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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我的思想演变历程(续二)

不识庐山真面目--我的思想演变历程
   
   七,一月夺权
   
   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上海连续发生了几件大事。当时有两个工人组织,一个叫“工总司”,属造反派,另一个即“赤卫队”,属保守派。该两个组织先后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大会,都“勒令”市长曹荻秋到会。“赤卫队”逼迫曹签字同意他们提出的“八条”,承认其为革命组织,承认其大方向正确。随后,“工总司”在大会上逼迫曹宣布“八条”作废。“赤卫队”被激怒,动员一、二万人包围了设在康平路的市委书记处。口号是“打倒曹荻秋”,甚至“打倒上海市委”。“工总司”眼看着有人要来抢功、“摘果子”,当然绝不允许。“工总司第二兵团”派了三、四万人,包围了“赤卫队”。那天我也想去看看情况,可是人多得无法插足,一到康平路就再也走不过去。二十九日晚,二兵团司令耿金章下令攻击,造成近百人受伤,“赤卫队”大批人员被押着离开康平路。但是余波未平,“赤卫队”仍然组织工人示威、静坐、派人去北京告状等等。

   
   1966年12月三十日夜,我坐着“华沙”牌小车去复旦大学接副局长回来,他前两天被召去参加批斗会。车开到西藏路刚上“泥人桥”时,忽见几个手持长矛的彪形大汉拦住我们,其中有一位说话倒也客气:“前面封路了,绕道走吧”。我下车跟他们聊了几句,原来他们是“工总司”的,说“赤卫队”的人在南京路静坐示威,我朝南方瞧去,远远看到南京路上灯火通明,人头攒攒,一片闹哄哄的样子。可另一个脸露凶光的人晃了晃手里的长矛,喝问:“哪单位的?车里是什么人?”我如实回答,他探头往车内望望,回头说:“一条大鱼!”,又说:“要核实一下,跟我走。”于是我只得随他朝附近的煤气公司走去。一上二楼,走进一个仓库似的大通间,地上坐着、躺着一两百号人,很多人手里抱着长矛。我被告知,他们是“二兵团”的,驻扎在这里是为了防备“赤卫队”闹事。给复旦大学“红革会”打电话证实了我的身份,当我回到停车的地方,又见来了一位高个子,他冲我说:“借你车子用用!”,把我和“大鱼”推进一辆破吉普,把我们送到位于永福路的一幢洋房,让人看管“大鱼”后,带我上楼。从楼下的房间、走廊到弯曲的楼梯,到处是拿着长矛的人,他们推我走进一个“亭子间”似的房间。有八九个小伙子靠墙坐着,桌子后面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押送我们的人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他缓缓地抬头看看我,那眯着的双眼满是疲惫的神情,他有气无力地盘问了几句,叫我随便坐,就双手合在电喇叭上,打起瞌睡来了。此人就是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自康平路事件以来,接着是阻止“赤卫队”上北京告状,戒备“赤卫队”静坐示威,两三天没沾枕头,可以理解。我就坐上桌子,靠着墙壁闭目养神。过一会,有人叫我下楼,说小车回来了,走吧。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回想所见所闻,不觉联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的场景,真有“动荡的革命年代”那样的感觉。
   
   1967年一月四日,《文汇报》造反派宣布夺权接管,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造反派宣布夺权接管,一月六日,那天一早就雪花纷飞,但整个上海却热火朝天,马路上到处是载人的卡车和举着横幅红旗的队伍,一路上锣鼓喧天、喊声阵阵,他们都奔向人民广场,号称有十多万人,这是由“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造反组织召开的“打倒上海市委”的批斗会,并通过电视向全市转播实况。会上发出三条通令:罢了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的官、责令其一面检查一面劳动,责令市委书记陈丕显写检查等等。一月十一日,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电报赞扬和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做法,为全国群众树立了榜样。一月十二日,全市转播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欢庆中央贺电,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所谓“新反扑”,主要是指一月初开始出现的、波及全市的“经济主义歪风”,即抢占住房、争工资待遇、消极怠工等现象(教育系统也同样如此,高教局机关曾在一天内连续接待了五批来自各高校的请愿队伍,都是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誓师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并成立由许多造反组织联合的“上海革命造反联络站”,取代市委、市政府机关。这就是所谓的“一月夺权”,毛泽东极为满意,称之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故又名“一月革命”。
   
   高教局机关内,也在谈论夺权事宜,不少人说造反队应该夺权,我却迟疑不决。我心想,如果夺权,就意味着我不仅是造反队的头头,还要挑起负责全局工作的责任,但是,我既不是工农出身又不是党员,刚来机关工作还不足两年,无论是资历还是工作经验都远远不够,我甚至不清楚一个政府机关对内对外要做哪些事,人们既不会服我,更会看我的好笑。
   
   可当时正在风头上,全市不少单位都在夺权,一月十三日,我们队里正在开会,总结学习“元旦社论”的成果,不料传达室来报告,大门外聚集一大群人,声称是“64届毕业生”革命造反组织,责问“你们造反派夺权了没有?”,声称他们要接管高教局。我赶紧派人出去跟他们对话,说高教局造反派“猛虎纵队”已经接管,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那些人究竟是何来头,我们也不清楚,看来只是闹一闹而已,一会儿就散了。不过这一事件促使我们立刻决定采取行动,马上召集全局大会,宣布成立“接管委员会”,设立由三位科级干部组成的接管小组,由他们负责所有“促生产”事宜(即所有日常的行政工作,如接待、财务、文书、生活、后勤等等)。我本来担心有人会唱反调,谁知大家一致拥护,会后不久还贴出了好几张大红喜报,又有六位科级干部要求加入“猛虎”队。第二天,接管小组选了七八个人开会商量如何着手开展工作,我也参加,刚走进会议室,就迎来一阵鼓掌声,我吓了一跳,真有受宠若惊之感,从来也没有遇到这等待遇啊!压在心头的一个包袱终于落下了——人们并没有因为资历浅、经验少而看轻我。
   
   虽然我告诫自己,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形势把我推了上去,但总免不了暗自庆幸,甚至有时会想入非非。记得当时还联想起一件事情:大约在那年的春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曾经是我妹妹的奶妈,她从我父亲那里问得我的号码。她想见我,说她现在是在警备区司令员的家中做保姆,还告诉了地址(淮海路上“宋庆龄纪念馆”附近),只说两句话就马上挂了电话,像是怕人发觉。听口气,她似乎有什么急事要跟我商量,高教局离那里不远,中午我就去找她。沿着淮海路朝西走,过了“宋庆龄纪念馆”,就看到一条很短的小弄,弄内只有一户人家,就是这里。黑色大门中间有个小门,敲门以后,小门上的窗户打开,露出一个戴军帽的脑袋,问明来意后,让我等在门外。过了好一会,小门打开,奶妈出门后又关上。据她说,这一家本来有七个佣人(即勤务兵),警卫、司机、卫生员、厨师、杂务工等,她则是专门雇来为主人家做江南点心的。她说她后悔来这里打工,规矩很多,行动没自由,除了跟出去看电影,不得随便出门,管事的还要派她做杂七杂八的事情,要不就是一顿训斥。她想离开,又怕招祸,不知怎么办才好,要我帮她想想办法。我说别怕,你是雇来的,不是当兵,可以要求离开,只是要找个适当的理由,譬如让家里写信来说老公或孩子患重病,必须得回家照顾等等。我跟她商量了几种做法,她似乎很满意。临走时她关照我说:以后别再来了,他们只准许这一次。
   
   之所以联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印证了“当官做老爷”这种说法,而且让我颇为震惊。我们局长住的是高级公寓的一层,也不过大大小小五、六间房,而那个司令却占着整个花园别墅,还有8个佣人为他服务,这跟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区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话真的有事实依据。由此,我为“夺权”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老一辈革命者有不少人已经变质了,毛泽东寄希望于我们年轻一代,要我们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考验,成为可靠的接班人,而我,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去。可是,一方面,我对自己的前途有着飘飘然的憧憬,另一方面却又缺乏自信,难以克服被工农出身的人拉下来的忧虑。
   
   不久,加入“猛虎”队的人员愈来愈多,最后,除了处以上领导干部,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加入,于是就改名为“高教局革命造反纵队”,通过选举设立了由七人组成的“勤务组”,由于我得票数最高,还是被选为队长。我爬上“第一扒手”位置的阶梯又上了一步。
   
   八,内部争斗
   
   造反组织得势以前,内部有着共同的目标,大家关注的是,如何在与外部的竞争中取胜,互相之间就是有点矛盾也不会特别认真;得势以后,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头头的位置也逐渐成为某些人觊觎的对象,内部的争论、摩擦甚至对着干的事件,也成为日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年轻人当中,我跟三位同事的关系及观点较为接近,我家庭出身是职员,他们三人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另外,则有四、五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常常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两个“山头”,尽管并没有公开,但机关内的其他人都看在眼里。当我被告知,有人在发问:“为什么高教局造反派的头头、骨干都是出身不好的人?”,我开始担忧起来。我心里恨清楚,要说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条件,工人子弟那个“山头”比我们优越得多,他们不但出身好,而且都是党员,而我们几个不但出身不好,而且都不是党员。我想,虽然在思考能力、写作水平等方面,我们明显占着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成为造反队“骨干”的原因,但是,“文革”初期曾有的那种情绪又冒了出来,就是自认为“无法成为革命者,只是被改造的对象”的那种情绪,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他们要把我拉下来。常常会听到他们激动的发言:“谁对毛主席最有感情?谁最痛恨资产阶级?是工农子弟”;他们会采用忆苦思甜的方式,热泪盈眶地倾诉自己的阶级感情;每当这种时候,我顿然觉到自己像是矮了半截,还有一种类似于气馁的感觉。他们坚持主张,“猛虎”队的各战斗组有权独立行动,有时他们会跟机关内的其它造反队串联,做出一些不利于我们的动作或舆论。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机会,把我整了一下。
   
   1967年一月底,上海出现了“炮打张春桥”的热流,其主力之一是复旦大学的“红革会”。我去复旦打听消息,看到大字报上写到,张春桥是叛徒,而且有铁证。据复旦红卫兵说,昨夜有十八辆军用摩托卡闯进来示威,还说要抓人。这事件激怒了主张炮打的人士,说“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的书记之一,市委可以炮打,为什么不许炮打张春桥!”我当时也十分气愤,带着这股情绪回高教局,就召集“猛虎”队员开会,我介绍了复旦的情况,要求大家行动起来支持“炮打张春桥”,还说“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机关内部的运动,也要到社会上去闯一闯”。谁知我的话音未落,就有人急冲冲跑来,手里拿着了“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的电报抄件,上面表态要制止“炮打”事件。于是,大家马上要求我“必须相信中央文革小组”,逼得我无话可说。事后,队内进行“整风”,会上,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我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种帽子纷纷落在我的头上,“风头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阶级路线有问题”等等……。我第一次领略到类似于当权派挨斗时的心情,郁闷了好几天,在“大年夜”跟华东师大的红卫兵一起去南昌串联,一走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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