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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四人帮”是法律审判还是政治审判

    近日,读了吴法宪的回忆录,他在文章尾部专门谈到了对其审判的看法,他的几个疑问也令人深思。他称:文革中责任最大应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为什么他们没有罪,而跟随者有罪?为什么他们是好心办坏事,而我就应该审判?
   
    掩卷沉思,不得不说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闻名世界的四人帮审判到底是政治审还是法律审?我个人的观点应该是政治审,因为1980年我国法治尚在恢复、重建之中,法律很不完善,加之,四人帮的问题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当时,我国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但对毛泽东责任界定是犯了严重错误,并未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法律面前应人人平等。由于四人帮在文革中的表现,民怨极深,将他们审一下,出出他们的丑,可以顺民心,可以宽慰众多文革受害者。当然,在当时法治理念淡漠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审客观上可以宣传法治,因为人们对于审判已经很陌生了。
   
    如果四人帮是政治审的观点成立,这一次号称共和国之审的审判就并不能体现法治精神,为四人帮辩护的教授、律师似乎也不能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政治审具有宣传色彩,体现权力者意志,说白了是一次法律的友情出演。


   
    对于这个所谓的判决,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为自己作了辩护:
    1、我从十五岁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创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奋斗了一生。所谓“推翻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天大的冤枉,完全是不实之词。从913事件到现在,官方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我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动机。相反,我一直是坚决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正是由于盲目地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才会犯有左的错误,但这与所谓的“犯罪”风马牛不相及。
   
    2、关于所谓的“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也是无稽之谈。林彪当年的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并非林彪自己“夺”来的,而是因为林彪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和毛泽东的赏识及提拔。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正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毛还决定将林彪写进中共九大党章。所有这些都不是林彪夺权而来的。那种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则是地道的“欲加之罪”,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条罪名。至于所谓的“阴谋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也是子虚乌有,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官方拿出一条有说服力的证据。我自己更是既没有参与也丝毫不知这样的“政变”计划。
   
    3、我的所有职位都不是通过“夺权”的方式夺来的。我的空军司令、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的,都有毛泽东签署的文件。而九大上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全体与会代表按照程序选出来的,也不是我自己夺来的。说到“夺权”一事,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自己以党中央的名义号召在全国搞夺权,林彪和其他老帅们在军队中都反对这样夺权。除了一些军队的文艺团体和院校有夺权现象发生,任何军队的机关和部队都没发生过夺权。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所发生的夺权,全都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予以批准的。
   
    4、说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则是天大的笑话。我在文革中只是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军委办事组”和“空军党委”三个组织。前两个组织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领导的机构,不是我组织和领导的“反革命集团”,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而空军党委更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系下进行工作。如果说我“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那么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至于我与林彪的关系,根本就是上下级的关系,林彪是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我当然要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这也是共产党自己的组织原则,我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另搞一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军队高级干部不也是在林彪领导下工作吗?
   
    5、关于“诬陷罗瑞卿、贺龙的问题”,我承认自己的确犯有错误,并深深忏悔和反思。但是贺龙与罗瑞卿的问题都是毛泽东作的决定,他们二人的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这样的问题绝不是黄永胜和吴法宪这一级别干部所能作主的,甚至也不是林彪和周恩来所能决定的。他们的被打倒毛泽东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而将贺、罗被迫害的罪责加在吴法宪等几个人身上显然极不公正。据我的回忆,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示、审阅、划过圈的贺龙、罗瑞卿和其他人的专案组的报告,也为数不少。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这里我想说两句:“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
   
    6、关于所谓“迫害空军干部”问题,文革中作为空军的主要领导人,我承认自己应该对那些惨遭不幸的人负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冲击和迫害主要是全国、全军搞文革运动的结果,全军上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搞了运动,每个受迫害的人的遭遇都有不同,应该具体搞清每一个事件,而不是笼统地归结到我等几个人的头上。说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中共中央也应该对批准关押迫害各级干部承担刑事责任,对全国受到迫害的七十三万人和被迫害致死的三万四千八百人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是主要责任呢?
   
    7、关于“把空军的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的问题,我承认这是我私下对王飞、林立果几个人所说,事后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从根本上来看,空军的指挥权和调度权绝非吴法宪一句话就可交出去的,事实上吴也从未交给过林立果。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党办.
(2018/02/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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