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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泥湾大生产种鸦片的真相

“南泥湾大生产种鸦片”的传言与真相
   
    1.来源:万维老高博客
    2.文中"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当时是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虎门焚烟”列为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十幅浮雕之始,鸦片被中国人视作列强欺侮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动用严刑峻法来遏止的重大罪行。但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情况却很复杂
   
    老高按:“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郭兰英的《南泥湾》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一来到海外之后,马上就听说:什么花儿香?罂粟花儿香!开荒种的啥?种的是鸦片!随后又听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此文在文革中被抬为“老三篇”之一)褒扬纪念的张思德,并不是烧炭而死,是在熬炼鸦片时窑洞塌方不幸身亡。
   
    海外媒体刊登此类说法,难免遭到“反共宣传”之讥,而其消息来源要么语焉不详甚至尽付阙如,要么虽然提供出处,普通读者却无从查找;至于后来网络上的传言,公信力相当有限,一般人也就是听听而已。
   
    但是后来不断得知更权威的消息来源披露,陕甘宁边区制毒贩毒确有其事,涉及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种鸦片的信息虽然零碎,但揆情度理,都不是恶意诽谤,更不是假语村言。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中国大陆的东方出版社2004年列入“稀有书系”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长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等等。
   
    据说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曾提到。但这本书国内有多种中文版本,我在出国前读过最早的1986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但没有印象其中提到在边区种鸦片之事。是否当时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已经是经过删节的“洁本”?那个年代嘛!
   
    此外,到南泥湾实地考察过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也撰文证实这件事。
   
    我早就听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系统翔实地阐述陕甘宁边区鸦片生产和贸易的文章,但一直没有读到。直到最近,才找到了洪振快发表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的文章《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转载于下。这篇长文配有原始档案影印件,文中提供了众多资料出处,文章发表时正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管制逐步转严、杂志风声鹤唳之际,若不是再三核对和权衡风险,确保资料来源万无一失,断不敢发表揭中共老祖宗疮疤的文章。
   
    对中共是否在延安时期制毒、贩毒一事还感觉有疑问的人,读了此文,我推测,他们会感到无可怀疑了。下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此事?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揭幕的。“虎门焚烟”,成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十幅浮雕之始,鸦片也被中国人从小视作列强欺侮我们、引发反抗的导火索。制毒贩毒,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饶恕、动用严刑峻法来惩罚遏止的重大罪行,极端者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至对之当场格杀勿论······
   
    但如果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放在当时中共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应该如何衡量?就像卖淫为一般人所不齿,但是我们不是也对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芳汀、对大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对日本影片《望乡》里的阿崎婆都一掬哀悯同情之泪吗?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洪振快,《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南泥湾大生产种鸦片的真相

   
   
    龙国华案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
   
    “特货”即鸦片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同义词,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何经营“特货”、“特产”,需要了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疲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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