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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跨越人均一万美元的民主化陷阱

   谢选骏:中国能否跨越人均一万美元的民主化陷阱
   
   《“经济超美、民主无望”:张博树错在哪里?》(博讯北京时间2017年11月04日 首发 -  编者按:应作者要求,匿名发表。)说:
   
   最近看了张博树教授最新的访谈。张教授重复此前的他一个的观点,那就是中共政权所掌控的经济规模巨大,因为其惯性,所以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几乎必然,至少和美国可以从容地玩一把三国演义,搞得美国没有办法。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民主很长时间无望。


   
   张教授的党国经济惯性论,超美论,在中国旅美学者中并不鲜见。当然,中共豢养的五毛也日益表现得信心满满。你看,你们即使反对我,也对我党没有办法。党国统治万年长成为正反两方的共识。
   
   张教授对于中共经济的判断,尤其是其根本趋势判断,有很大的商榷余地。相比教授,中共政法体系的判断,似乎远为悲观。天价的维稳,草木皆兵的氛围,是真金白银的表态。
   
   工业经济和自由
   
   工业经济有两大特征:
   1. 治理专业化
   2. 利益多元化
   
   因此,工业经济本身广泛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权力多中心。因此,工业经济要求分权和自由。本质是一种分权的经济。自由秩序是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创新-工业经济的灵魂
   
   工业经济的第一个特征是创新驱动。
   
   创新的结果,赢家通吃,余者归零。汽车发明,马车价值迅速归零。电话普及,电传的价值迅速归零。DVD出现,录像机价值迅速归零。智能手机发明,翻盖手机价值迅速归零。三星在创新过程中胜出,它赢得的行业话语权,远远超过索尼。苹果和三星在智能手机浪潮中胜出,包括制定应用店参与规则在内的权力操持于苹果和三星。诺基亚,爱立信影响式微。
   
   一旦产品价值归零,生产者的话语权,对于规则的制定权,也会迅速归零。所以,创新不仅是一个技术完成的过程,更是一个社会权力利益全面再分配的过程。新的领军企业出现,有赖与之匹配的技术标准和行业准入规则制定权。这一重组所包含的权力再分配直接决定创新能否完成。
   
   很难想象,三星可以在索尼把持技术标准制定前提下继续创新。也很难想象,智能手机时代,苹果三星还要在爱立信诺基亚领导下,开发新的功能,尽管原来爱立信和诺基亚是行业霸主。
   
   创新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创新不可预测性。尽管微软很早意识到互联网,而不是单个计算机,将是新技术的主战场和前沿,它却无法准确判断下一代技术出现的形态。微软无法预测谷歌的产生。沃玛特无法预测亚马逊商业模式的产生。谷歌无法预测脸书迅速后来居上,无法预测社交媒体具体以何种形态,在哪些企业手里出现。
   
   所以,目前党国所积极推动的所谓大数据,工业4.0,人工智能,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计委带领下的追赶思路的延续。真正的创新一定无法预测。全面掌控创新,这件事,国家计委做不到的,阿里巴巴,腾讯一样做不到。创新,不能通过巨资投入保障,只能在自由试错中完成。
   
   正因为这样,党国体制下,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受党国机器控制最严的国营企业,创新永远是老大难,因为完成创新,需要
   1)自由试错
   2)自由社会重组
   
   极权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根本冲突
   
   极权体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资源堆积和有目的的追赶,来暂时缩短和先进经济体的某些差距。但是随着追赶的展开,它会因为自身体制和工业经济的上述内在冲突被迫作出选择。
   
   或者工业经济倒逼改革,迫使体制从极权走向开放,自由。
   
   或者极权扼杀工业经济活力,让前面追赶的成果化为乌有。中国目前正在明显滑向第二种状况。
   
   工业文明和极权的冲突,拖延到最后会以债务危机,巨额坏账的形态爆发。原因是:
   1. 极权社会,及其科层管理架构,使得借贷的道德风险无限放大。通过借贷,各级官吏可以得到发展经济的资源,创造政绩,保证自己的升迁。自己家人朋友,可以上下其手,从中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还款压力远远没有到来之前,官吏已经升迁。极权社会本身追责困难,保证了贷款对于各级官吏,利益最大最大,风险最小最小。过度借贷,借贷失控,成为常态。
   2. 极权社会让创新无法完成。于是,资产部分,虽然庞大,归零只是时间问题。以目前工业产品一般五年左右为一个大更新周期来推算,现有工业产能,在十年左右,所剩价值已经非常有限。而问题在于,资产归零的同时,债务却无法归零。这样就产生一个严重不匹配。英美等国,是通过不断的自由重组,来实现这一风险的不断转移控制的。而极权社会,这一自由重组的机制不存在。再加上创新中断,所以最终发展到资不抵债的速度会很快。
   
   中共目前的房地产畸形高企,货币发行失控,实际上是债务危机的另类表现形式。实际上是不断通过向民众发行过量货币,来向民众征收巨额税收,填补债务缺口的一种做法。这个过程不可以无限持续。
   
   张教授对经济的理解,比较适用二十世纪以前的传统农业和传统矿业时代。煤炭,重金属,石油作为产品,创新余地很小。石油储量一旦探明,因为技术发展,导致石油成分发生巨大变化的概率不高。
   
   但是,对于进入信息时代的工业经济,这种观点的基本假设,也就是中共目前积聚的产能,将长远的建立与保持中共的优势,是不成立的。应当看到,这些产能的存在,由于创新机制被遏制,它们是非常脆弱的。前苏联积聚的庞大重化工产能,迅速贬值,并不是因为政治解体,而是因为创新周期阻断。一旦市场开放,这些过时的庞大产能,自然被人废弃,变得无足轻重。类似的情况,完全可能在中国重演。
   
   中共统治下,中国经济有可能超美吗?
   
   2016年,按照美元统计,中国的GDP为11.2亿美元,美国是18.2亿美元。
   
   那么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时间大致如下:
   
   而这里还需要假设,
   1. 不会因为比如互联网创业浪潮这样的事件发生。
   2. 中国能够继续有效地维持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坚挺的状况。
   
   一旦互联网创业潮这样的事件发生,任何不能有效参与创新的经济,原有产能的价值将迅速归零。
   
   同时,中国目前以美元计价的GDP,得到货币持续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支撑。如果人民币出现贬值,那么中国经济所谓超美,也要相应延后。
   
   美国目前的GDP增速是4.7%,远高于2%。所以张教授认为再过10年,中国经济会超越美国的判断,可能有些过于乐观。
   
   美国每35-40年左右,有一次创业高潮。整个产业版图会被迅速改写。
   
   美国自内战以来经历了多个这样的大周期。
   1. 1864-1896,火车
   2. 1897-1929,内燃机,汽车
   3. 1945-1972,电子
   4. 1973-2000,计算机,互联网。
   
   按照美国政治经济学家Kevin Philips分析,美国的大周期,一般是前十五到二十年相对蛰伏,后十五年井喷。
   
   美国目前,经历了2000-2017相对平稳的蛰伏期,正在逐步进入又一个创新加速起飞阶段。通过开源系统,全球化,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许多要素市场已经准备就绪, 成本远远低于此前任何一个创新周期。一个覆盖印度,孟加拉,东欧,东南亚包括越南,乃至非洲加纳,肯尼亚在内的技术人才市场,已经日趋成熟。
   
   而中国恰好在这一阶段,加强了打压互联网,社会全面收紧,中国国产社交媒体,用户噤若寒蝉。防火墙把中国阻隔于国际技术大分工以外。这些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在完全脱离,甚至与国际经济潮流逆向行驶中,中国能够赶超美国,实在是一种神话。
   
   未来的十年,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我们将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印度,越南,东欧的大学毕业生,将通过互联网参与国际分工,为全世界的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服务,他们将通过编程,参与国际市场,分享成果。
   
   如果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大学生,可能会有机会到中亚斯坦的工地上去浇铸水泥,或者开发一款监视同龄人的软件。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参与国际技术大分工的愿望不会实现。
   
   浇铸水泥的中国大学生,能否在竞争中,击败网络上引领印度,东欧,东南亚工程师,共同创业的美国大学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谢选骏指出:1989年前后,有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分析指出,现代民主革命一般都发生在人均GDP三千美元到一万美元的社会,而当时的中国社会,人均GDP不过三百美元,根本不具有民主革命的条件,因此力主坐等,到中国人均过了三千美元再说。现在,中国人均据统计已经到了七八千,只差临门一脚了。纵观宇内,不能说上述理论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我看过了一万二千美元的,多被列入“高收入国家”。而这些高收入国家,除了那些卖石油的专业户,很少有专制暴政的。而考虑到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因素,现在的一万二千,其实还不到1989年的六千美元。所以中国现在的七八千,也就等于1989年的三四千。如此说来,又不是临门一脚了,中国离开“万元民主”,还需要再熬些年头。说到底还是穷,还是“民以食为天”,而罔顾正义。
(2017/11/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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