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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一我的思想演变历程(续五)

十八,苦乐观
   
   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悟甚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如何看待快乐和痛苦。在周辅成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中,摘录了古今大哲学家论述快乐和痛苦的大量文字,这表明,苦乐观始终是被普遍重视的一个论题。有一个命题从两千多年以前一直流行至今——“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当今的中国,“不管你做什么,只要快乐就好”这句话已经成为口头禅;除工作以外,让更多的笑声充满生活,也成为大部分人的追求。这跟过去相比,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贫穷困苦是荣耀,追求快乐是羞耻,而今人人都知道,追求快乐是每个人拥有的“天赋人权”。
   
   但是,如果对苦乐命题不做更深入的思考,看不清快乐的另一面,或者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快乐是人生的目的”,那就会带来阻碍文明进步的后果,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言。

   
   也许可以借用钱锺书的话来提醒人们,他在《论快乐》一文中写道:“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象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享受到永远的快乐。……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象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些话,似乎有点过分,但仔细一想,也有几分道理,它提醒人们应看到“快乐的另一面”。钱钟书在这里一连三次重复“引诱”这个词,强烈地提醒人们:快乐有时可能成为引你步入骗局的诱饵;或者换句话说,快乐有时可能是引你遭受痛苦的诱饵。
   
   钱钟书的说法反映了人世间普遍的困惑,人们一面觉得,人人都向往快乐、追求快乐,这似乎是人所共知、无人否定;人们又觉得,追求快乐的结果往往是遭受痛苦,这也是人人都有过的亲身体验;前一种经验使人们倾向于把快乐作为人生的目的,后一种经验使人们倾向于抑制对快乐的追求。由此,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就出现了两派理论,一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二是斯多葛学派的“禁欲主义”。在中国古代,亦有儒家的“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另又扬朱派的“及时行乐”。
   
   最初,我很赞同快乐主义的观点,毕竟我是从提倡“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同时还批判“追求享乐”的时代走过来的。我们亲眼看到过专制统治者怎样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强加给民众,办法就是制造出一套理论(诸如“大公无私”、“解放全人类”、“万恶的享乐主义”等等)灌输给民众,同时用强制的手段迫使民众成为驯服工具,任何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倾向都被看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被看作“邪恶之源”。所以当“文革”以后不久,快乐主义一抬头,我就有种“解放”和“自由”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尼采的著作,脑海里掀起了猛烈的浪潮。以前曾经读到批判尼采的文章,说他宣扬“强权即公理”,是劳苦大众的敌人。我这个人的性格和信念比较倾向于同情弱者,同情劳苦大众,所以对尼采曾抱有厌恶之情。经历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我,已经对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十分反感,“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社会现实促使我反思有关精英强者和大众弱者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重读尼采,居然在这个“恶人”身上发现有“真理的闪光”,这是个极大的翻转,连自己也颇感吃惊。
   
   在这里,只谈及有关苦乐观方面的尼采观点。他写道:“人生并不追求快乐,并不避免不快,快乐就是对阻力的克服”,“不满足、不快,是一种刺激,加强生命感”,“快乐乃在于意志永远向前冲击,永远制服那阻拦他的东西”,“享乐主义、厌世主义的学说得到世人倾听的时候,那就是不信人生归宿、目的、意义的象征,那就是缺乏意志,厌世……,表示生命开始失掉本质的象征。”这些话为我提供了全新的、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快乐与痛苦的性质和关系。尼采是个意志论者,他宣扬强者意志,赞颂英雄道德,鄙视大众心理和弱者道德,他否定“避苦趋乐”这种大众心理,称其为弱者道德、弱者精神,斥之“丧失生命意志的象征”。他认为,对于强者而言,痛苦是对生命意志的刺激,快乐是对生命意志制服阻力的奖赏;他从张扬生命意志的角度去看,快乐和痛苦都在推助生命意志的张扬,这才是强者的品格、道德和精神。他宣称,人类不能没有强者,强者是人类维持生存和发展的依靠,否则人类在自然界残酷的竞争中早已被淘汰。他说他的论述只是说出了存在已久的历史“事实”。
   
   在我读到尼采的这些文字时,发觉自己正在被他所吸引,甚至有种遇到重大发现似的激动。事实?事实?真的,自古至今人类的历史不是充满着这样的事实吗!强者精英总是占着优势,大众弱者总是处于劣势,社会演变的动力来自于那些精英强者;主宰历史进程的是那些精英强者(后来我修补了这种观点),这一切论调,对我过去受到的教育或接受的灌输,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对我一直胸怀的“同情弱者情结”,亦是强烈的冲击。
   
   在新旧世纪交界的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听闻让我深思。譬如有位华东理工大学的教师跟我谈起他的学生,前几天来看他,宴请他和其他老师,席间谈及他的创业史。该学生曾是学生会和团委的领导成员,90年代下海去深圳闯荡,靠熟人帮忙向银行贷款十万元做贸易,失败,再向银行贷款二十万,还掉前债后继续做贸易,又失败,再向银行贷款三十万,如此这般居然成功了,淘得第一桶金,如今已是大公司老板。听来颇有戏剧性,大家笑谈一番而已,但我却从中看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下海大潮之中,有大量弄潮儿被卷了进去,只有少数人成功了,凭什么?其因素当然复杂,其中机会(好运)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强者的特质。很多人在遭受第一次失败和连续两次失败以后,都退却了,而只有不畏挫折、迎难而上、敢于冒险、敢做敢闯、坚忍不拔的少数人成功了。我不排斥有些人靠的是恶性竞争手段,但也应承认,每个弄潮儿都面临同样的机遇的时候,个人特质的差异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些当时社会现实中出现的事例,以及带给我的启示,使我跟尼采的观点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共鸣。人类社会中的竞争,导致社会分化,产生了强者弱者、精英大众、富人穷人等这类不同的阶层,除了从社会角度去观察、分析这些现象以外,还得从个人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不得不承认个人特质的差异是每个人在竞争中影响其胜败的重要因素,不能简单地以“同情弱者”的情结去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
   
   尼采推崇“强者意志”或“英雄道德”,反对把快乐当作人生目的,柏拉图等先哲也曾说过,快乐只是人的行动过程中随机产生的心理现象,不能成为行为的目的,这些说法都启发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苦乐观。我丢弃了“快乐是人生的目的”的观点,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过于简单化。之所以说“不科学”,是因为快乐和痛苦作为一种情绪,都源于人的欲望,当人的欲望趋于满足及得到满足时,人的身心就感受到快乐,快乐的情绪奖励人去重复同样的行为,当人的欲望趋于难以满足及不能满足时,人的身心就感受到痛苦,痛苦的情绪阻止人去重复同样的行为,可见,苦与乐只是人的身心生来就具备的一种本能,一种调节行为的机制,怎么可能成为行为的目的呢?之所以说“过于简单化”,是因为人除了具备本能的、感觉的调节机制以外,还有理性调节的机制。人在后天与环境互相作用的过程中,会获得这样的理性经验,即对于感受到痛苦的行为加以反思和修正,坚持原有目的,继续行动,就可能获得成功,感受到快乐。如果,人们一旦遇到阻碍或感到痛苦就不再行动,那么就难以满足自己的欲望,难以达到行为的目的。所以,把“避苦趋乐”作为一般性原则去解释人的行为,仅仅着眼于感性经验,就过于简单化了。
   
   那么,什么是人的行为之目的?什么是人生的目的?概括地说来,这目的就是——谋求生存和发展,这“生存”不仅仅指身体的保存,还包括人格尊严、情趣偏好、思想观念等精神财富的保存,这“发展”包括生命的延展,物质及精神财富的增长。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快乐和痛苦只是伴随着行动而出现的心理现象,把快乐作为人生的目的,这种思想至少不够严谨。
   
   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在说盼望快乐,追求快乐,祝贺快乐等等,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的、正常的现象,用不着把“快乐”提到哲学或论理学的高度去谈论。但又必须强调,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把“快乐是人生的目的”作为信条,“享乐主义”泛滥,遭受痛苦马上失却意志,面对艰辛即刻退步避让,不肯刻苦钻研,不肯潜心研究,不肯忍受到达目标之前的寂寞或低迷,等等,如果以上种种心态已经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品格表征,那么,这个社会文明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足够多(虽然还是少数但足够多)的人对以上心态嗤之以鼻,其文明的进步才有可能。
   
   十九,关于精英强者和大众弱者
   
   在思考“苦乐观”的过程中,已经接触到这一论题,谈到尼采曾区分了强者与弱者的“苦乐观”,他把社会成员分成两个阶层即“强者与弱者”,从二者的关系来解释社会现象,于是很自然地,我的兴趣就从人生的感悟转移到社会研究。在展开这一论题以前,有必要对精英、大众、强者、弱者这些用语作个说明。我是从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来使用这些词语的,不作为概念。精英和大众这两个词语,人们一看到就能理解(约定俗成),它们被用来描述社会分化成两个阶层的现象,不过只是粗略地、笼统地描述,虽然它们不作为一种有确定内涵的概念,但不妨碍人们这样使用它们。强者和弱者亦同样如此。有人会问,你按照什么标准来分出这两个阶层?我的回答是:按照人们占有的生活资源(物质的和精神的)多少来划分。不少学者按照所谓的素质来划分,说什么精英优秀、智慧、勤劳,而大众则低俗、愚蠢、懒惰等等,这些学者区分的方法实在是不够聪明,精英阶层中的坏蛋、贪赃枉法者还少吗!大众阶层中的良善义勇之士却多得不胜枚举。所以还是实实在在地按照占有的生活资源来划分。但是事实上,每个人占有资源从多到少数量上的递减是连续性的,你看不见一条明显的界线,在此线发生跳跃式的落差,所以只能说是“粗略地、笼统地描述”。
   
   自古至今,很多哲学家、思想家都曾使用不同的词语来粗略地、笼统地描述社会分化现象。诸如,中国古代儒家说过的“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耕者与仕者”等等;古希腊的哲学家说的“强者与弱者”、“富人与穷人”;近代西方学者说的“精英与大众”、“雇主与雇佣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等。现代的学者有所改进,可以将社会成员个人收入列出明细表,据此划分出八个阶层或十个阶层等等,这样就能更为细致地、具体地描述社会现象。不过,继续使用精英、大众或强者、弱者这些词语来分析、解释社会现象及社会演变的历史,还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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