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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我的思想演变历程


   

序言


   
   化了三年多的时光,写就了这部自己思想演变的回忆录。其一部分内容,是简单地回顾我自进大学以来的经历,从中可看出我思想演变的大致过程;另一部分内容,是阐述自以为是有独特见解的理论。之所以说是“有独特见解”,是因为构成这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真理、人民的权力等等,都有我自己的见解,似乎很少发现有别人给出同样的见解。我曾写过数十万字的政治理论文章,而今,有必要予以整理、集中,以更简洁、更系统地阐述我的思想。我的最终目的,是要论证“民主是什么”、“现代民主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早已解决的简单问题,政治学教科书上都写着呢!可是,我的亲身体验却让我深深感到,太多的学者(更不要说一般人)发表了无数文章,对民主进行质疑、歪曲、篡改、诋毁,以至于在颇为广泛的范围内,制造出一种排斥民主、害怕民主、甚至咀咒民主的氛围,而这种氛围,将给社会带来祸害,我曾亲身经历过这种祸害,亟盼下一代不再遭遇,我认定,只有建立民主政体,才能给社会带来长治久安。

   
   我不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专业学者,不过是一个阅读、思考和写作的爱好者,这对我有利有弊。有弊者,因缺乏政治专业的基础,所以阅读有关文章十分费力,必须通过大量阅读加上反复阅读,才能予以弥补。有利者,相对于众多流派、主义,我比较容易超脱,不会陷于大量“术语”的海洋之中(这一点,有兴趣阅读政治学论文的人也许会有同感),不受其干扰,把精力集中于探究更为本质的东西。
   
   某些专业的政治学者,对我的文章也许不屑一顾;他们很容易在感情上排斥我的观点,但恐怕难以排斥我所依据的事实及严密逻辑。我以为,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必定建筑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之上,而这也正是我时刻铭记的准则。
   
   我不是政治家,按我的性格、思维方法及经验,不宜参与政治竞争。人们常说,政治很肮脏,可是也总得想办法尽量让政治少一点肮脏,希望我的辛劳有助于此。
   

一,起点


   
   1957年,十六岁的我离开故乡无锡,去上海读大学,这一年正是我心路历程的起点。在那以前,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只想着玩,很少课外阅读,从未到图书馆借过一本书,连“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也没有碰过。玩的内容,当代人也许会视之为低级:在泥地上滚玻璃弹子,在“水门汀”(水泥)上打棋子,贴着墙壁飘“洋牌”(像扑克牌一样印上画面的纸片),对着倾斜的砖头抛铜板,在公园里“官兵捉强盗”,只有一项是现代人还玩着的,即打篮球。童年及少年时期如此经历,是我一生的缺憾。
   
   记得那年的中秋节是在9月上旬,刚过“八月半”(无锡人说的中秋节),我带着一只红色小皮箱和一个铺卷,告别亲人独自乘火车去上海,有人接站,一切顺利。
   
   进了“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后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及上海师范大学)朝北的临时大门,我放下行李歇歇脚,正欲环顾四周,却被正前方教学大楼挂着的两条大幅标语吸引住了。那两幅大红布条从五楼的阳台垂落到二楼,足有十五、六米长,上面写着的白色大字,在百米之外仍清晰可见,一边是:教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夸美纽斯);另一边是: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当时的我,就像面临一件从未遇到而又令人吃惊的事物那样,对这两行大字看了又看,在心中默诵着,体味着它们的涵义,像是要把它们印刻在心田。
   
   啊?教师,真是这样受到人们的尊崇?我在心里这样问自己。懵懂无知、刚成“师范生”的我,因为是第一次受到这种话语的冲击,一面有所疑惑,一面却由然升起些许自豪感,渐渐觉得有一股底气在体内往上涌,心跳也似乎随着加重。太阳底下,光辉,灵魂,太阳底下!光辉!灵魂!这样的词语引发我产生从未有过的、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豪情”。
   
   入学新生都必须接受“专业思想”教育,看电影,听报告,小组讨论,阅读推荐书,写思想汇报,一周以后,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两个苏联人的名字和形象,即电影《乡村女教师》的女主角瓦尔瓦拉,及《教育的诗篇》的男主角马卡连柯。
   
   参观校园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最触动我的,是参观图书馆。那时在我的眼里,学院的图书馆简直大到令我无法想象。过去十几年里,我只进过一次叫做“图书馆”的地方,那就是无锡市图书馆,它位于全市最高建筑“大自鸣钟”的下层,眼前这图书馆的面积恐怕有它十倍那么大。记得在读初一时,学校组织学生去那里参观,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高高的书架把空间分割成的、弯来弯去的、封闭而狭窄的走道,那是“捉迷藏”的好去处,于是我和小伙伴们乘机在里面互相追逐、大声嬉笑,结果挨了老师一顿臭骂。想起此事,顿觉脸红。
   
   那天参观活动结束后,我独自返回图书馆,再次走进书库(当时书库是开放的)。在昏暗的灯光下,那迷宫般的、弯来又弯去的狭窄走道,那一排排高大、森严的书架,让我感到一种神秘的气氛。我从来也不曾知道,这世界上竟有这么多的书本,它们记载着数不清的文字。里面都说了些什么?知识,真是知识的浩瀚大海!这个世界原来那么大,而我却像个渺小的侏儒,白白地活了十六年。那时那景,让我从心底冒出类似于立志博览群书的“雄心”。
   
   我最先读的是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科的教育著作和小说(《教育的诗篇》、《塔上旗》等),在其影响下,在我心中点燃了人类固有的本能——理想——的火苗。我暗暗地下决心,要成为像马卡连科那样的教育家、文学家,为教育事业贡献一生。
   
   人们的理想总脱不开此种模式:冠冕堂皇的外衣——为社会事业献身——包裹着真实的抱负——个人奋斗、成名成家。
   

二,政治运动


   
   进大学后的前两年,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当中。在入学那年的冬季,发生了一件当时我并不知晓其性质与后果的事情。那天晚上大礼堂放映电影《女篮五号》,我早就迫不急待等着看这部电影,当班干部通知晚上有重要会议后,我不加考虑地坚持去看电影。散场后回到宿舍,发现有个人卷缩在走廊尽头的窗下,仔细一看,是同班同学刘某,此人长相猥琐,沉默寡言,不大受人欢迎。我问他怎么回事,生病了?他抬头看看我,喃喃地低声说:“我饿,我冷”。我说:“那还不上床睡去!”,伸手去拉他,他不动,重复着“我饿,我冷”。我又问、又拉,他就是一动不动,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好说“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快步去食堂问值班师傅讨了两个馒头。到第二天,我差不多已经忘了此事,可班干部找我谈话了。这时我才知道,那个重要会议就是批斗右派分子刘某,我自辩说“事先不知道呀”,班干部并没多加斥责,只是严肃地告诫我:“以后千万别再出这种事了!”。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告诉我,这件事录进档案了:“同情右派”,可当时的我,却并没当作一回事。
   
   在此以后,“教育大革命”,“大练钢铁”,下乡去农村“支援双夏”、“战三秋”,“白手起家”自建化工厂,等等,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运动接踵而来。这一切的开头很有戏剧性,那一天的半夜时分,突然,整个校园被广播声震醒,当熟睡的我醒来之时,已经有同学打开窗门,大家都飞身下床,聆听着高分贝大喇叭发出的“动员令”,大意是要求每一个人投身到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可是我听得似懂非懂,倒是听清楚了这几句:写小字报!看小字报!交流小字报!班干部似乎早有准备,布置了具体的做法和内容,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譬如: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贪图享乐、追求奢侈,等等),插红旗、拔白旗,自觉改造、走又红又专道路,向党提意见,向党交心,等等。大家立刻忙碌起来,不多久,指定贴小字报的墙面上陆续贴出了许多大小不一写满文字的纸张。广播里每隔一段时间就公布小字报数量统计:八千张,一万张,两万张……,数学系第一位,中文系追上来了……。全校灯火辉煌,热火朝天,我看到有些人表现得异常亢奋、激情四溢,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太落后了。可是,碰上这些似懂非懂的政治术语,我脑袋里真的空空如也,想了半天也写不出一个字。最后总算灵机一动,凑成几行排句,描绘当时令人激动的热腾场面,还用简谱配成一首歌曲,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贴上墙时正好有班干部走过来,他探着头凑近仔细看着,我心里打鼓,担心挨批,不料他抹了抹我的头(当时我长得像个孩子)笑着说:“还蛮会动脑筋,小无锡!”。
   
   虽然政治运动完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几乎没上什么课,可当时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不但没有抱怨,反倒情绪高涨,特别是受到了类似“十五年赶超英国”等口号所鼓舞。况且,我本是一个贪玩、不肯刻苦读书的孩子,喜欢投入热闹的场面。当然,对这些运动的意义,我只限于报纸上的提法,从没在内心认真地思考过。坦白说,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我那成名成家的个人理想。写小字报时我“创作”了一首短歌;下乡回来我写了小小说《看家》,刊登在《校刊》上;大练钢铁时,我画了一幅一米多高的宣传画,上面有一个钢铁工人和五个大字:1070吨;为了汇报“教育大革命”提出“与工农相结合”的成果,我在下厂(硫酸厂)回来后写了名为《硫酸》的教育电影剧本;我还写了剧本《校园的春天》,把学生自建化工厂的“动人事迹”搬上舞台。因为有了这些自我表现,颇为得意,而且有一种被他人另眼看待的感觉,暗想着自己正往努力奋斗成为教育家、文学家的道路走去。
   
   对于批判“成名成家”思想这事,我口头上不敢反对,但内心始终有所抵触。我这样想,不是明摆着已经有那么多成名成家的人物吗?主席、总理、市长、思想家、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这些名人名家不是正在享受着荣誉和特权吗?以他们为榜样、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有什么错?要努力当然要奋斗,要奋斗当然靠个人自己,难道靠他人为我去奋斗?
   
   如今我以为,“个人奋斗成名成家”是每个求上进者的必经之路,也是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个人志向,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个人奋斗所作的贡献。可是在那半个世纪里,“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被说成是“献身事业”的对立面,这是为什么?因为,有权有势的少数人有一套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言语说来,这套理论的意思就是:把一切事业都说成是“革命事业”,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产阶级革命要树立的最高道德准则是“大公无私”;他们把一切事业定义为“公”,把成名成家定义为“私”,二者势不两立,无法并存。这套理论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个人独立、奋斗、自由的积极性,导致社会退到“百废待兴”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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