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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一我的思想演变历程(续三)

十,“清查”运动
   
   回局一上任,我就提出处级以上干部全部“解放”,让他们参与各处室的领导事务,例如成立教育革命组,韩中岳为负责人。局革委会里除一人外(即曾经声称韩有历史问题者)都同意我的意见。从十月到十二月的两个月,不再有批斗大会,运动从“斗”进入“批、改”阶段,人们从“战斗组”或“造反队”返回到各处室,一切似乎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不过,也有一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造反为当官,摆出当局长的架势”,“阶级斗争不搞了,天下太平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泛滥,敌友不分!”等等。我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耳边风,因为我早就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拉下来”。
   
   十二月,教卫组召集下属各局革委会主任开会,陈琳瑚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江青重提“公安六条”,号令全国继续深入展开“清查”运动。所谓“公安六条”是指在1967年一月中央发布的条令,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要对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等等实行专政,这些人也就是这次“清查”的对象。我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打鼓,马上联想起“右倾机会主义泛滥”这句话,料想不久我将面临更大的压力。果然,在向全局人员传达中央精神以后不久,有人连续贴出大字报,说“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右倾机会主义的总根子在哪里”,“现在是检验谁是革命左派的时候了”了……等等。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些大字报是针对我的,我也不安地观察着同事们的反应,还好,极少有人呼应,大多数人保持沉默。我当时理解,多数人跟我一样,对于“人整人”的政治斗争已经厌烦,也并不认为局内还有什么要清查或专政的对象。可是,中央精神必须贯彻,谁都害怕被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谁都不想被人指为“阶级立场模糊”的落后分子,所以只能用沉默来表示异议。

   
   局革委会的成员,包括我在内,个个变得“立场坚定”,对“敌情”持有高度警觉,一致作出决定:把“清查”作为今后运动的重点,原有的业务能停的马上停下,不能停下的赶快结束;成立专案组,由副主任(党员处长)负责,挑选几位造反派党员参与工作;宣布六人为审查对象(包括退休人员),相应成立六个审查小组,基本上以处室为单位,各负责一个对象的案情分析、审问、批斗等事宜,在我离开局机关、被遣去“干校”以前,这样的“清查”成为各处室的日常工作。这段时期,我开始“逍遥”起来,我的身份让我可以游离于各个审查小组,以深入各处室了解全面情况为借口,随意选择到某个小组参加活动,却又不必分担某一任务。既然业务工作停止了,革委会开会讨论的大多是专案事宜,我就有意识地让那位党员处长成为主角,并且以不是党员为理由,不过问专案组的一切事宜。那个时代,非党员不能涉足政工、人事等领域,更不要说翻阅档案、外出调查等活动,所以,我的“逍遥”状态似乎很符合同事们的心理:同情我的人理解我,反对我的人认为我很“识相”,如此倒也相安无事。
   
   那时候,人们一进机关上班,做些什么事?第一件事,就是全体集合,在毛泽东像前举行“早请示”仪式,每个人拿着小红书即“毛主席语录”,举手过头,先是齐声高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后是有人领读一段语录,有时领头人还要大家合唱革命歌曲(至于“晚汇报”是各自在家睡觉前做的,听说有人做,真假就难说了)。仪式过后,大家回到各自办公室,开始“清查”工作。大部分时间用来“分析敌情”,一是,根据专案组介绍的情况确定审查对象的问题性质,是叛徒?是特务?是坏分子?是反革命?其实,除了我们这几个刚来机关的年青人外,老高教局人员都在心里这么想:这些对象的问题早就有过组织结论,如今又没有新的证据,要靠我们“深挖”,从何挖起?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二是,分析审查对象的心理状态?是抗拒?是恐惧?是若无其事?分析其态度,是顽固?是萎糜?是耍赖皮?分析其书面及口头的交待,是可信?不可信?有疑点可乘势追查?分析应该采取的策略,是“抛材料”还是逼其交待?是软的一手还是硬的一手?是直接了当还是迂回进逼?分析“敌情”以后,就跟审查对象面对面接触,审问,批斗。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审查对象记忆模糊或者心慌意乱,说话吞吞吐吐,有关时间、地点、情景等交待不清,或者前后矛盾,这就给大家抓住机会,发出一连串追问,吓得他更加慌乱,无法自圆,那狼狈相惹得大家暗暗发笑,甚至当了审查对象的面哈哈大笑。譬如有位处长,解放前曾被捕,关在延安路陕西路交界处一幢童话般的洋房里,审查小组问他(按专案组布置下来的任务),被捕的还有哪些人,他先说他没看见其他人,后又说有人一起被捕,几天内如此反复再三,大家有点光火,于是设计整整他,告诉他“至少有位姓张的大学生一起被捕”,实际上没这回事,只是要看他怎么表演,谁知他马上肯定地说是有个姓张的人,而且解释他不是有意隐瞒,实在记不起来,急切地恳求我们相信他。审查人员看到他居然中计,暗自发笑,有人竟忍不住掩嘴笑出声来,当然,大家又会马上装出严肃的神情。
   
   如今看来,在上述那种“全民办案”的情景里,每个人都显得很虚假,不再是真实的自己,包括我,包括审查人员及审查对象。大家曾经长年累月地一起工作学习,同局、同室甚至同桌,互相之间虽不能说知根知底,却也熟得连脾气都已摸透,现在一下子变成了敌我关系,内心都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可又不得不装出一副类似于“你死我活”的争斗姿态。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数月半年地维持着这种虚假的关系、虚假的姿态。这种虚假,扭曲了人性。
   
   人性中最本质的部分就是“自我保存”,为了谋求“自我保存”,必然要参与竞争,由此,人性衍生出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侵害他人”,以占有更多的生活资源,以确保“自我保存”。二是,倾向于“不侵害他人”,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受到侵害而危及“自我保存”。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就表现在发扬第二种倾向以遏制第一种倾向。但是在虚假的政治斗争的环境里,两种倾向的界线已被搅乱,人们已经难以分辨、更是难以坚守应有的界线,或者说对侵害行为已经麻木,只求自我保存,以致使得“侵害他人”的现象到处泛滥,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人类社会这条道德底线——不得侵害他人——已经荡然无存,这就是“文革”十年乱象最突出的表现。不但如此,其遗毒还导致“文革”后出现社会性的道德滑坡。
   
   高教局对比其他机关来说,斗争气氛还比较温和,除了拍打两下脑袋,没发生更严重的武斗现象,但发生两次外人暴打审查对象的事件,都针对韩中岳。韩中岳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故事值得记录下来,我带着深深的怀念写下这个故事。
   
   韩中岳(1920—1999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参加新四军,42年加入共产党,朝鲜战争中赴朝参战,后在志愿军政治学校任领导职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63年,当时他已经复员,经局长姚力推荐分配到高教局,任中专处处长。起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温和、慈祥的长者,我从未看见他对人发火、训斥,就是犯错了,他也是不紧不慢地谆谆善诱。可是,在听他讲过一个故事以后,这印象开始改变了,那是在1967年的秋冬时节。他说到,当年他所处新四军部队的首长是陶勇,陶勇是粟裕手下的两员大将之一,另一位就是叶飞。陶勇真的很勇!就像拼命三郎。有一次攻打敌人碉堡,陶勇下令喊话促对方投降,敌人也喊,说除非你们的首长不带武器来碉堡面谈,陶勇听到后,二话不说,卸去武装,脱掉外衣,径直向碉堡走去,不一会,就把敌兵带出来了。讲到这里,他忽然停下来,眼睛望着窗外,我发现他的眼眶里闪烁发光,泪珠在晃动。他接着说,“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硬汉会自杀!换了我,也决不自杀。”他说话那口气,我从未感受过,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他内心的刚强和炽热。他告诉我们,他接到几个曾是他部下的来信,说陶勇投井自杀了,来信的都是军长、军区司令级别军官,陶勇去世的消息可靠,但他不能相信陶勇会自杀!
   
   因为韩中岳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参军后没几年就升为营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姚力。据有位处长说,姚力曾对他这样介绍韩中岳: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一次我被敌人困在山上,打得浑身是血,没法动弹,韩中岳带他那个营冲上山解围,是他把我背下山来的,他这人外柔内刚。韩中岳跟着姚力渡江攻下杭州,姚力留在杭州任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再到国务院任总理秘书(保卫),后相继调任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高教局局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而韩中岳则去朝鲜参战,复员后又回到老首长身边。
   
   也许是有人给华东师大的红卫兵透露过姚和韩的关系,所以在1967年春夏时节,华东师大一批红卫兵到高教局审问韩中岳,目的是要逼出打倒姚力的材料。那天我不在机关,晚上回来听说,韩被打得站不起。我马上赶到韩的家里,他躺在床上始终没说过一句话,紧闭双眼。我问他母亲有没有去医院看看,回说他坚持不去医院。还好,一个星期以后他能下床,直到我去北京出差回上海,才又见到他,似乎恢复得不错。
   
   在“清查”运动期间,韩中岳又遭受一次暴打,我当时在场,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事隔多年,还在心底留存着一点愧疚。
   
   局革委会成立以后,我请他出来工作,担任教育革命组组长。他提出建议,办一个教育革命历史展览,我当然很高兴地支持他,拨给经费,告示全局,租借原体育宫场地(人民公园西端)着手筹备。我去看过两次,领略到了他的大手笔,来自上海各大学的资料出人意料地丰富,遍及十七年间甚至四十年代,汇集的各类人手,包括美工、泥工、木工、水电工、摄影师、撰稿人等等,一应俱全。在那样混乱的年月,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能调集如此众多的资源,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至少我肯定做不到。
   
   可是就在展览会将要开展之际,“清查”运动开始了,韩中岳被关进“牛棚”,罪名是“特务”。专案组透露出他的档案记载,这时我才大概地了解到他的历史经历。韩中岳十六岁时被父亲送进一所学习无线电的学校,后来知道,该校的幕后主办者是日伪“76号”特务机关。于是,他母亲又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位大学教授,联络中共地下组织,把他送到丹阳的新四军部队。事也凑巧,有个他以前的同学也在同一部队,向领导汇报了韩中岳跟“76号”的关系,此后,韩就成为内部控制对象。监视韩的侦查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从他身边的记事本上,发现有关韩的记载,韩曾经化名给上海寄信,寄给母亲,为什么要用化名?有疑点。于是,部队对他隔离审查,关押了一段时间以后,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由于韩的出色表现,那段经历并没有妨碍他的晋升,在他赴朝参战后,还任命为志愿军政治学校的领导。后来军委又对他审查过一次,结论还是没有问题,但在军队将难以晋升,于是让他复员去地方工作,给他的行政级别是13级。而他的部下,却节节高升,甚至当上了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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