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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角度看香港地位屬性



作者:練乙錚

   
   時事評論人、《立場新聞》董事會成員
   

   

前言

   
   《文匯報》5日指摘筆者1月1日刊登在《紐時》的文章「播獨」,但事實上筆者雖同情港獨,卻不是獨派,正如筆者也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卻絕對不是共匪。《紐時》文章很短,只採用了筆者去年12月22日學聯在中大舉辦的「殖民香港」研討會上的講話稿中的很小部分資料。本文就是該篇講話稿的修訂版。港獨及有關的問題是需要在社會上理性討論的,筆者希望籍著這篇文章帶出一個風氣,讓大家認識到,在支獨和反獨之間,有寬廣而有趣的學理空間,不必一開口就耍野蠻。
   
   
   
   香港地位屬性既牽涉與政治中國的主從關係,也影響港人對文化中國的基本認同。然而,主要由於忽視了一些關鍵史實,傳統史觀對這個雙重關係的理解和結論都有問題,因為它包含了一個一直隱藏著的視角和一種不言而喻的取態。
   
   參考漢代《淮南子·人間訓》、《史記·秦皇本紀》、《史記·南越列傳》的有關記載可知,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了戰國時期由七方割據的中土,接著揮六十萬大軍南下三度啓釁,降伏了今日閩粵黔等地的百越土著、古越族的後代,而「香港」亦首次進入「中國」版圖。(注一)秦侵百越這一史實不容忽視,但鮮少存在於港人意識裏,直至北京提醒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我們才發覺,原來歷史緊扣現實,縱然久遠,效力卻直透時空,影響著大家,如同發生在昨日。
   
   關於這起歷史事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劍雄這樣說:「征百越,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犯秦,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未充份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堅決抵抗,秦人也不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移民(包括流放罪犯)。」(注二)
   
   這段話不僅強調秦征百越是一場侵略戰,更指出了秦始皇向南方「移民」(殖民)的史實。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史觀問題:史上的中國也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嗎?
   中華、帝國、殖民傳統華夏史觀不直面這個問題,對始皇南侵一事的本質輕輕帶過,卻十分褒揚漢唐兩朝的「文治武功」,重要原因是官學裡的尊儒意識形態。
   
   秦朝短命,很快覆亡,鎮守嶺南的秦將趙佗於是自行宣佈獨立,稱南越武王,定都廣州,領土北起閩南,西至廣西、雲南,南達今越南中部,包括了香港。漢朝文、景、武三帝之時,中土大盛,趙佗軍事上受壓,接受招安。史書一般把此事譽爲漢朝收復南方國土的重要部分,秦皇的侵略戰果遂成爲了漢帝功業的一塊墊脚(這是「香港」第二次進入中國版圖)。
   
   傳統史觀儘管對始皇帝的暴力內政口誅筆伐,卻非常樂意把他從國外掠奪得來的土地視爲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國學大師錢穆也十分推崇秦代武力向外拓展疆土的偉業。如此「内外有別」雙重標準自古至今綿延不絕,以至後來同盟會滅清,民國史家批判滿清殘酷不仁,卻非常樂意接收擴張主義者康熙「十全武功」的纍纍碩果。中共推翻民國,卻高舉國民政府首倡的「南海十一段綫」(其中兩段划給了北越,現在只提九段)。今天香港民主人士反中共,卻鮮有就中共全盤繼承了的藏、疆、蒙、台領土主權論述提出異議。這是一脈相承。
   
   秦以後的歷史書寫,一般都用「文治武功」、「德威服人」、「漢官威儀」、「聲教訖于四海」等正面辭藻描述中土政權的武力擴張行爲,有意無意掩蓋了背後的帝國意圖和掠奪殺戮的史實。受此種歷史書寫熏陶的國人港人,往往對十八世紀以降的帝國主義侵華耿耿於懷,卻未能反思史上中國擴張版圖是否同樣也是帝國主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帝國不自識;甚至,「帝國」一詞也是泊來品,其進入中國文獻和國人日常話語,是晚清末期的事。此詞在西方,指一種由單一民族透過武力征服其他民族並占據其土地之後形成的多民族複合國家,例如神聖羅馬帝國。據「新清史」學派主要人物、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歐立德(Mark C. Elliot)的考證,在清朝以前,不僅中國人不曾自號爲帝國,西方的知識界也一樣如此,直至滿族由滿洲入關,臣服了漢族並霸占其土地,西方文獻裏才漸漸統一且準確地以「帝國」一詞稱呼大清。這個源于歐洲的名詞及其背後的概念,是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1820年最先傳到中國的。(注三)
   

清末潮語:「中華民族帝國主義」

   
   然而, 「帝國」這名稱起初並沒有在中國流行,卻率先在矢志富國强兵的日本知識界興起,並很快成爲該國官方用語;和風所及,「大清國」才跟著變成「大清帝國」。不過,諷刺的是,「大清帝國」這清朝官方用語第一次出現,竟是在甲午戰爭失敗翌年(1895)與日方簽訂的《馬關條約》裏。
   
   惟此例一開,不出十年,以帝國自稱竟在中國蔚然成風,而且涵義非常正面,因爲當時開始流行自西方經日本傳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爲國際間弱肉强食物競天擇乃自然定律;知識分子如張之洞、章炳麟、梁啓超等,都因此主張中國要重振雄風,要學日本富國强兵,復興爲一流帝國的地位,與西方列强比拼。北大歷史系年輕學者馬思宇這樣説:「立憲而行帝國主義,似乎已成為時人眼中之常識,為清廷朝野上下、革命陣營内外所共享」,並舉出不少例證:
   
   清廷方面,曾受命考察日本憲政的達壽,在其奏折中提到:「欲行帝國主義者,咸以財富文化為先锋,而以戰鬥為後盾,此為今日世界列國之公例。循是者興,反是者亡。憲政體者,所以厚國民之競爭力,使國家能進而行帝國主義者也。」
   
   改良派方面,以梁啓超為例。梁乃國史上使用「中華民族」(指稱漢族)第一人,因為他要建立像西方列强一樣的「民族國家」。帝國主義觀念流行之後,梁馬上將之引入自己的思想體系,推出「民族帝國主義」,並主張分階段實踐,先打造民族,再建設國家,最後升格為帝國:「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强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
   
   革命派完全附和這種觀點。汪精衛在《民報》中說:「我中國實行民族主義之後,終有實行民族帝國主義之一日。然彼以立憲之事業,望之满洲;我以立憲之事業,望之國民耳」。(注四)
   
   中國國運跌到低點,「中華民族帝國」概念反而風靡一時,有其歷史原因。那個時代距「康乾盛世」未遠,知識分子記憶猶新,認爲衹要能夠作出某種政治或科技變革,中興完全有可能。之前的幾千年裏,中華沒有帝國主義理論,卻有帝國主義實踐;到了清末,至少在知識階層裏,理論和實踐叫嚷著要統一。
   

列寧的「反帝」論後來居上

   
   然而,清末民初各派知識分子要建設中華民族帝國、與列強爭一日長短的主張,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不久,便讓位於列寧的帝國主義萬惡論。這個轉變的原因有好幾個,主要是1921年中共成立,全面接受俄共在理論和行動上的領導,於是也「反帝」。1923年孫中山聯俄容共,「反帝」更後來居上,「帝國」反而變成污穢詞。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華勢成,「反帝」遂完全壓倒了先前的建設中華帝國主義論,成為時務。
   
   這個源自馬列的「反帝」論述自有其本身合理成分,但在國民政府和中共的史家筆下,卻演化出一套非常片面的「帝國主義侵華史」以及一種以「百年屈辱」為主旨的概念,把1842年之前那持續了兩三千年的中土華夏帝國侵略周邊民族的歷史忘得一乾二净。
   
   然而,十多年來,「大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勢頭湧現,「帝國」在國人心中的觀念,從清末民初的「正」,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反」,走到了今天的「合」:一個糅合著無辜受害者道義感、復仇快意和帝國霸權記憶的「中國夢」,得到部分知識階層響應,迅速向全社會滲透。
   

帝國主義的「中國特殊論」

   
   就此,歐立德教授如是說:「在中國近年學術著作中,漸漸興起一股以『帝國』指稱二十世紀前中國的熱潮、、.隐隐渗透出中國歷史驕人成就的意味。但、、.只要隨便問問,傳統中國是否蕴含帝國的屬性 -- 帝國主義,則對中國人而言,這答案多是斷然否定的。」
   
   這句話指出的,是一種「中國特殊輪」。此論認為,華夏帝國擴張是一種和平正義的文化擴張,周邊民族見賢思齊,自願漢化,聲教遂訖于四海。這無疑是傳統史觀的一種脫離史實的自我美化。已故美籍華人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何炳棣,便是持此「漢化論」者之一。(注五)其實,中華民族的帝國主義,並沒有這個特殊性。
   
   也許有人認爲,往者已矣,千百年前舊事,怎樣說都和現實無關。然而,歷史並不容許我們這樣切割:我們今天看到中國政權的一些舉動和話語,竟是一些重要史實的翻版,而且都和我們直接有關。下面擧兩個例,一是隋唐征高句麗,一是明清在南方實行「改土歸流」。
   
   例一。古之遼東,指遼河以東至今天朝鮮半島最北一帶,其民為夷狄,商之時成爲華夏政權封地,商末名臣箕子封於斯。公元220年,東漢滅亡,中土進入長達三個世紀有多的分裂;期間,高句麗(高麗)自西反據遼東並脫離中國獨立,如是者近三百年。至隋文帝統一中土,史稱「開皇之治」,即要求周邊國家再度俯首稱臣,但不久他就死了;隋煬帝繼位,乃三征高句麗,沒有成功。及唐,太宗李世民登位,中土進入「開元盛世」,又攻高句麗,依然沒有成功;一直到了唐高宗,中土政權才把高句麗滅了。為何隋唐兩朝對高句麗大動干戈,史書道出天機 -- 宋《冊府元龜・帝王部・親征二》記唐太宗伐高句麗之前講的一段話:「遼東為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 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注六)唐太宗這句話及其語境,不是令人想起中共今天常說的「XX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麼?
   
   例二。中華民族帝國的政治地理結構模式定型得非常早,《尚書・禹貢》裏說的「中邦」與「五服」的關係,就是這帝國的模型。模型裡,中心是京畿,以外的地方,每五百里為一「服」,依次稱為甸、侯、綏、要、荒。「服」,在這裏作「臣服」解;愈到外圍,畿與服的主從關係便薄弱愈疏離。(注七)這個模式曾經包含的管治設計,計有四種,即周代分封裂土的封建制,秦及後的中央集權制,及此二制用以維繫荒服的羈縻制,以及元代開始在羈縻制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土司自治制;後者即古代的一國兩制。當帝國管治力量增加,荒服便逐步變爲為各級内服,自治變為直轄,或者乾脆「改土歸流」,即以中央委派的「流官」取代當地的土司,化「兩制」為「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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