“新中国”来指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改称“共产中国”;如果不是用于嘲讽,我们也不会使用“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称谓,而是直呼其名;我们也不会用简单的“党”字来代替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把这个党置于国家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直接称之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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