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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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2015
·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参观大英博物馆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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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不聪明?

    习近平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聪明。

   本人迷恋和别人拥戴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进行理论探索,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接着,政治局常委中的其它6人一齐出动,亮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前面隐藏的三个字“习近平”。于是,党代表在讨论中热烈欢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党章。名列党章,不见得是什么好兆头。林彪的大名就曾在党章上闪亮登场,下场怎么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繁体,简体就是“习近平思想”。看起来是众人加冕,不得已而黄袍加身;如果不是本人迷恋,别人怎么能强加?不要说习近平,就连山呼万岁的毛泽东,他说一聲毛泽东思想的不要,也就不要了。1945年,中共七大的党章首先载入“毛泽东思想”。到了1956年召开八大时,正是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之后,国际上反对个人崇拜之声来势汹汹。毛泽东为了避风头,从八大的党章上拿掉了“毛泽东思想”。当然,风头一过,他又纵容別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了。

    习近平自以为聪明的是:不是我要搞个人崇拜,而是别人要崇拜我;其实并不聪明:习近平和6个常委之间的预谋,以及党代表与习近平之间的配合,一眼就能看穿。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结果是一场悲剧;习近平东施效颦,也想搞点个人崇拜,只能沦为笑剧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发言中说:“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坚强领导核心为全党掌舵。习近平总书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与坚定信念,他站在历史的高点,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引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爱戴……。”句子太长了,暂且打住。称习近平“为全党掌舵”,也就是“舵手”了,还有四个“伟大”。照他这么一说,好像毛泽东从水晶棺里爬出来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不甘落后,极力鼓吹三忠于——“绝对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领袖”。听他的话音,好像林彪从温都尔汗溜回来了。蔡奇、李鸿忠之流说得激昂慷慨,十九大会场之外,闻者无不哈哈大笑。“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习近平的报告中36次提到“新时代”。既知新时代,何以上演旧戏码?自胡耀邦主持的中共十二大以来,历届党章都载明:“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违禁怎么办?没有措施。党章和宪法都是通过容易执行难。但至少表明一种否定性的思想倾向。时移势异,还想复制毛泽东,何其不聪明乃尔!

    循惯例,修改了党章,下一步就是修改宪法。宪法,乃国之定规、人之契约、法之根本。宪法的权威,首先就在于不可轻易修改。1787年,北美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讨论了将近四个月,闭门造宪,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尔后,虽然补充了27个修正案,但宪法本身230年来一字未改。美国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违宪制裁十分严厉。在中国,宪法是儿戏,说改就改。1949年以前,产生了10部宪法;1949年以后,宪法性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有5部。现行的1982年宪法,也已修改过四次了。但愿习近平的不聪明到此为止,不要再去折腾宪法了。

   画蛇添足和侵犯产权

    中共十九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说:“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摆出中共的指导思想,表明站在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又是道统在身。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为了说明自己的身份,总要从高祖、太宗说起。到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数不过来,只得简化为“列祖列宗”。现在中共的道统一连五个顿号,供奉六个牌位,一口气说不完,也简化为“列祖列宗”的思想算了。

    五个顿号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撇去了人名,只剩主义、思想、理论,没有意思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加上人名也没有意思了。例如说“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成了胡锦涛的独家秘方,也就不具有指导作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加上“习近平”三个字,至少是画蛇添足。

    还有比画蛇添足更糟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的思想吗?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出处,它的发明权是属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冠以习近平的名字,侵犯了邓小平的知识产权。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而且又加“思想”二字,就归人习近平名下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没有思想的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那就应该叫“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新时期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此一平(习近平)顶替那一平(邓小平),未免有偷梁换柱之嫌。

   理论正宗和狗尾续貂

    但是,邓小平发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伪劣产品,习近平盜用一个假货,炫耀一番,更其显得不聪明了。

    中共的指导思想尊马克思主义为始祖。殊不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从马克思主义一路下来,说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统是狗尾续貂。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经就念歪了。当时人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不是救国家,而是救社会、救人类。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悲天悯人、胸怀世界的。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不是为了救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不是为了救英国。马克思继承了他们的救世情怀和人道精神,用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实践的学说,克服了空想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 INTERNATIONAL(英特纳雄耐尔)的事业。马克思认为,至少若干先进国家的联合,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能具有单独一国的国家特色。《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人不应强调和坚持民族利益、民族特色。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矛盾概念:是社会主义就不是强调和坚持民族利益、民族特色的;强调和坚持民族利益、民族特色的就不是社会主义。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是国家主义,不是国际主义;是民族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接着在一国又一国胜利。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就是各具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吗?所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根本没有一种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再简为“马列”),只有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中共的党章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圭臬,说明这个党既不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列宁主义。在斯大林时代及以后的一个时期,跟着喊“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许是不假思索、未经深究。在苏联解体、斯大林遭到批判的时代,还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呼唤斯大林的亡灵、有意对抗批判思潮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个时期,只提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拆开了。现在又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捆绑在一起,表明中共十九大倒退到了斯大林、毛泽东时代。

    列宁主义是斯大林概括和推广的,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正是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强加给他的。列宁本人认为,在革命形势到来时,工农群众能不能夺取政权,这是一个问题;而夺取政权以后,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另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时机成熟时放弃革命是错误的,革命胜利以后不经过适当的过渡匆忙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也是错误的。他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比(注意,列宁的意思就是必须承认俄国为落后国家——引者),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812页)列宁在有些问题上,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俄国何时实行社会主义,他还是清醒的。列宁认为,从夺取政权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很长的过渡时期。他甚至说,这个过渡时期到底有多长?现在我们还不知道。1923年,夺取政权以后5年,列宁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第二年,列宁逝世了。斯大林在没有经过相应的过渡时期就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他违背了列宁的意愿,却把“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说成“列宁主义”,还标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和不同道路

    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说到这里,还是对的;接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不对了。各国的实际不同,因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同的;但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是共同的。习近平访问越南、老挝时,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广为“本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各国特色社会主义”。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只有一个,没有中国特色的罗马、越南特色的罗马、老挝特色的罗马等等;中国特色的罗马、越南特色的罗马、老挝特色的罗马等等就不是罗马了。只能说,罗马只有一个,通向罗马的道路是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不能说有一条通向罗马的具有特色的道路,就有一个具有特色的罗马。同理,不能说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具有特色的道路,就有一种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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