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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牛车与豪车看共产主义的困难

   谢选骏:从牛车与豪车看共产主义的困难
   
   网文《魏晋时代人们以有一辆牛车为时尚》2016年1月3日说:
   
   今人多有攀比豪宅名车。你知道一千四五百年前古人的追求吗?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却以有一辆牛车为时尚。


   1987年,河南林州市城关镇阎家台村的一户农民,在村中打井时,便挖出西晋时一辆陶牛车。尽管那批陶器中两个陶俑灰头土脸,那车也风尘仆仆,但却真实地展现出西晋人起居出行、风俗习惯的文化艺术。
   
   那辆牛车卷棚式斗篷俨然,二辕架于牛颈,牛头前伸,圆腰垂尾,四蹄粗短;牛长25厘米,高14厘米。车轱辘滚圆,轮有辐条12根,车身长36厘米,宽16.3厘米,高14.6厘米,辕长21.4厘米。
   该村民当时挖井时,先发现坑壁用砖砌筑的一个大坑,猜想应是一座古墓,接着便有十余件器物逐渐从泥土中浮现出来。村民见这些东西造型可爱,便带回家中供孩子们玩耍,后便将其放在晒棚上。
   
   有关人员得知情况后,几经周折,终于在村民家中见到了一个个布满泥土的器物。根据经验,他们断定这些东西是文物,必须立即收集。然而村民面露难色。工作人员马上拿出50元作为奖励,村民才勉强同意上交。就这样,文物被回收并得以妥善保管。但当时收藏单位不是文博单位,文物所蕴藏的秘密却始终未能解开。直到二十年后的2007年,经市文物专家鉴定,才知是西晋时期的陶器,除牛车外,其余器物是俑、马、瓮、灶、甑、勺、盘、多子盒、耳杯、厕、樽、扁壶、井及大小罐等近20余件陶冥器。这些文物都是当年实物的缩小版。林州市博物馆里的西晋陶器多有残缺,这些文物正好弥补这一缺憾。
   
   1965年在洛阳市老城区北魏元巶墓出土的彩绘陶牛车,再现了当时流行于贵族阶层的一种时尚。1979年发掘的北齐尚书令、东安王娄睿墓,西壁绘通幰安车(从车顶到车前后用大幔遮住)、赤轮华毂,犍牛豪奴。2000年,在太原发现的北齐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内,在东边壁画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绘有以墓主夫人牛车为中心的侍从和仪仗,那驾车牛,体形雄健彪悍,神态欢快喜人,昂首奋蹄,似欲破壁而出。壁画中的牛车也间接反映出当时王公勋贵青睐牛车的嗜好。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里,经常发现作为冥器的陶牛车。由此可见,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以陶牛车入葬,是一种全国性革新式的葬俗,并且普及到上述列朝行政管辖地区所有的省份。牛的体态一般强健有力,而神态却温顺可掬。牛车的造型,由车厢、车辕、两轮三部分组成。两轮雕塑得很精细,车辋(车轮周围的框子)刻画准确,车辐的数量和粗细与现实生活中的牛车大抵相同,车毂比例也与实物相当。毂中有轊(车轴头),轊中有辖,这表明毂中有大穿、小穿的结构,有利于牛车的长途跋涉。陶车厢,在各个省份出土中也有共性:四面设蔽,上覆车篷,这是实物的真实写照。有的两面开窗,有的前开窗后开户,共性中又有个性。陶制车篷上更有细致的刻画,那便是轑,是车篷的骨架。实物中,车篷是由细竹编织的席篷,从车内往外看之,则晶莹透光。车篷多覆与车布衣,起障泥和蔽雨的作用。这时的牛车,稍微讲究一点的还要挂幰,以蔽牛及赶车人,这也是出于长途跋涉的需要。
   
   在河南林州市桂园区春秋大墓东侧发现气势恢弘的车马坑,六车十二匹马,排列整齐,布局严谨,显示出墓主人生前地位显赫,生活豪华。
   
   到了秦与西汉,各地墓葬发现车少,马匹更少;迄东汉,则以车轊代车马,殉马极其少见;到了魏晋南北朝,只剩下陶牛车了。葬俗的变化,显示出历史生活的变迁。
   
   东汉末期至魏晋,中原一带长期处于兵火战乱,致使马匹锐减。《盐铁论·未通》说:“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同书又说:“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到了东汉末期,连汉献帝也落到了以牛车代步的狼狈地步。因此可以说,马匹锐减,是牛车盛行的主要原因。由于马匹锐减,也使得一部分两汉世家大族,以改乘牛车为荣。
   
   2003年5月,西安市发掘到汉代张汤墓。张汤起于书吏,后升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按其地位,可乘驷马安车。可是《汉书·张汤传》却说:“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所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张汤为武帝名臣,以执法尚儒起家。他们所以要以牛车载葬,主要是为了保持清风高洁和民间淳俗。汉代的名士刘宽、朱云之流,乘牛车四处奔波讲学,在当时的史家看来,并不认为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认为是儒林的本色,代表了儒家思想的新风尚。牛车作为主车大批出现,应与世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中小墓葬陶牛车的大批出土,也应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在唐墓随葬品中,又有大量马匹出现,且具有“有马无车”的特点。在昭陵六骏中,可以看到它们飞奔优美的俊影。从“有马无车”的现象,可以看出李唐王朝及其贵族集团的种族归属和时代风气。
   (张振海,原标题:千年前的时尚——牛车)
   
   《魏晋时期按身份乘车之谜》
   
   《汉书·董仲舒》中有这样一句话:“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背、挑重物),小人之事也。”乘车与否代表一个人身份的高低,就连驾车牲畜的不同,也是区别车主身份的标志,这其中最具戏剧性变化的莫过于牛车了。
   
   中国最早出现的车是牛车和马车,当时的牛车车厢容积大,用于装货和运输稼穑,多从事劳务,所以被称为“役车”,地位是很低贱的,上层人物当然是很少乘坐的。在汉代,用牛驾车已相当普遍。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国库空虚,连皇帝的乘舆也很难配备毛色相同的四匹良马,将相也只能乘牛车了。汉景帝平七国之乱后,诸侯贫困的也只能乘牛车。后来官苑及民间养马虽逐渐增多,但攻伐战争不止,马匹多被军队征用,乘车也多驾牛,当时连官家的祭祀活动,也常用牛车,驿站中也备有驿牛,甚至还出现了以牛牵引的战车。在民间,牛车更广泛,据《汉书》记载,汉昭帝死时,修建墓地,大司农田延年雇佣民间牛车就有三万辆,从西渭桥下装载沙子运到陵墓工地……牛车虽很普及,但它的低贱地位并未改变。汉宣帝的外祖母王媪,随使者来长安,乘的是黄牛车,当时的百姓因此叫她“黄牛妪”,在这里把牛车还是当作规格较低的车。清贫的官吏也只有在无马车可乘的情况下,才去乘牛车的。《游侠传》记载:“朱家没有富裕的财产,衣不兼采,食不重味,出门乘的车也不过是小牛拉的车。《酷吏列传》记载:张汤死后,他的兄弟及儿子想厚葬张汤,但最后仅用牛车装敛送葬,葬具也只是有棺无椁。蔡仪为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门下好事者相合凑钱给他买了一辆小牛犊驾的车。
   
   东汉初年牛车的地位仍无变化。汉章帝时,钜鹿太守谢夷吾乘牛车出行,被冀州刺史看见,认为谢夷吾此举“仪序失中,有损国典”,被贬为下邳令,太守因乘牛车而被降官,可见当时牛车的规格之低。然而到了东汉晚期,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汉顺帝时,刘宽有一次乘牛车出门,有个丢失牛的人,认为刘宽乘车所驾的牛正是他丢失的那头牛,刘宽听后二话没说,下了车就步行回府,过了一会儿,丢失牛的人找到了他的牛,把刘宽的牛送回到刘府上,并一再叩头表示歉意。对刘宽乘牛车,口吻中已看不到轻视的意思。到了汉桓帝时,左等四个宦宮被封侯,他们的仆从都乘着牛车,威风凛凛地从大街上走过,说明这时的牛车巳改变了它低贱的地位。袁绍青年时代交游广泛,与他结交的人很多,以至他家门前的牛车都“填接街陌”。所以《晋书·舆服志》说:“古代身份高的人不乘牛车……到了以后牛车的身份才渐渐提高,自汉灵帝、汉献帝以后,从天子到庶人都常乘牛车。
   
   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这与牛车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自车诞生之日起,古人对乘车就有了一套烦琐的礼节规定,例如乘车者必须有“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
   
   随着上层人物光顾牛车,牛车的设备和装饰越来越讲究,牛车已迅速发展成为一种高级车型。曹操时已有了“通七香牛车”,就是在牛车张挂布幔,用来遮太阳,而且这种车能散发出香气,肯定车中还有别的装置。这种乘牛车的习惯直到南宋还可看到,《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成都各名族大家的妇女出门都乘小牛犊拉的车,惟有城北郭氏的牛车最豪华少见,为一城之冠,当时人称之为郭家车子。牛车既为妇女所专用,陆游又以为新奇而予以记录,可见当时乘牛车的巳不多了。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到,人们所争夺的,都是稀缺物质,所以没有马车就争夺牛车,有了汽车则还不够,还要争夺豪车豪宅豪华游艇飞机甚至未来的火箭和宇宙飞船。这样的人性,使得“物质极大丰富”永远也不可能。因为大家争夺的,永远是稀缺物资。“各取所需”既然只是做梦,“按劳分配”也是画饼充饥。共产主义的困难,就在于上述人性的竞争与贪婪——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身上,表现得比常人更为显著。共产主义因此成为二十世纪的骗局。但愿它不要超过二十一世纪了。
(2017/11/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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