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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轮功”“神传文化”的邪教本质


    法轮功邪教组织推出“神韵演出”已经十年了(2006年李洪志成立“神韵艺术团”,2007年开始在多国上演“神韵节目”)。这种披着文艺外衣而宣扬所谓“神传文化”的邪教毒流正在污染着海外的文化市场。尽管法轮功在多国的“神韵演出”越来越遭到外国朋友及海外华侨的质疑、抵制和反对,门票率大大下降;但十年来上千场的演出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在三个方面显示了出来:一是为抹黑中国政府进行造谣污蔑,二是扭曲和玷污了中国传统文化,三是借口“传统文化”之名而宣扬邪教。
     在2006年时,李洪志就曾讲:“神造了人还造了人的历史……实际上这都是给人类奠定文化、奠定思想、奠定人的理念,叫人能够在传大法的那一天认识法、认识真正修炼的文化。”(《二零零六年加拿大法会讲法》2006年5月28日)这便是李洪志推出“神韵”演出的“法理”依据。由此,法轮功“神韵”以“神传文化”的面目登上舞台,却大肆标榜自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妄图以此蛊惑海外人士。
     2017年春节期间,笔者的一个朋友的女儿从法国回来探望父母,朋友聚会时邀请我去参加。我们在一起畅谈中华文化在法国流行的这个话题,朋友的女儿却向我提出“中国的文化历史是不是神文化的历史、只有神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样的问题。经一番询问才知晓,原来她的这种疑问就是受了法轮功“神韵演出”的影响而产生的。朋友的女儿是学服装设计的,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还缺少深透的知识。她虽然并不认可法轮功对中国政府的污蔑,但对法轮功宣扬的“神传文化”倒觉得是“正统文化”。笔者当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评述,从文化角度解释了她的疑惑。
     但这件事却让笔者意识到,法轮功邪教大肆宣扬“神传文化”,并将这种“神文化”乔装打扮成中华传统文化而进行兜售,这不但严重混淆了视听,而且刻意扭曲和亵渎了中华几千年的文化精髓,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笔者虽不是专业的文化研究者,但面对法轮功的这种“造神”伎俩,必须揭穿其“神传文化”面纱下的真面目,让那些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不要被法轮功邪教的“神传文化”所蒙骗。下面笔者就简要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在对比中看看李洪志编造的“神传文化”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和内涵是什么
     首先,要搞清五千年来源源不断、又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不是“神传文化”的问题?这个话题实在庞大而复杂,笔者这里只能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而简要地表述几点:
     (一)周王朝的“宗法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起源和基础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发展史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样的生产方式过程后,由此发展成古代和近现代的文明。而以“青铜器时代”为标志,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这之前的石器时代则是“史前文明”。而商、周朝正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代表性时期,如商朝晚期的“司母戊大方鼎”、西周的“利簋”(武王征商簋)和“人面纹铜鼎”等青铜器举世闻名,它们是中国先古祭祀文化的象征。
     根据中国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划分,周王朝(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以战国时期---即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周为界)是中国古代三个世袭奴隶制王朝的最后一个,它之前的夏朝和商朝是由部落氏族发展成为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个过渡时期。等到了周王朝时代,已经具备了奴隶制国家的全部特点。其中,西周初期时的“明堂制度”的建立,则是表明了已形成集王权、宗教权(指周王朝的国家“祭祀”权和宗教管理权)和氏族血统继承权为一体的“宗法制文化”体系的初步确立。
     什么是“宗法制文化”?简单讲,就是以家族血统为继承权、以宗教祭祀为授予权、以国家管理为执政权的一整套带有宗教色彩的血统继承制文化。例如西周的“明堂制度”表述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敬天法祖”,二是“天命不僭”,三是“以德配天”。
     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敬天法祖”,即只有统治者才能“祭天”(西周王朝“绝地通天”的宗教改革后,“祭天”成为国家专利。普通百姓可以“祭祖”,但不能“祭天”),才有这种独享的“祭祀权”;也就是说,谁被授予了“祭祀权”,就等于被授予了合法的继承权,成为国家合法的统治者。而在“敬天法祖”的基本价值观中,“敬天”是一种宗教形式,“法祖”才是核心。而“法祖”的基础则是血统关系。但由于古代实行“多妻制”,统治者子嗣众多,怎么办?于是在血统上就规定了“嫡子继承制”,也就有了嫡子和庶子之分。而这种区分是不能僭越的,是由“明堂制度”中的“天命不僭”的根本依据所规定的。所以,只有嫡子继承王权才是具有政治统治的合理合法性。
     但为了约束统治者不要胡作非为,“明堂制度”又提出“以德配天”的伦理道德观念。即统治者必须遵守“天道”,以“祖德”和“天伦”治理天下,否则就可能被“天道”所抛弃,由统治者变成阶下囚。
     周王朝的“明堂制度”所阐发的这套血统继承文化,被后人继承和丰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后来,不但各帝制王朝如此,民间也是一样。家族中掌门人的正妻所生的男孩中的老大,亦成为家族的继承人。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和人伦观念深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无怪乎百姓中对生养男孩格外关注,并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子嗣继承权的事情提高到道德的高度加以重视。
     由此追溯本源,可以看出,中国的远古文化虽然与宗教祭祀有关(其实,全世界的古文明都与宗教或神话传说有关),但其核心并不是神而是人,或者说是以“神”作为媒介来表述人的内涵。譬如中国远古时代的祭祀宗教(包括神话传说),主要内容是向“上天”问询农耕、战事、繁衍、生存等人间大事,这些在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都有反映。而借助“上天”来管理人事,是人类古代意识形态的普遍现象,是当时人类的落后生产方式还无法使思维进入科学理性前的一种淳朴的思想状态。但如果将这种环境下所产生的文化就定格于什么“神传文化”,并由此来确定人类的历史是“神”创造的历史,这种否定人类创造历史文明的说法不但非常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
     (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
     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22年---前221年。其中,前453年---前221年为战国时代。另有以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上限年代),是指东周以后社会形态由奴隶制逐步转向封建制并演变为中央集权制的这一历史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动荡和变革,直接催生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呈现出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的活跃状态,故中国古代的思想名人也多出于这一时期。如春秋时期的老子(传说约前600---前470)、孔子(前551---前479)、墨子(约前468---前376)、孙子(春秋末期人)等;战国时期的申不害(约前385---前337)、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前369---前286)、公孙龙(约前320---前250)、荀子(约前313---前238)、邹衍(约前305---前240)等。以上这些思想家的学说经他们的门人或后人所继承发扬,形成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等流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思想文化。
     这里以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为例:孔子继承了周朝“宗法制文化”并进行了扬弃,对“敬天法祖”这一价值观,孔子更注重“法祖”和“法先王”,由此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概念。而这种伦理具体地讲就是“周礼”,他呼吁“克己复礼”,就是希望统治者能以“礼”治国并教化万民。当然,孔子的思想在那个动荡争霸的年代,不可能被诸侯所采用。同时,孔子又十分重视“人治”,倡导“仁学”,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伦道德的观念范畴,如“孝”、“悌”、“信”、“忠恕”等。而对“神”的态度,孔子则说“敬鬼神而远之”。特别对商朝和周朝早期拿活人做殉葬的“祭品”,孔子持反对意见。周朝后期有人用泥偶(陶俑)来代替人的陪葬,孔子对此大加赞赏,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孔子对“上天”(祭祀“神”)并不是很感兴趣。而孔子重视人治和礼法的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发扬,最终形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
     而对周朝“天命”观念的发展或批判,到了老子手里则变为了“道”。老子的“道”绝对不是至高无上的“天命”,而是一种哲学观念。笔者认为老子的“道”更象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探讨,是一种探讨主客观(即人与自然)如何对立又统一的那种“心物一体”的存在过程。也就是说,人是认识的主体,而这个主体能否穿越客体(自然)的界限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从而使人进入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就是“得道”。因而,老子的“道”其实与“上天”和“神”毫无关系,其本质内涵是探讨万物的运行规律,使人如何在自然中活得更自由,不要被人世的欲望或礼教所束缚。所以,老子认为人的认识起源和归属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淳朴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辨,是老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贡献。至于东汉末期道教的创立及东晋时期葛洪演化了老子的理论,将“道”推崇为宇宙万物的起源,这就已经是宗教了(道教原本就起源于神仙信仰和方仙之术)。而老子的道家学说与道教的教义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而在“法治”方面最大的影响力莫过于商鞅变法。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是战国时的法家代表和实践者,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变法图强,以法治代替礼制,采取“利出于地、名出于战”的原则,极大地激发了秦国老百姓的斗志,为秦国统一大业奠定了制度和思想基础。后世将管仲到商鞅再到韩非的思想合称为“管商学派”或“商韩学派”,视为先秦法家的典范。在以上的先秦思想文化中,“神祈”思想让位于“人治”思想,尽管周王朝的宗教祭祀文化对先秦诸思想流派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已经不是主流。特别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周王朝的“神祈”色彩越来越淡化,最后“祭祀文化”只是作为宗教的一种文化形式保留了下来,而非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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