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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统一两个中国


   
   谢选骏:越南统一两个中国
   台湾要独立,却去南太平洋岛国寻根认同;大陆要统一,却到越语族群那里求助——看来这两个“中国”——“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真是没救了,自己软骨病,必须依靠外援,迄今不能挺起腰板子做一回人。“中华民国在台湾”躺在林肯的三民主义的炕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躺在列宁的共产主义的炕头上——一直躺到炕头变成了病床,现在又分头挂上了南太岛国的盐水瓶、越语族群的氧气袋。如果还是不行,下一步是否干脆拜越南为师、以河内为都,让越南统一这两个没有骨头的伪中国。(“苹果日报”报道指越南的体制曾经完全照搬中共,但近几年越南政治改革大步向前,趋向民主开放,比如越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可以竞选和差额选举,国会代表可以向任何级别官员提出质询、官员财产要公开并接受监督。特别是最近越南政府宣布,放弃跟随中国几十年的户籍制度,允许民众自由迁徙,这些举措令中国网民无限向往,网上出现“习大大要虚心向越南学习”的呼声。户籍制度是共产国家普遍采用的制度,每个人都要依户籍在一个地方居住、工作和生活;接受当地公安监管;子女入学读书就业都要凭户籍;户籍成为共产国家限制民众的桎梏。“苹果日报”还报道说,1992年以“皇甫平”为笔名撰文,报道邓小平南巡轰动一时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也认为,越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共学习。……)不过显而易见,越南也是不行的,因为那小厮仍拜马列亡灵,并不打算悔过自新。看来,统一中国、整合世界,还是需要除灭了马列鼠疫的第三中国。那时,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晨曦,透亮全球。一个美丽的中国,将会超越欧洲。
   

   
   《台湾人千里迢迢 要去南太平洋“寻根”》(2017-11-12 观察者网)报道:
   
   2017年11月3日,“中国东南及环太平洋地区史前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将乐县开幕,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成为会上焦点。多数学者的最新研究认为,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极可能就是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台湾学者陈仲玉也在会上发表《亮岛人的发现及研究新进展》,他推断大陆东南沿海一带是近一万年以来“原南岛语族”的祖居地之一。
   
   同一天,蔡英文“过境”关岛时,却表示她刚访问过马绍尔、图瓦卢及所罗门群岛,“这三国人民和我们的人民都源自南岛,期待大家一起追根溯源”。此前蔡当局外事官员也说,台湾是南岛语系大家庭的一份子,宣称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岛国是“寻亲之旅”。
   
   用台湾“原住民”来南向认亲,以抗拒“两岸一家亲”的压力,这就是蔡当局建构的“南向认亲政治学”。图瓦卢欢迎蔡英文的“迎宾台”被吐槽简陋得像乡下破庙,图片就来自蔡英文脸书。
   
   《台湾通史序》:“认亲政治”的祭品从这个内外局势来看,在蔡英文出访南太平洋岛国期间,台湾当局删去高中新课纲推荐选文《台湾通史序》的决定,毋宁说是删去该文所标举的“种性”,是建构“泛南岛民族论”的配套工程,也是蔡当局进行南岛“寻亲之旅”的伴手礼。以“开山抚番”的指称而删去《台湾通史序》,表面理由是该文用了“番”字,不尊重“原住民”,但从台湾学生的历史和语文教育看来,那指涉的是废除整个清代的中华民族连续性,也暗藏“以今非古”的殖民主义现代性。
   
   台当局决定删去选文《台湾通史序》,称文中“开山抚番”的指称涉嫌歧视原住民。事实上,同时代的台湾作家当中,没人比连横(《台湾通史序》作者)用了更适切于当今尺度的指称。比如清代康熙的郁永河说:“诸罗、凤山无民,所隶皆土着番人。”这是倒退成不以“土番”为“民”的心态。然而江日升写《台湾外纪》,则继承明郑观点,视“土番”为“吾民”,但指称未变。道光年间曾超越汉族本位,称美“原住民”婚姻习俗的刘家谋,依然用的是“番俗可以风矣”;然而谈到吴凤事件时,又说成“纷纷番割总殃民,谁似吴郎泽及人”。
   直到1920年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时,其领导层依然将“行政区域内之熟番人”区别于汉族包办的“台湾人”之外,更对“山地原住民”置若罔闻。即便在1930年雾社事件产生较为进步的“原住民”论述,汉族菁英如陈虚谷和赖和等人以“我们”、“兄弟”来称呼抗日“原住民”时,“番人”和“生番”仍是那个年代的通行用语,例如农民组合声援雾社抗日的标语说“我生番兄弟”。也就是说,汉族本位主义因为反殖民的抗日运动而才刚开始解放,则完成于1918年的《台湾通史序》,如何可能超越1930年代的反殖民论述,而不存在“开山抚番”?
   再说,“番”后来用指汉人以外的民族,例如称荷兰人为“红番”,反映了汉族中心主义,这是早熟的汉字与汉文化发展历程的一部份。在这个历程中,文化而不是血缘成为“汉/番”之别的标准,因而“汉/番”之别是可变动、可发展的。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外国那般以种族为对象的集体屠戮,而全球反种族歧视的“现代性”,恰恰是源自种族歧视的热点地区。
   中华民族对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用夏变夷”的汉人中心思维,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但它是可变的;与此相反,想象不可变的“汉/番”对立,只是扎伊尔德说的自我东方化而已,无益于中华民族文明复兴。
   事实上,整个清代都未脱“化番为民”的基本思维。以同治13年颁订的《训番俚言》为例,本着“无分番与汉,一体敷教化”的原则,“教尔通言语,得为中华人”,目的是“无分汉与番,熙熙亿万世”。值得注意的是,满人以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族群,依然是以“中华人”的主体认同来说话,这是西方学界所谓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使然。
   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关于孔子这番说法的注解和翻译有不同的版本,但都说明了所谓“野人”和“君子”,都是历史演进过程的一部分。“原/汉”矛盾也是如此,是台湾岛内部先来后到不同世代移民的问题之一。我们“后进于礼乐”,才知晓反对族群歧视的概念;但“以今非古”并不代表我们比《台湾通史序》的作者要高明多少,我们不过是历史后进的产物。
   “自我宣称的血缘联系”
   其实针对“台湾原住民”所建构的认亲政治,这种套路起自1990年代,与当时的“日殖有功论”互为表里,而且是对1980年代原住民族权利运动的收割与嫁接。这种“原住民研究”,准确地说是“原住民诠释”,已成为台湾国族主义学者和政客迫不及待的出路。
   比如台北教育大学某教授,就赶在2016年蔡英文向台湾原住民政治性道歉的前几天发文呼吁:“80%以上混有南岛民族血统的台湾人民抛开汉族优越感,普遍培养起‘泛南岛民族意识’。”这本是一种“自我宣称的血缘联系”(assumed blood ties)”,借由建立以“南岛民族”为认同主体的方式,试图在心理层面切断与中国的关系。所以他疾呼“台湾人有80%以上具有平埔族血统”,认为在汉人入台之前,“南岛语族”已在台湾居住数万年;认为台湾人只知唐山祖先,而不认南岛祖先,是“数典忘祖”,所以他要“全面找寻平埔族”来认亲。
   这种“平埔族诠释”的主要依据是林妈利(1938-)医师的“台湾人原住民族血缘论”,如今已成为许多“台独原生论”者的信条。
   然而,台湾人类学学者陈叔倬与段洪坤指出,祖源基因检验的本质存在着政治意图和政治风险,这也是许多国外人类学学者的认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遗传检验法能够完整追溯每一个人3万个基因的起始,况且每一个个人间的DNA序列差异,也远超过不同种族间的差异。而林妈利却只用“三个基因频率加总”的方法(Y染色体+粒线体DNA+人类组织抗原基因HLA),就算出“85%台湾人带有原住民基因”,显然违反统计原理。
   而且,林妈利既表示85%台湾人带有“原住民”基因,又表示90%以上台湾人带有越族基因,这样加总超过100%(85%+90%=175%)的算法,也明显不符合统计原理的表述,但它却已成为操作台湾国族论者的惯用技。
   台湾先住民“南来说”与“西来说”
   在建构“认亲政治”的支配下,真正的“台湾原住民”,例如约2万年前的台南“左镇人”被视而不见,后者是旧石器时代北京人的一支。
   从全球范围来看,“原住民”一词其实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但台湾毕竟是个移民岛,今天所谓“台湾原住民”,是台湾先住民,也就是5、6千年以前从大陆华南来到台湾的早期移民。
   正如台湾学者陈叔倬所说,从生物学的关系来看,人类没有所谓的“原乡”。即使南岛语族人是从台湾扩散出去的,但人不可能在岛屿单独出现,必从大陆迁移。由此可推论,更早之前的古南岛语族由中国大陆而来,并延伸出“西来说”及“南来说”的迁移方式。
   民族历史学者徐松石(1900-1999)着有《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一书,其中将《台湾府志》所列台湾先住民特有的风俗习惯100条与马来人相比较,相同的只占18%;但与大陆华南地区和古越人有密切渊源的壮侗语族相比较,相同或近似的占80%以上。对此,台湾学者黄大受与大陆学者史式做了整理的工作,将徐松石列举华南少数民族与台湾先住民80条相同的风俗习惯归纳为16条,如断发纹身、龙蛇崇拜、缺齿与墨齿、拔毛去须、腰机纺织与织贝、贯头衣与筒裙、饭稻羹鱼、干栏式建筑、龙舟与水上竞技、婚前自由交往、女劳男逸、父子连名、老人政治、占卜、猎首、悬棺葬与屈肢葬等。这说明了台湾先住民与大陆古越人的文化传承关系。
   但是,有部分“南岛语族论”或“台湾原乡论”的人,坚持台湾就是南洋岛屿各族语的源头,这是“原住民化”的思维。这种思维可以做为国族主义的工具,但无法解释台湾作为移民岛的事实。台湾最早的语言,是由最早的移民带来,这批移民也就是陈叔倬说的“古南岛语族”,其实就是古越人。古越人迁居台湾的时候,华南地区还是“百越”的天下,据说死后葬于浙江会稽山的夏禹就是越人,而当时作为汉语前身的华夏语还只能通行于中原地区。
   换句话说,古书中对于夏、商以前那种“帝鸿”、“帝俊”、“帝尧”、“帝舜”、“帝杰”、“帝纣”等越式称谓的语言,说明作为黏着语的古越语,早于后来不断融合演变成通用于全大陆的汉语,后者是一种孤立语(分析语)。
   在大陆古越语逐渐消失的同时,迁居台湾的古越语却没有受到外来冲击,而能依照内在规律独立发展。于是,当古越人再从台湾向东、向南逐岛迁移时,这些不及产生相应文字的语言就能保存在相距万里的岛屿上,所谓“玻里尼西亚语族”便是。而在大陆方面,从周代以后有了比较稳定的汉式称谓,同时也逐步发展出比较稳定的汉语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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