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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六党员炮打张春桥悲剧人生

其实,中共建政后的两个三十年是一脉相承。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曾经作了关于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后来有了对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近日,在地方文革史交流网上见到《“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冤案始末》一文,作者是上海市地方史办公室副主任、教授。讲诉了上海复旦大学六中共党员,在文革初期涉及炮打张春桥后的悲剧人生。
   
    文革初期,我也是刚初中毕业,16岁无知、盲目地相信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也被卷进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中。2003年8月28日下午,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法庭上,那年我已经是53岁了,作为一个中国律师的我,在法庭上三次炮打黄菊、陈良宇和韩正,点了他们的大名,指出他们的错误和罪行。今天,看来两个三十年大有不同,但属一脉相承。中国若不进行政治改革,将人治、党治变为法治,中国仍将在换汤不换药,在人治的圈里继续打转。
   
    当今许多国人,还迷信在中国的体制解决前,自己个人的冤案会得到解决,让后人作出客观的评价吧!

   
   转载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刘其奎:“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冤案始末
   
   
   
   
   
   
   
    “六指导员反革命集团”冤案始末
     
    1977年3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一个典型事件”,报道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广大师生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对六指导员进行残酷政治迫害的罪行。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运动中,“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经过精心策划,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历史系曾经先后担任过学生政治指导员的六名共产党员,一下子打成“反革命集团”,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政治冤案。我作为“六指导员”成员之一,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回想起当年遭受政治迫害的种种伤痛和磨难,至今仍刻骨铭心,历历在目。
     
    一、我们为何会遭受迫害
     
    所谓“六指导员”,即当时在校的学生有五个年级,我和鲍怀崇、邹万春、吴维国、汪瑞祥等同志分别任一、二、三、四、五年级政治指导员,李华兴同志任研究生班政治指导员,共六个人。这六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怎么会遭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政治迫害呢?这还得从市委写作组说起。
     
    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原中共中央华东局办了一个“批修”内刊,从某些大学和社科研究部门借调一些从事理论和文史研究的人员成立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类大批判文章。写作班分设文学、历史、哲学、自然辩证法等组,主要笔名文学组是“丁学雷”,组长是徐景贤;历史组是“罗思鼎”,组长是朱永嘉,其成员王知常、吴某某、朱某某都是由复旦历史系借调去的教师。这个写作班子原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领导,1964年石西民调任文化部副部长,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直接领导,改称市委写作组,1966年张春桥调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市委写作组改由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在极左路线下,上海市委写作组实际上是一根打人的棍子,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张挞伐。以朱永嘉为头的史学界南霸天“罗思鼎”,冲锋陷阵、大打出手。1965年初,江青受毛泽东的指派来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因姚文元不了解明史,文章所有涉及明史的资料都是由朱永嘉提供的,也可以说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发表,朱永嘉立了一大功。显而易见,市委写作组时期,朱永嘉投靠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人并为之效力,结帮入伙,成为“四人帮”的党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批“资反路线”抓党内走资派。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前后,朱永嘉和徐景贤等人都成为上海市文革小组的成员,死保以陈丕显为首的旧市委。时任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的徐景贤遂把写作班各组的人员都派出去当联络员,哪里群众起来造“资反路线”的反、反对旧市委,就派人去了解情况,密报旧市委。朱永嘉则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被派到北京去刺探情报。也就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1966年6月8日,我们几个党员干部光明正大地向系党总支提出:以朱永嘉为头的“罗思鼎”小组的几个成员,有的出身资产阶级、有的有历史问题、有的思想作风不正派,且长期脱离学校,不参加开门办学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教师和学生、党内和党外、校内和校外的校友中,对他们有抵制、有议论、有义愤,认为这几个人不宜在市委写作组工作,应当调回复旦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朱永嘉得知后怕得要死,连声说这是“后院起火”,伺机进行报复。他在系党总支扩大会上气势汹汹地对我们六个同志说:你们是“背后一刀”、“搞赫鲁晓夫式的突然袭击!”这笔账他记在心里。
     
    1966年11月29日,我们六人发起召开历史系批判旧复旦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再次揭发朱永嘉来历史系游说、压制群众造反的事实。这之后我们六个人又贴出《炮打朱永嘉》的大字报,提出追罗思鼎的根子,并在答辩时公开提出“张春桥有错误也可以批判!”本来是由旧市委派到北京摸文化大革命气候的朱永嘉,在北京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暗示他赶快回上海“造反”夺权。
     
    可是上海的革命群众和广大红卫兵不知道朱永嘉背叛旧市委,卖身投靠张、姚的密情,当朱永嘉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立即被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保守和造反两派红卫兵揪回学校隔离审查。姚文元得知后,马上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徐当即电召罗思鼎的另一成员吴某某急忙赶到复旦传达姚文元的指示:“朱永嘉是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揪罗思鼎的后台吗?后台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这时被红卫兵关押的朱永嘉随即贴出“我要造反”的大字报,并宣布罗思鼎小组明天开始回校造反。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所谓“一月风暴”,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并传出要建立新的上海市委,张春桥、姚文元要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复旦大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孙悟空”、“红革会”的头头们怀疑张春桥原是旧市委的书记处书记,既然旧市委都“烂掉”了,难道张春桥也做过旧市委书记处书记就没有问题了吗?1月27日,复旦“红革会”把徐景贤秘密绑架至复旦大学,要徐揭发张春桥的问题。 1月28日以复旦红卫兵造反派为先导,在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怒涛。1月29日,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保了张春桥过关。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系的红卫兵曾向我们了解过朱永嘉和罗思鼎小组的情况,我们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给予提供,这更加触怒了朱永嘉及其主子张春桥、姚文元。
     
    1968年的4月,从全国多渠道如报纸、部队、地方传来说“张春桥是叛徒”。原来参加第一次炮打后被压制的红卫兵,肚子里窝有一股子怒气,这时像火山一样喷发了,4月12日,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怒潮爆发了。
     
    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地,复旦大学被视为上海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文革”初期复旦历史系发生过以我们六个学生政治指导员为主反对“四人帮”的余党朱永嘉事件,又二次发生炮打张春桥事件。1968年5月间,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教师程显道指派六指导员之一吴维国同志去浙江调查罗思鼎小组一成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这件事被张春桥知道后,又气又怕地说:“最近有个阶级斗争新动向,有人要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贡献的人,他们又再搞朱永嘉、罗思鼎了”,还做贼心虚地说:“搞写作组就是搞我张春桥!”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经过清队、整党,根据毛泽东的干部政策,以及我们几个人的工作表现,邹万春作为三结合干部被选为历史系革委会副主任,李华兴被选为历史系大批判组副组长,我被指派为清理阶级队伍小组成员。这一切,使朱永嘉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历史系“大权旁落”。为了“清除隐患”、“消灭对立面”,他处心积虑地找寻和制造向“六指导员”开刀的根据。   1970年1月31日,“四人帮”的余党王秀珍窜到复旦,传达张春桥的指示:“为什么朱永嘉的意见在复旦很难贯彻下去?要查一查什么人反对他”,“要打击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炮打问题可以查下去,把炮打分子挖掉,‘六指导员’要立案,当大事搞。”徐景贤跟着嚎叫:“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大家要注意呀,我们脑袋可能会掉在他们这批人手中。”卖力贯彻“四人帮”及其余党黑指示的校军宣队领导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方某某听了时任历史系总支书记的汇报,杀气腾腾地说:“复旦大学不会风平浪静,好像鸭子游泳,表面上不动,两只脚却在划,要揭开复旦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并且立即赶到历史系师生为“战备”需要而疏散到宝山县罗店公社的乡下,煽阴风、点鬼火,密谋策划。1970年春节刚过,就借着“一打三反”的机会,把我们“六指导员”当作“反革命集团”来杀了。
     
    二、大搞逼供信,
     
    比豺狼还凶
     
    在“四人帮”余党朱永嘉等人精心策划下,复旦大学工、军宣队指使历史系造反派头目、系革委会主任徐彪等人,于1970年2月间,在历史系师生为“战备”疏散到宝山县罗店公社的乡下,贴出炮打李华兴、吴维国的大字报,要李、吴交代反对朱永嘉、罗思鼎的罪行以及“127黑会”的内幕。
     
    1966年底至1967年初,中共中央曾发文明令党组织不领导文化大革命,我们六个学生指导员成了逍遥派。特别是当历史系党总支和校党委被夺权后,我和邹万春、鲍怀崇三人住在学生宿舍,房门常被造反派学生贴满大字报,终日不得安宁。出于无奈我和邹万春、鲍怀崇三人几次跑到教工第八宿舍1号楼127室庄锡昌同志的住处闲聊。庄锡昌同志的爱人在苏州工作,平时只有庄一人居住,这样“127”房间成了我们闲聚的场所。有一次李华兴、吴维国和一个曾经做过学生指导员的人也到此闲聚,曾谈到对“文革”不理解,诸如干部都成了走资派、过去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成了叛徒等,话题也涉及朱永嘉和罗思鼎的问题,后来这些闲聊的话题被人传出去,成了“127黑会”,127房间的主人庄锡昌后来也被隔离审查,成了“六指导员”的“追随者”,蒙受不白之冤的第七人。
     
    1970年春节我回山东老家过年,不几天校工宣队拍来特急电报,要我马上返校。我于2月中旬回校,得知汪瑞祥同志已于2月8日隔离审查。不几天我和李华兴、吴维国、庄锡昌也先后被隔离审查;邹万春同志1969年底已调往南京梅山工作,于3月份从梅山强行押回复旦审查;鲍怀崇同志1969年随爱人一起调往贵州遵义061基地工作,此时复旦军、工宣队发函通报将鲍怀崇同志就地停职审查,让鲍揭发交代反对朱永嘉、罗思鼎及六指导员其他成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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