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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作者: 严家祺
    在近40年前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王沪宁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么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现,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7人之一。我常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

    成功、失敗,浪裡看不出有未有。
    又有喜,又有愁,浪裡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5年常委任期,转瞬即逝。王沪宁作为政治局常委会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会有四种可能结局,一是成为像刘云山那样的人,平平常常走出历史;二是在“20大”後升任国家主席或政协主席;三是因五年中高度控制媒体、并推动19大党章也不容许的“个人崇拜”,而受到海内外舆论的谴责而陷入困境;第四,这是最小的一种可能,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参与领导中国政治的大变革,使中国和平地向民主政治转型。有人认为,第四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然而,2022年的“最高权力更迭”,或其后形势发展,将会使这种可能,被一步步放大而成为现实。即使对王沪宁“绝对不可能”,探讨这种可能,也能使人们对“习後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一线变革的希望

八十年代的往事回忆


    1989年6月4日上午,我带了5本经济学、1本政治学的书和几件衣服,逃离北京,所有的照相册、记事本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取走,其中有我在当时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时的照片和与王沪宁的照片。前不久,友人给了我一张1988年访问美国亚特兰大的照片,其中有李慎之、外交部的胡其安、我和王沪宁。那一天,我们在美国朋友何达威家后院聚会,照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下图:1988年 美国亚特兰大
   后排:何达威(左1) 王云琨(左3) 严家祺(左4) 丘晓(左5) 胡其安(左6) 李慎之(左7) 王沪宁(右2) 郝雨凡(右1)
   严家祺: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中国政治学会1980年在北京成立,我记得王沪宁与王邦佐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议,当时,王邦佐比王沪宁大二十多岁,王沪宁还只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每一次在北京,我总是见到他们两个人。1985年,我与王沪宁一起到法国访问,我还记得站着参加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的演讲会,那一天住在程映湘、高达乐家。回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外事局提醒我说,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后来我知道程映湘和她父母在受到国共两党排斥的情况下流亡,历尽艰难。2014年,我与我妻子高皋到巴黎又看望了风烛残年的程映湘、高达乐夫妇,他们家遍地是舊报纸舊书刊,那天,还与我们还谈起王沪宁的一些陈年旧事。
   
   下图: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2016年程映湘编辑出版了她父亲的二大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等回忆录。
   严家祺: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1985年,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宣部长朱厚泽、胡德平和我从北京去参加会议,住在錦江飯店。这次会议,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王沪宁来找我时,錦江飯店不让他进门,正好遇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魏承思。他就他把王沪宁请进了饭店。也正是这次见面,王沪宁结识了魏承思。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常召开座谈会,魏承思邀请王沪宁出席,又把王沪宁介绍给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王沪宁率团参加新加坡的辩论会获得胜利,为上海增光,曾庆红和江泽民对他更是另眼相看。
    八十年代我曾担任全国青联常委,胡锦涛是全国青联主席。在离任时,每个常委都可以推荐一个人为下届青联委员,因为王沪宁在政治学研究中出版过几本书,为人谦和,我推荐他担任青联委员。胡锦涛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时,我了解到,外交系统不主动帮助他,有人还故意欺负他,而王沪宁在这时就帮助他,因为王沪宁曾多次陪同江泽民到国外访问,熟悉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仪礼,对胡锦涛友好帮助,王沪宁不炫耀自己,赢得了胡锦涛的信任。很多人不了解当上了国家元首,看上去威风凛凛,不会有人欺负。其实并非如此,卡特总统当年进白宫,认为他是种花生出身,看不起他,而备受欺负。江泽民刚到北京时,很多官僚看不上他。江泽民把王沪宁调到身边,就是希望王沪宁在理论和外交方面帮助他。
    1988年我曾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参加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到美国,有一次王沪宁正在爱荷华大学当访问学者。他打电话给我,说爱荷华大学里有“水床”,这是一种灌满水的床铺,躺在上面别有风味。他要我到爱荷华大学去。当晚在大礼堂,我和王沪宁还见到了来自台湾《中国时报》主笔季季,后来我知道她的丈夫楊蔚竟是长期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间谍,我在网路上查看到, 季季的可怖遭遇难以想象。
    1989年王沪宁到我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美国参加中苏改革比较研讨会,没有能见到。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我们没有联系和交往,我也不清楚王沪宁当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邓小平、李鹏用机枪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六四”後,江泽民要王沪宁到北京工作,我听程映湘说,王沪宁不支持“六四屠杀”,又不愿意表态,以到法国3个月为藉口,住在程映湘家。1992年,程映湘打电话说王沪宁要我新出版的《未来中国的选择》一书,我知道他当时在法国,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通电话,我把书寄给了程映湘。
   
    下图: 2014年严家祺和高皋(右)到巴黎看望两位九十高龄的程映湘(左)和高达乐(中),严家祺摄
   严家祺: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最荣耀也最悲惨的“职业”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有两大循环,一是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环,二是统一个分裂的循环。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只有袁世凯当政的5年时间短暂统一,后来的中华民国,长期处于不同军阀政权、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权、东北“满州国”多个政权分裂割据状态,就是1949年後,台湾海峡两岸,还是并存着两个至今没有结束敌对状态的政权。
    清王朝灭亡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采用了共和政体,但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蒋介石5次连任总统,毛泽东终身在位,邓小平连任军委主席,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使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只有胡锦涛在任期结束後,主动地交出了最高权力,这在辛亥革命後的最高权力更迭中树立了榜样。
    专制政体不仅使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使首脑及其周边人物处于恐惧和危险中,这是“专制政治争夺最高权力的铁律”。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拜占庭、奥斯曼帝国宫廷政治的残酷,都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现在正在沙特发生的“逮捕17位王子事件”,就是这一铁律表现形式的最新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南北朝时,南朝“齐”的第五位皇帝——齐明帝萧鸾,为夺取皇位,废杀了两个皇帝後,又把他们的儿孙斩尽杀绝。清王朝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不立皇太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十分残酷。毛泽东先后把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立为继承人,三个继承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实际上是宫廷政变。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废黜了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并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判处无期徒刑,江青因绝望而自杀,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宫廷政治是几个人的政治,但为争夺最高权力残酷无情。在人类各种职业中,国王和皇帝的“职业”最荣耀,也最悲惨。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比例高过一般高危职业,而且“凶手”主要出在宫廷内部。网路上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 “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 % ,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变中“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

中国面临“2022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我与王沪宁是文革後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我出身自然科学,希望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政治,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会议上,我作了《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政治》的讲话,研究政治学,就是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国家危亡,人人关心政治。在美国感受不到政治对自己生活的干预。一个国家,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这个国家就有福了。1982年,当时中国政治学会编辑了一套政治学丛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写的书是《国家政体》,王沪宁写的是《国家主权》。《国家政体》一书,历诉专制政体的弊端,1986年,邓榕来建国门社科院政治学所见我时,我把《国家政体》一书请她送给邓小平。经历过文革的邓小平,对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他有意改变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现象,他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废除终身制”
   
    【图】网上下载的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政治学丛书《国家政体》《国家主权》封面
   严家祺: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後,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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