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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说明了什么


   谢选骏: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说明了什么
   
   有消息指出:
   

   1999年11月的一天,一个消息震动整个俄罗斯,那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被从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拿了出来。
   这份遗嘱写于1918年5月,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而这份遗嘱的作者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导师。他曾与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一起作序出版过《共产党宣言》。
   
   可是让当时的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普列汉诺夫写完自己的遗嘱之后却把它放到了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之中禁止任何人看,并留下遗言:我的遗嘱在俄布(俄国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时候不许发布,当俄布和俄布的国家不在了的时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遗嘱。说完之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便与世长辞了。
   
   1991年12月25日,当柏林墙轰然倒塌苏联烟消云散之时,人们却忘记了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时留下的遗言。直至1999年巴黎银行在清理二战中遭纳粹洗劫的犹太人财产档案之时,才意外地发现了普列汉诺夫的那份已经在保险箱中藏了81年的遗嘱。
   
   巴黎银行方面按照信封上的约定把信交给了俄罗斯方面,因为信上要求苏俄方面开启。
   
   当俄方有关人员打开已发黄的信封,取出信纸看完普列汉诺夫的遗嘱之后,每一个在场的人脸色都白的吓人,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这份“恐怖”的遗嘱上所写的一切。于是俄方紧急动员了一切的可能手段验证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他们化验了信纸和墨水,然后又用计算机扫瞄了档案中普列汉诺夫笔记中的字迹。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份遗嘱确实出自普列汉诺夫之手,而且书写日期确实是在1918年。
   
   普列汉诺夫的遗言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共产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真难以相信这是在81年前写下的东西,1918年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话让今天的每一个俄国人都震惊不已。而尤其让人深思的是第四段,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其领土和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是没有民主,就依然会动荡不安。
   
   谢选骏指出:可惜,普列汉诺夫这个俄国龟孙子不敢公布自己的遗嘱,未对历史进程产生任何影响,等于没有写。这就是俄国人不如波兰人的地方。波兰人虽被德国是为劣等民族,但哥白尼至少还敢于在1543年临终前发表了《天体运行论》。而将近五百年后的普列汉诺夫竟然不敢。这种龟孙集体的俄国,永远不能进步。正因为如此,那些“力图维护普列汉诺夫形象”的歹徒们,不敢承认这是真的。
   
   附录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一、我在我的著作中通常都使用代词“我们”,因为我写作时从来都是代表我的同志们的。在这个文件中一切都应使用单数第一人称来写,因为只应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承担因我的“叛逆”思想而应对历史负的责任。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一、简单谈谈我自己
   
     一个入走过的道路,他的活动及行为决定于既定的目标,又因其后天养成的品质及先天带来的个性而变得光怪陆离。对我后天养成的品质不必再谈,因为在我的著作中已经一目了然,而关于我的性格则应该简单谈一谈。我的性格复杂而矛盾,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往往因此受到伤害。我从母亲身上获得了强烈的正义感、书卷气、对大自然的热爱、谦虚和腼腆。不错,我还在沃罗涅日军事学校上一年级时很快就克服了腼腆——这要感谢尼古拉。从父亲那里我获得了刚强和意志力、工作能力、荣誉感、义务和责任感、果断和直率。我正是甴于复杂的性恪在论战中往往很生硬·我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应再说一遍,我一贯尊重对手,从未超出文质彬彬、以礼相待的范围,没有像列宁那样堕落得使用意大利农妇粗俗的骂人活。我嘲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观点。因此我相信,我“侮辱过”的人都会宽容我。
     我把一生中的40多年献给了革命事业,从一个热中于巴枯宁思想的民粹派分子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沦者。当年曾广泛传说,我脱离民悴派只是由于我不能接受把恐怖当作政治斗争的方法·并非如此。我曾认为可以把恐怖当作极端的手段·只要它是社会起爆剂的话。万幸的是,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在我的参与下或经我的同意而被杀害的,而这种情况当时是可能发生的——我在3年之中手枪和铁拳套始终不离身。我“背叛”民粹派另有原因:我很快就对以巴枯宁造反思想为基础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感到失望。涅恰耶夫主义,巴枯宁主义的这一畸变形式,使我感到厌恶。民粹派逐渐倾心的布朗基主义也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切加上其他种种情况迫使我于1880年初侨居国外。未必还需要证明的是,我脱离了民粹派,但并没有像我狂热的对手——一个不再是革命者的“革命者”,有着特卡乔夫世界观的巴枯宁分子,不可救药的列.吉霍米罗夫那样出卖他们。但是脱离民粹派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几乎有3年一直在痛苦地沉思,心情难受,寻求妥协,与“土地平分社”的朋友们及侨居国外的民意派分子激烈争论、与拉甫罗夫谈话和通信。拉甫罗夫过去曾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亲密朋友,当时声望异常高,他依靠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发表传诵一时的文章、活跃地参与巴黎公社和笫一国际的活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而保持着威望。这一切加上微妙的私人关系,使我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妨碍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形成。起初我像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那样试图找到终极真理。所幸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在现时为革命事业服务并为人民造福的,就是真理。直到1883年年中我才彻底转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当时我开始切实勾画出我第一部真正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轮廓·因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资历早已超过30年了。我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茹尔·盖得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最不重要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同他在l880年底相识,此后相同的观点和友情把我和他联结在一起。
     推敲得不够的传记作者将来在分析我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活动时会把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他们说,第一阶段(1880——1882年)普列汉诺夫是“心存疑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运用于俄国的条件。第二个阶段(1883——1905年)普列汉诺夫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不渝地同批评马克思的人作斗争,但并非总能获胜(这是真的)。第三个阶段从1906年开始,在我譴责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滚入“灰心丧气者”之列,越来越远离积极的革命斗争。布尔什维克对第三阶段的看法更加肯定——“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我把这3个定语都放在引号之中,因为它们都与真相相去甚远。对于第一个阶段全都清楚,因为对没有充分研究和理解了的东西是无法怀疑的。关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只说一点:全都错了。我从来都不曾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曾是灰心丧气者。我始终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辨证论者,在每一个具体时间里我支持社会民主党中更接近于马克思思想并赞同“劳动解放社”观点的那个派别。我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当然逐渐在发生变化——这毫不奇怪,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造者本人,有时也因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无论是我的观点的演变,还是80年代初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革命运动中恐怖作用的评价上的意見分歧”,都不会妨碍我断定: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导师们忠实的追随者。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佔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软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只要长期执政,将尽其所能抹黑我的名字,使人们将它遗忘。侥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不是普罗米修斯,不是斯宾诺莎,不是康德,不是黑格尔,也不是马克思。我没有送给人们火,也没有创立新的哲学,新的社会学说。但是我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中,在发展俄国社会思想的事业中毕竟做过一些事,因此我斗胆说,历史和后人将对我作出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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