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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才是中国政治的至圣先师

   谢选骏:韩非才是中国政治的至圣先师
   
   
   罗马帝国很不稳固,相比之下,两汉帝国却稳固得多,只是因为,中国有一部罗马所无的经典——《韩非子》。可以说,韩非才是中国政治的至圣先师,他所教授的是帝王秘术,而孔子的言论,不过是用来教育精英阶层的。
   


   网文《韩非的绝对君权论和绝对专制论》(裘晶文)这样说:
   
   韩非,战国末年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韩非强调法、术、势,主张君主专制主义,尤其重视术和君主独一至上性,他的政治主张是以其对人性、社会和自然(宇宙本体)的理论认识为依据的。在法家的思想中,韩非的政治思想极其重要,对秦王朝的政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韩非的思想可以说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顶峰”,它不仅综合了以往法家的各种观点,使它们融合在一起,而且将儒家思想(主要是荀子的思想)引入法家,将道家思想(主要是老子的思想)引入法家,使本来比较缺乏理论色彩的法家思想理论化、系统化、方法论化。可以说,产生于中国宗法封建制取代氏族奴隶制这一社会变革时代的法家思想,在韩非之后就再难以有什么新的发展。同时,韩非也使法家思想走向极端化,形成了一条绝对化的专制主义的思维路线,从而也进一步暴露了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和阴暗面。
   
   本文将从韩非“绝对君权论”和“绝对专制论”入题,揭示法家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
   
   一、“知臣主之异利者王”——绝对君权论
   
   君尊臣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儒、墨、法家的共同观点。但是,墨翟讲“兼爱”,孟子提倡同乐,而法家则把君权作为变法的基本依据。韩非更是在理论上把君权绝对化,使君臣、君民在利害关系上处于完全的对立之中。如果说商鞅在一定程度上还把尊君当作变法的手段,那么韩非则把尊君当作制法的目的。
   
   在韩非的思想中,有着明显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把韩非的思想归于黄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从《韩非子》一书看,其中的确不乏老子的思想,但是如果仔细辨析,就会发现老子的思想在韩非那里已经大大地变了样。韩非也论述“道”,但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阐述他的哲学思想,而是想从理论上论证君主的独一至上性。总之,在韩非看来,道是至高无上的。他已经把君权视为像道一样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本体,民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必须遵从君主的意志,以之为标准。《韩非子》一书的一切立论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绝对权威。
   
   先秦诸多的思想家,不论其偏于激进或是保守,大体上说,在他们的学说和政治主张中都不同程度地顾及到民众的利益。这是时代的要求。韩非却与他们大不相同(包括以李悝和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他处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变革即将完成之际,“超前”地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出来,并进一步把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君主的利益同统治阶级中其他成员的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儒墨两家总是想调和君臣、君民的关系,道家则是要淡化君臣、君民的关系,而法家却别具一格,明确地把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这一点在韩非的理论中尤为突出。他认为,君主要时刻提防大臣,任何人都不可相信。在君主周围,都是些危险人物,时刻威胁着君主,“猾民愈众,奸邪满侧。”君主不可轻信大臣,“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君主要把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权轻臣重,必有亡国的危险。韩非从道的独一性出发,认为万事万物都不能与道相对立,不能相对立强调的是“异”。把这一理论用于政治,则强调君臣对立,君制御臣。这就否定了最高权力的二元存在,把君权推向了绝对至上的地位。韩非认为,君臣之间是“一日百战”的关系,君主要想牢牢掌握大权,就必须严厉地控制臣民,对于百姓要用刑罚,对于大臣要有“御臣之术”,即法与术。
   
   为了稳定君位、加强君权,就需要强制臣民服从的力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凭借暴力的争斗来维护君主的地位和权力。应该说,韩非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抓住了阶级斗争胜负成败的关键。特别是在一个新兴的剥削阶级取代过时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暴力更具有特殊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局限性。从较大的历史尺度来说,也可以说韩非这种君本主义是极为保守和反动的。
   
   站在彻底的君本主义立场上,韩非把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所着重论述过的法、术、势思想统一起来。而在法、术、势之中,韩非特别重视术。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韩非所言的术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权术,把这样的术运用于政治,必然导致权术政治,这对早期法家思想是很大的破坏,对秦国的政治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权术政治的恶果是,“照韩非所主张的去做,将不是君把臣制服,而是被臣所制,秦二世不是被赵高玩弄了吗!靠术驾御群臣可以奏一时之效,但难于治理国家;然而在君主专制情况下,玩弄阴谋权术又是不可避免。”韩非的思想无疑是在为君主绝对专制作论证,君主是道的化身,一切应以君主为本位,君主应该独揽大权,君权至上。绝对的王权主义把所有臣民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立面,处处设防,处处搞阴谋,对于任何人或事都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说,不择手段是权术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绝对专制论
   
   如果说在统治阶级内部韩非主张绝对王权,那么对于人民大众就只能是绝对专制了。阶级社会中的一切压迫最终只能落在老百姓身上。绝对专制与绝对君权是合二为一的,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两个侧面。
   
   诸子百家中只有法家具有冷峻无情的理性气质,韩非具有当时最先进的历史观,认识到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人是绝对自私的,“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匠,则欲人之夭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旦利益冲突就会同室操戈手足相残,这是历史进化的规律。温情脉脉的儒家教化是软弱无力的,只有通过严刑峻法才能富国强兵,修身齐家并不能治国平天下,只有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使用特务才能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法家有三个字:“法”、“术”、“势”。“法”、“术”是手段,核心是“势”。法家理论是强权理论,权势高于一切,有权者治人,无权者治于人,至于德才是次要的。有了生杀予夺之权,君才能御臣,国才能御民,军队才能统一天下。韩非无条件地赞美独裁,主张高度政治集权,他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历史进步的趋势。
   
   韩非认为,老百姓只不过是君主利用的工具:“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打仗的时候,用民众的生命来捍卫君主的绝对权位;和平的时候,则用民众的苦力来供养君主骄奢淫逸的生活。韩非这种赤裸裸的贱民、残民思想在春秋战国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它不仅同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孟子“民为重”的思想、墨子“兼相爱”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同早期法家“强国”、“利民”的指导思想也是相背离的。
   
   韩非师承荀子,颇受其性恶论影响,认为“人性好利”,“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他批判赋重民反、民富国安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从性恶论出发导出轻刑薄赋的爱民、富民政策根本行不通。按照韩非的逻辑,只要实行严刑苛法,对犯罪之人重刑处罚,才能达到“为治”。
   
   三、法家的历史悲哀
   
   法家思想逐渐成为君主绝对专制主义的赤裸裸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以致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专制君主也不敢公然打出韩非这一彻底的法家思想旗帜。
   
   首先,韩非把法术之士同全体臣民、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高层集团绝对对立起来,使自己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无论是统治阶级中的臣、还是被统治阶级中的民在利害关系上都是同君主绝对对立的。而法术之士如韩非的唯一政治宗旨就是毫无保留地维持君主的一切利益。这实际上就毫不掩饰地把法家自己树为全体臣民、特别是有权有势的高官显爵之仇敌。
   
   其次,韩非把君主一人当作实行法术之治的唯一历史承担者,从而使法术之治完全变成一种历史偶然。在韩非设想的整个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敌对面前,法术之士的唯一希望就是说服具有最高权威而又不能自觉的君主。
   
   法家思想在走到了韩非这一“顶峰”之后,就到了历史的尽头;韩非所孜孜追求的法术之治,也终成千载难逢的偶然。其根本原因就是韩非把法家理论中的历史性的相对合理因素夸大成了超历史的绝对化的结论了。在韩非把法家思想绝对化的同时,秦始皇等当权者在实践上把法家政治也极端化了。法家理论家韩非和法家实践家秦始皇一起导演了法家必不可免的历史悲剧!
   
   谢选骏指出:显然,上文把韩非定性为“法家”,是流于了世俗的肤浅。实际上,韩非讲的法,而是君王秘术,是君王如何运用“手法”来治理臣民。如果把这一套当做“宪法”,那是误用,不是韩非讲的错。韩非的观点,和他的处境大有关系,因为他是韩国的诸公子,深知宫廷险恶和为君不易,所以为君王设计了一套明哲保身、治理社会的理论。如果精英阶层甚至老百姓都学会了这一套,社会就反而难以治理了。中国后来就不幸走上了后一条道路。韩非也就不幸成为中国政治的至圣先师。其实,在汉朝的时候,情况也还没有坏到这种地步,所以按照汉宣帝的心得,“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且,他是把霸道放在了王道之前。而韩非讲的其实就是霸王道杂之里的霸道。汉宣帝是第一个最直接将王霸杂用思想说明了的皇帝,但正因为他把话说明了,就导致帝王秘术的外泄,以至于各种野心家阴谋家都起而用之,结果造成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像抗生素、消炎药,只能在危机时刻用,如果到处乱用,就会造成抗药性,并培养出“超级细菌”。按照同样的道理,乱施化肥农药的结果,也是副作用多多的,以致有机农业、绿色食品,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但我们应该谴责化肥农药抗生素消炎药的发明吗?
(2017/12/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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