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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青岛市南法院对“依法治国”的严重亵渎

   行政判决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原告):牟传珩(略)
     
   委托代理人:郭建伟,山东海祺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社会事业保险局, 局长:刘卫国,地址: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8号 ,电话:85712034
   
   上诉人因社会保险待遇行政争议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2行初151号违法判决,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一、 依法撤销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16)鲁0202行初151号违法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取消上诉人“视同缴费工龄”行政行为无效。
   二、 补偿上诉人被取消医保待遇两年来的医疗费用9800元。
    三、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曾因言获刑,被被上诉人在未经出示依据、告知理由等任何行政程序情况下,暗箱作业,非法剥夺了1993年前所在单位的“视同缴费工龄”,导致无法正常退休和享受医保待遇。为此,上诉人依法对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而原审判决竟错审错判,驳回上诉人起诉,现提出上诉理由如下:
   一、“现行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竟能得出行政行为“并无不妥”结论。
   原审判决称,“《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未规定视同缴费年限的计算方法”,并借口“受过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现行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为由,认定被上诉人剥夺上诉人“视同缴费工龄”行为合法有据。如此判决,不仅自相矛盾,更是在明确否定行政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与行政诉讼“被告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既然“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 被上诉人取消上诉人退休工龄与医保待遇的重大剥权行为所依那条?原审判决认定被告取消原告“视同缴费工龄”行政行为“并无不妥”又根据何在?
   二、“视同缴费年限”要“符合一定条件”所据何法?
   原审判决称“视同缴费年限”不同于“缴费年限”,要“符合一定条件”,完全否定了“视同缴费年限”是计划经济年代职工,以另一种方式“缴费”的法律认定。当年中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劳资制度。国企职工工资收入,仅是自己劳动中很少一部分,大头被政府以国家名义截流,承诺用于职工退休后领取工资与福利。这意味着劳动者已用工作年限积累的劳动收入,给自己退休待遇买过单,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还需要符合什么主观设定的“条件”?对此,现行所有法律、法规关于社保缴费年限由“缴费年限”接续“视同缴费年限”的规定,对所有劳动者都一视同仁,从来没有任何除外“条件”。这就是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出台“视同缴费年限”(已经为自己的养老缴费)接续“缴费年限”的法理与事
   实根据。这种“未有明确规定”即是规定。原审判决如此杜撰“一定条件”,任性判案,绞尽脑汁地维护官权力侵占公民利益,拒绝付出劳动者已经积蓄在国库里的养老储备金行径,如同国家银行拒绝向储户还本付息一样性质恶劣。
   三、 原审判决所依赖的法理支持竟是“法不溯及既往”的逻辑颠倒。
   被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能够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系明显的举证不能,依法应判其败诉。如此泾渭分明的案情,原审判决竟然借“历史性”与“阶段性”来藏污掩尘,混淆是非,公然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与司法生效判例于不顾,确认被上诉人依据主体已被撤销的内务部59年信函和后来衍生的部门通知,减损公民权益“并无不妥”。其整个判决所依赖的法理支持,竟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这是本案的关键所在。“法无溯及力”本是指不能用今天的规定去约束昨天的行为;过往的案件,不可以适用今天的规定再追究处理。这个原则仅是指规定对行为的关系,而规定对规定是有溯及力。一个新规定的出台,是一定要否定与其相冲突的旧规定的。而原审判决竟然进行逻辑颠倒,反过来运用,认定上诉人今天办理退休事宜(不是在“历史”与“阶段”里),必须适用主体已被撤销的内务部59年信函和部门通知,而不能适用现行的法律、法规。以此“法无溯及力”的荒唐逻辑:今天生效的法律、法规,不能“约束”过去的部门信函、通知;新规定与旧规定内容相冲突时,必须适用旧规定。这叫“法不溯及既往”。原审判决前面声称“现行法律
   、法规未有明确规定”;后面声称“法不溯及既往”。何等的荒谬,何等的违法!?
   《立法法》第八十条规定:“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示: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做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试行办法》(人社厅发〔2017〕15号)第五条规定“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以及其他不得由规范性文件设定的事项;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不得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自行创设本部门的行政职权。” 《立法法》第83条明确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上这些生效的规定,都是今天办案必须适用执行的,一切与这些规定相冲突的所有旧部门规章、规范都应当是无效的。这是行政审判必须遵守的“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基本法律适用原则,而原审法院为了维护被上诉人的执法任性,竟对这些法律适用原则全然不顾,系典型的违法错判。
   四、 原审法庭程序上违规,实体上失查。
   原审法庭开庭时不顾被诉行政单位负责人作为被告应坐被告席的诉讼形式要件,让其坐在旁听席。这既不符合“民告官”案件原、被告诉讼地位平等的规定,也剥夺了原告向其负责任人质证、发问、辩论等的诉讼权利,完全背离了司法程序正义。更为严重的是,法庭在实体审理中刻意回避了被上诉人有否行政授权,有否执法依据,是否程序合法的行政审判的基本要素。而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认真审理,都会导致被上诉人行政行为的无效。对此,上诉人庭上一再要求被上诉人出据其剥夺原告社保待遇,“减损合法权益”行政行为的法律授权与处罚依据。被上诉人却一直拒不回答。而原审法官更毫无作为,选择性失查,严重丧失了其庭审职责(上诉人有《庭审补充意见》在卷佐证)。
   五、 原审判决建立在“参考适用”的弄词上。
   原审法官在明知部门规范性文件不得“减损公民权益”的现行法律硬性规定,所以不敢明确引证其为定案依据,而将整个判决的基础建立在所谓“参考”或“参考适用”的弄词上。如果历史上这些“减损合法权益”的信函通知合法有效,就可以直接适用为据,如果与现行法律冲突又为何要“参考”?一个法律神圣的判决,竟然遮遮掩掩,失之无据,全部建立在“参考适用”的基础上,岂不是对“依法治国”的一种严重亵渎?
   综上,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程序与实体均属严重违法,而原审判决更是程序违规,实体错判,尤其是以所谓的“历史性”、“阶段性”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颠覆性地全面否定了现行法律法规与法律适用原则,这便是本案违法错判的要害所在。依据行政审判必须遵守的“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适法原则,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执法前提,以及行政诉讼“被告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只要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剥夺上诉人退休社保待遇,“减损合法权益”之现行有效的法律授权与处罚依据,就必须承担败诉后果。本案上诉人当年因发表政论文章,被“以言治罪”,导致晚年无法享受自己工龄积累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陷于“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绝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医疗待遇必须得到保障。第四十三条规定: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和有关部门,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应当依法及时受理,不得推诿、拖延。据此,上诉人恳望二审法院作为当年的办案单位,主持公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附后),和中央综治委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精神,参照已经生效的司法判例(附后),对上诉人履行法律救济职责,改判被上诉人取消上诉人“视同缴费工龄”行政行为无效。
   
   
   此致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牟传珩
   
   2017年11 月 15日
(2017/11/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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