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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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侮挨打必有内因

   受侮挨打必有内因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一篇社论有这样一段话:

   “最近二十年,世变弥烈,人欲横流,功利思想如水趋壑,不特仁义之说为俗诽笑,即人禽之判亦几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这个判断很正确。但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正是反孔反儒吗?反孔反儒,必然导致仁义之说为俗诽笑,人禽之判几以不明,必然导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荡然无存。民国始而乱象横生、继而受侮受侵、进而败退孤岛的内因就在于反孔反儒,而社会病象则是《大公报》这一段话。那样的社会,没有内忧必有外患,没有天灾必有人祸,甚至内忧外患齐发,天灾人祸并至。

   受侮挨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恶棍侮,一种是挨正人打。两种情况都值得反省。挨正人打,固然责任在己;受恶棍侮,也必有自身原因。这是儒家圣贤一再强调的经典义理。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易经•系辞上》)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沦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孟子•离娄上》)

   反孔反儒就是最严重的自侮圣贤、自伐文化、自毁道德,最不可饶恕的自作孽。

   或问:你说民国受侮挨打是五四反孔反儒的结果。可是清朝高度尊儒,何以同样受侮挨打?答:清朝早中期强盛颇久。但清朝虽然高度尊儒,儒化很不彻底,始终内藏君本主义色彩和满族主义倾向,难免盛极而衰和受侮挨打。而支持利用义和团和杀害戊戌六君子,更是清朝与儒家彻底分道扬镳、从中华偏统退堕为夷狄小朝廷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灭亡的命运就此注定。

   胡适接着与《大公报》社论唱反调,认为民国后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他说:“最近二十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主义,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这是盲心瞎眼、自欺欺人的蠢话。如果民国后二三十年代真的那么好,何愁好制度建设不起来,何至于乱象横生,烽烟四起,很快就北狄割据,日寇入侵?

   胡适是误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不良思潮激发起来的国民亢奋混乱骄狂暴虐的情绪,当作民族自信心的表现了。对于当时社会道德和状况的判断,胡适与《大公报》社论,谁对谁错孰真孰假,正常人不难判断也。

   欲学西方思想而不像,似存传统伦理而无实,似新非新,似旧非旧,不伦不类。这是民国许多名家和杂家的通病,胡适就是杂家的典型。蒋介石挽胡适联:“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不知蒋内心怎么想。仅就挽联而言,貌似赞扬,却给人皮里阳秋的感觉,用来挽胡适,挺合适的。

   反孔反儒是最根本的反人道反中华,必然导致歪理邪说泛滥。邪说泛滥,必然成灾,将社会和国家导向灾难的深渊。钱穆云:“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至今振聋发聩。

   儒家欲救中国,必须获得相应的文化、政治、教育地位、道统、政统、学统一致。极权主义学说窃据宪位,固然不可;三民主义思想取代道统,同样不宜。儒家欲救中国,不能不批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也不能不批判三民主义。民国诸贤见不及此,可哀也矣。

   道统在上,圣王在位,必有王道。没有王道则建设之,王道有缺则补订之。王道政治,意味着礼乐刑政俱全,制度合宜,法律公正,政治文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同时足食足兵,足以伐罪和御寇。王道之国,一般不至于受侮挨打,相反,倒是蛮夷要担心,别太野蛮。至于暴君暴政,那是一定要挨打的。王道政府有吊民伐罪的责任。2018-4-17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2018/04/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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