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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和孔子

連綏仁
   
     近三十年來,中國製造業的生產力上了一個很高的臺階: 在二零一零年,中國製造業的產值占全球製造業總產值的19.8%,比美國的19.4%高出零點四個百分點,在全球位居第一。不過,中國製造業的主體是“單純的生產活動”,或者說是重復型生產活動,尤其是電子製造業。中國的製造業缺乏創造力,也就是在“創造技術或技術知識”方面的能力極為不足。如何把中國在“創造技術或技術知識”方面的能力推上去,是擺在國人面的緊迫課題。
     要把中國在“創造技術或技術知識”方面的能力推上去,就是要提高國人的創造力。國人和夷人,同樣是人,為甚麽國人就缺乏創造力呢?
     這和我們的教育有關。

     古希臘哲學家、教育家蘇格拉底(公元前四六九年—公元前三九九年)和孔子(前五五一年-前四七九年)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蘇格拉底認為知識是人原來已經具有的,存在於人的心靈中,教師要做的事是用適當的方法將它引導出來。
     蘇格拉底開創了“接生法”的啟發式教學法,他稱之為“蘇格拉底的思想助產術”。蘇格拉底並不作長篇大論,而是不斷提出問題,往返之間,啟發、引導學生通過自己的思考,產生新見地。蘇格拉底說:“我是精神上的助產士,幫助別人產生他們自己的思想。”
     人不可能生來具有知識,但是,人生而具有思維的潛能、創造的潛能。蘇格拉底的方法是把人的思維和創造的潛能引導出來。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約前四二七年-前三四七年),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前三八四年—前三二二年),都有自己的創見,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知識財富。
    用適當的方法將人的思維潛能和創造潛能引導出來,並以思維和創造的實踐增強思維和創造的能力,或者說增強創造性思維的能力,這是教育的真諦。
    我們的教育並不是這樣做的。
    孔子是中國的第一位大教育家,從孔子開始,就不是這樣做。
     孔子最得意的門生是顏回。《論語‧為政第二》有一章記載了孔子稱贊顏回的話: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用今天的語言表達,就是:
     孔子說:“我和顏回談論問題一整天,他從不提反對的意見和疑問,似乎很愚笨。課後他獨自鑽研,能發揮所學的內容。可見他並不愚笨。”
     由這段話可知孔子的教學模式是先生講,學生聽,下課後,通過復習,“不違如愚”地接受先生傳授的知識。
     孔子實行“因材施教”、“循循善誘”、“不憤不啟不非不發”舉一反三的啟啟發式教學法,提倡“學而知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治學精神, “三人行必有我師”、“不恥下問”的學習態度,“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的學習方法,這些是很好的主張,起著積極的作用並為後世所稱道,是孔子在教學方面的貢獻。不過,孔子是在“先生講,學生聽,下課後,通過復習、鑽研,是在‘不違如愚’地接受先生傳授的知識”這個模式之下實行這些做法的。孔子是“循循善誘”學生“不違如愚”地接受他傳授的知識,並不是引導學生把思維和創造的潛能發揮出來,產生新的見地。
     當時的希臘實行民主制度,蘇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造就治國人才。他認爲治國者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治國人才必須受過良好的教育,主張通過教育來培養治國人才。關於教育的内容,他主張首先要培養人的美德,教人學會做人,成爲有德行的人。  
     孔子辦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給帝王打工的官,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培養“幹部”。孔子希望他的弟子當上官後實行他的政治主張:復周禮。孔子不曾想到要他的弟子們創造新的治國思想,周禮已然存在,回到按周禮治國即可;孔子的弟子們也沒有提出新的治國理論或者甚麽學說。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自顏回以下,“不違如愚”地跟著孔子學,沒有一人有所創新並為後世留下自己的見解。不僅如此,“不違如愚”還成了我們的民族傳統。孔子以後的兩千年,讀書人,特別是儒家弟子,“不違如愚”地“代聖賢立言”,做的事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話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孔子和其他先賢說過的話發揮一通。
     宇宙的一切真理,是在推翻、修正和創新中取得進展,慢慢地接近真理。蘇格拉底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方法,對後世、對西方哲學和文化有著很深的影響。柏拉圖的學生亞裏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亞裏士多德和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不同,對老師不是“不違如愚”,而是持繼承和批判的態度。他愛戴自己的老師,當他發現自己的觀點與柏拉圖不同,並堅信老師的觀點不正確時,毅然不為賢者諱,不為師長諱,批評了柏拉圖。
     歐幾裏得(公元前三二五年-公元前二六五年)的一個學生才開始學第一個命題,就問歐幾裏得學了幾何學之後將得到些什麽?歐幾裏得轉身吩咐傭人說:“給他三個錢幣,因為他想在學習中獲得實利。”
     孔子的教育不是引導學生追求真理,而是追求實利。《論語‧衛靈公第十五》記載孔子的話:“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第二》記載了孔子教弟子求祿的方法:“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幾千年來,我們的教育不是去啟發人的創造性思維,不是引導學生追求真理,中國沒有產生大思想家,也就沒有甚麽可奇怪的了。
     早在一百多年前,“廢科舉,興新學”,西式學堂取代了中式私塾和書院,為甚麽中國在創造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方面的成績仍然很小呢?
     新式學堂是學夷人辦的,在課堂上講的是從夷人那裏來的知識,但是,教學模式仍然是老祖宗傳下來的那一套,依然是先生講,學生聽,下課後,通過復習,“不違如愚”地接受先生傳授的知識,加上設計各種考試,測試學生是否掌握先生教的知識。
     我們的西式學校只是傳授別人創造的知識,沒有教人如何創造知識的功夫,沒有教人如何提出問題,沒有教人如何尋找問題的答案,仍然不是用適當的方法引導學生的思維潛能、創造潛能,談不上以創造和思維的實踐增強思維和創造的能力,也談不上引導學生追求真理。
     為甚麼會這樣呢?
     中國製造業的主體是“單純的生產活動”,是重復型生產,是“有法可師”的,也就是說是已經有了答案的,從晚清的洋務運動開始就是這樣。中國各工業部門有許多研究機構,這些機構做的事,可以說,是“師其法”,很少是探索性和創造性的。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教育只是傳授別人創造的知識,教你“師其法”,告訴你“怎麼做”的答案,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創造力也就不奇怪了。
     筆者有時想,今天的教育也許還不如孔子當年的教育。
     為甚麽這麽講呢?
     第一,我們的教育把學生當作會說話的記憶體。第二,我們現在的教育是教學生應試,堪稱應試教育。第三,我們的學校不是學生可以講真話的地方。
     我看到一些三、四歳的小朋友,他們的父母教他們背誦唐詩。他們能背誦不少唐詩。妳開個頭,念出“床頭明月光”,他們就能接著背誦出“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父母們把小朋友們當成了會說話的記憶體,不是啟迪孩子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而是把他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都扼殺了。
     我們的小學生真可憐。有一回,我和三名小學生一起乘電梯下樓,一名是一年級,一名是三年級,一名是四年級。這三名小學生都背著個大書包,我試了試,沈甸甸的。孩子的父母們,我們的小學,在孩子還很小時,就向他們灌輸大量知識。中學、大學也是,向他們灌輸大量知識,培養他們的應試能力,教他們如何應付形形色色的考試、高考,如何考高分,而不是把他們的創造性思維的潛能引導出來,不是想法增強這個能力。
     這樣的教育能培養出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金牌獲得者,數量甚至超過其他國家,可是我們的科研成就是比不上他們,更不可能像蘇格拉底那樣培養出柏拉圖,柏拉圖培養出亞裏斯多德這樣一些能夠創造知識的大師,也不可能產生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這樣的思想家。
     “不違如愚”不只是影響我們的教育,也塑造了我們的民族性格。有人說中國的老百姓好。好在哪裏呢?好就好在“不違如愚”。
     何以這麼講呢?
     舉個例子來說罷。領袖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可是下面的歷史事實我們並不陌生。
     孔子將魯隱公元年(前七二二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的歷史修成了一部史書,叫做《春秋》,後世就把這一段歷史稱為春秋時期,一般認為,春秋時期是從公元前七七零至公元前四七六年。
     春秋時期,見於史書的諸侯國有一百二十八個,比較大的不過十幾個,主要是齊、魯(今山東)、衛、宋、鄭、陳、蔡(現在的河南)、晉(今山西),燕(今北京及周圍),秦(現在的陝西)、楚(今河南、安徽南部和兩湖)、吳(今江蘇中南部)、越(今浙江一帶)。據史書記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有三十六名君王被殺,五十二個諸侯國被消滅,有大小戰事四百八十多起。春秋無義戰。這些殺戮是統治者內部爭權奪利的爭鬥,這些戰爭是較大的諸候國為了擴大勢力、擴充領土,迫使弱小諸候國聽從他們的號令,稱霸中原。這些殺戮和戰爭是哪門子階級鬥爭?哪個階級勝利了?哪個階級消滅了?
     戰國時期,即公元前四七五年至秦始皇統一中國,戰爭連綿。秦王政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三六年-前二二一年),秦國滅趙(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等地)、韓(今河南中部)、燕(今河北中部、北部和遼寧大部份)、楚(今湖北、湖南、安徽、江蘇、浙江大部份)、魏(今河南中部偏東)、齊(今山東)六國,又是哪個階級和哪個階級的鬥爭?哪個階級勝利了?哪個階級消滅了?
     秦末陳勝、吳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誅伐暴秦,最後劉邦坐上皇帝寶座,裂土分封九個同姓諸侯王。結局是出現了新的地主階級,新的地主階級勝利了,老的地主階級也沒有消滅,地主階級和貧下中農的關係如故。
     宋亡於元,漢人當了亡國奴。人分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所謂南人,是較晚當上亡國奴的漢人。統治者和百姓之間的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沒有改變。地主和農民的階級關係也沒有改變:“為數極少的大地主佔有極大面積的田地;而為數極多的中農、貧農僅佔有極小的田地面積。”(梁方仲:元代的土地製度,《中國社會經濟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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