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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向习近平交权 党领导经济的灾难重演

    4月2日,习近平以主任的职务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通过成立名目繁多的改革领导小组,名为改革,实为夺权、夺印,一句话集中权力。中共十九大确定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原则,第十三届人大会议将共产党领导写进了宪法第一条。现在,习近平将各种改革领导小组升格为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其意义非同小可,也就是习近平要亲自主管经济了。其道理很简单,党领导经济,习近平领导党,自然习近平领导经济。李克强作为政府首脑,其工作核心就是管理经济。既然习近平亲自管经济,党政合一,李克强作为总理就名不副实了。这是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又一重大否定。因为党政分开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柱。最早提出“党政分开”的就是邓小平。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必须对此进行改革,实行党政分开。1986年,邓小平在谈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其次,这也是对中国宪法制度的严重破坏。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经过修宪,尽管出现了党的领导写进宪法条文,废除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等重大倒退,但国务院的性质和职权并未修改。1982年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八十九条第6项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但现在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管理权不再由国务院领导和管理,而是由党中央,也就是习近平亲自管理了。
   
    为什么党不能领导和管理经济经济?第一,因为党是政治组织,从理论上讲,不具有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职能。每个政治党派都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如美国民主党主张对富人增税和控制枪支,共和党主张对富人减税和保障公民持枪权。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同于国民党和致公党。但政府是代表国家的,不应该去维护执政党利益,而应该维护全社会的利益。当然,有朋友会说,中国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所谓其他政党,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共产党。这话也不错,就中共而言,党政本质上合一,但宪法上国务院仍是最高行政机关,在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政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区分,国务院总理领导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无论是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从而延续了改革开放路线,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中共党国,而不是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所在。尽管邓小平时代,对党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又带上了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党政不分必然带来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异化,带来领袖个人独裁和腐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分权制衡,党政分开。但习近平却公然抗拒历史潮流和政治文明,主张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党政合一,这是重大的历史倒退。第三,历史经验证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造成巨大社会财富的浪费,并由于中共领导人不懂经济,瞎指挥,干预政府工作,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首先,我跟大家讲个我亲自经历的一个离奇破产案。武汉市江汉区有一家集体小作坊,主营弹棉花。现在城市里已经看不见弹棉花了,但我小时候经常见一些手艺人背着一张大的弓,连走边喊:“弹棉花啰”。棉絮用的时间长了,就会板结,他们将旧棉絮用弓弹松、翻新后的棉絮像新的一样,经济实惠。该作坊弹棉花的师傅们都五十开外的手艺人,干活认真,生意一直不错。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初,新的企业负责人年青,有抱负,不甘心子承父业,于是开始了多种经营,如做家俱、躺椅等,生意红火,他们将企业的名字也改成洋气的“华丽家俱厂”。那时,武汉市兴起了钢琴热,很多家长都想跟子女卖架钢琴。但偌大的武汉没有一家钢琴厂。市委书记为这事很挂心,经常在会上谈到这事,说上海卖钢琴都卖疯了。年青厂长给书记写信说,他们厂要制造钢琴,他说:我们不仅能弹棉花而且能弹钢琴?市委书记很高兴,称赞他“有志气”,于是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华丽家俱厂转眼更名为武汉钢琴厂。不久,一个境外采购钢琴生产线班子形成了,市委书记指示副市长挂帅任组长,银行行长、厂长、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任副组长。为了超过上海钢琴厂,班子决定采购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于是他们远赴欧洲采购。经过慎重的选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具有深厚音乐底蕴的意大利。当意大利一家百年钢琴公司接待了首批中国客户时,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古老的中国竟有如此酷爱音乐的知音,老外们激动了,血燃烧起来,他们决定把最好的设备卖给中国。最终,钢琴生产设备远渡重洋,终于来到了武汉。几个月后,意大利的钢琴工程师们到达武汉准备组装设备,但令他们失望的是,武汉钢琴厂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厂房是露天的,也没有调音师。意大利公司最后决定将他们卖出的设备再买回去,因为百年的品牌输不起。但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设备只好静静地躺在仓库里,华丽家俱厂由此背上了一千多万元的贷款包袱,每年要支付上百余万元的利息。1995年华丽家俱厂走完了它的生命旅程,破产了,唯一有价值的意大利钢琴设备以4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上海钢琴厂,它从未启封。我当时作为银行的代理人参与了整个破产清算程序。单调的弹棉花声永远也变不成美妙的钢琴声,热情代替不了理智。一个企业破产或许影响并不大,但如果一个国家瞎折腾,则会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但它真实地发生在中国。
   
    1953年斯大林死后,社会主义阵营一时群龙无首,激发了毛泽东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雄心。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毛泽东的头脑开始发热。他要在经济建设上与苏联一争高低,决定开展经济大跃进。1958年8月,中共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并且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后来,经济计划指标不断提高,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这就是所谓的“超英赶美”。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到6月份毛泽东签字的报告定为“两年超过英国”。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经济大跃进带来的是经济大萧条,随即爆发连续三年的大饥荒,致使大量农村人口因饥饿而死亡,许多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根据党史专家杨继绳先生的著作《墓碑》,认定中国因饥荒而非自然死亡人数是3600万左右。如此严重的人为大劫难不仅中国历史,而且世界上也绝无仅有。


   
    历史的悲剧警示我们,经济管理有它的客观规律,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停滞,亟待进行结构调整,而根本点在于放弃中共党政合一的极权主义制度,而实行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宪政民主制度,通过制度更新带来新的经济发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习近平、王岐山为代表的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必然造成历史灾难的重演。
(2018/04/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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