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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 (二) 台湾同学

   我到LAMAR 的时候,学校有一二百个台湾同学,只有一个大陆学生,后面又陆续来了几个,但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十个,那时刚开放不久,大陆人都没有钱,虽然都是高干子弟,但手头都紧俏。
   
   我是以访问学者去的,我想还是拿个学位回去好,将来回国有好处, 我将这个想法与导师WHITE 说了,他非常支持,他说他帮我付学费。 所以我在做研究同时,也去上课,就与台湾同学有了很多接触。
   
   那年LAMAR拨了一大笔钱做奖学金,专门到台湾招了近二十个已经有硕士学位的人来读博士,这些人非常优秀,大部分是大学的讲师,无论学问和智力都是一流的,后来在美国我再没有机会遇到这样高智商的台湾人,才知道我遇到那批人在台湾也是卓然不群。当然这些人嫌学校差,后来大部分都转走了,那是后话,我都离开了。


   
   两岸隔了这么久,双方都对对方很好奇,我们常常在食堂吃饭时相互交换一些信息。 一开始很谨慎, 说话时都是探索性的,往往乘周围没有人的时候,问一些敏感的问题。那时候台湾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学校里有职业学生,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倒是我没有顾虑,孤家寡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非常惊奇我的直率,什么都说,还是公费的,当他们知道我劳改过后,对我非常同情,常常问起我劳改的生活,我告诉了几个片段,他们听的时候眼睛常常红红的。
   
   一开始,双方说话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有时候会突然假装无意问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才是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有一个同学问我,是不是在大陆小邓(邓丽君)比老邓还受欢迎,我说大家确实非常喜欢邓丽君,他们听了恍然大悟,特别高兴,说还以为报纸造出来骗他们的,竟然还是真的。他们经常拿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来与我核对,尤其一些在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迫害的问题。 
   
   我也参加他们学生会主办的一些活动,尤其是迎新会。我倒是蛮喜欢他们的这种会议式样的,没有主席台,也没有主持人,围成一个圈,谁都可以讲话,有几个组织的人,也只是站在圈中央,讲起话来比大家方便一些而已。然后,就是每个人介绍自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年纪比较大的念电机研究生的人,他年纪轻轻,头顶已经微秃了。他的介绍是这样的,我这次来这里发愤苦念书,什么其他事情都不干,否则太对不起我的老妈了,这次离开台湾时,我老妈给我跪下来了,求我这次一定要拿个学位回去, 光宗耀祖,否则他们再也丢不起这个人了。 我在这里求各位大哥大姐,以后我半夜敲门来问功课时,千万帮忙给我开门。后来我跟他的私人关系很好,他常来问我功课,他的商业观点很强,每问一次,都要报答我一下,或者给我带点吃的,或者领我去哪里一下,因为他有车,很方便。我告诉他不必这样,我愿意帮他,但他仍坚持。其实我蛮喜欢这个人的,直爽,又幽默。每次和他出去,他总是抄近路,从人家草地穿过去,一边穿,一边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时间有限,不能像他们那样死板。然后他补充说: 我是很爱国的,每次我被人家抓住了,如果是坏事,我就主动告诉他们我是日本人,如果是好事我就说是中国人。
   
   
   后来我们愈来愈熟了,看来我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说话就愈来愈随便了,我们也经常一起讨论一些政治观点了,这些台湾同学都不复杂,他们普遍认为大陆的根本问题是穷,他们相信只要大陆富起来了,就会像台湾一样走向民主,我当然觉得不这么简单,但是这是很难让他们明白的,所以跟他们的讨论都适可为止。
   
   他们里面也有几个政治见解非常激烈的人,信仰三民主义到了与大陆毛泽东时期信仰共产主义的程度,一提起蒋介石父子崇拜到五体投地,就像文化革命大陆崇拜毛泽东一样,这些人一碰到我,就要宣传台湾怎么好,攻击大陆政府, 我总是听着,不太与他们辩论。我只是奇怪一件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女同学,她们一旦崇拜一样事情的时候,非常专横跋扈,激烈,视异为仇,与我在大陆上大学时候一样,女同学总是容易走在政治风浪的尖峰上。
   
   不过即便像我这样对洗脑不为然的人,洗脑对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譬如说我怎么看就看不惯台湾的那个青天白日的太阳旗。我与一个台湾学生同宿舍的时候,他在他的床头贴了一个书本那么大的小太阳旗, 我看了特别不舒服,我倒不是因为什么两个中国的事情,我觉得那个问题对我荒唐,他们俩个政府一会儿好,一会儿打,谁当老大,谁当老二都差不多,中国还是一个,怎么能变二个。我可能是小时候看那些打国民党兵的电影受的影响,一看那个太阳旗就觉得刺眼,我就对那个同学提出来了,他对我的为人很清楚,没有往政治斗争那个方向想,就将它取掉了。
   
   我跟台湾同学的讲话后来到了很随便的程度,我知道他们都当过兵, 看着他们一个个文弱书生的样子,我觉得他们要是跟中国解放军打起来,那就是要被屠宰。我真的很同情他们,不忍心看着他们被杀,就跟他们说,要是与大陆打仗了,你们千万别认真,赶紧逃。这是不能打的,你们不是跟我这样的人打,你们要跟大陆的农民打,那些人在文革中,走资派出钱给双倍工分,他们就拿着刀,冲上去,见人就砍,你们有这个胆量吗,现在给你一把刀,你敢砍我吗? 他们想想不能,非常诚恳的谢谢我告诉他们这些肺腑之言,说他们记住我的话了,一点也没有怀疑我这是蛊惑他们军心的话。
   
   他们也告诉我很多台湾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弄虚作假的事情,我在台湾的罐头里吃到鹌鹑蛋时,他们就告诉我是假的,他们说台湾人专门会做假,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他们有个大名鼎鼎的托福补习班,好像是叫光华补习,他们告诉我他们考托福,GRE 全靠这个补习班,关键是考试的那一天,他们全待在补习班里,光华派出了多个英文高手到美国去,参加那里的考试,每个人的任务就是各记住几个题目,然后连夜用电传送回台湾,光华那天夜里彻夜不眠,另外有高手立即解题,在那里的学生马上强记答案。所以参加光华没有考试考不过去的。后来美国发现了这个漏洞,就改成台湾第一个考试。我听了这些事,倒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种似乎早就熟悉了的感觉,真是同文同宗啊,感到我们之间更接近了。所以大陆说的两岸血熔于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台湾学生留学美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他们来了后,不管家境贫富,都去饭馆打工,训练一种独立精神,不知现在来的台湾学生还有没有保留这个好传统。
   
   我在LAMAR 待了二年,按照规定就要回去了,其实我当时已经被TEXAS A&M 接受念博士了,我左右考虑还是按规定回去吧,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回去前,我想到应该给我家里人买些东西。我没有车,每次买东西就请台湾同学带我到MALL 去。有一次在一个服装商店里看到小女孩穿的连衣裙,我想我走时女儿二岁,现在四五岁了,一定很高了,穿着这件裙子简直像个小公主,我反复看这个裙子,下不了决心买,因为太贵了,后来我将这件事忘记了。
   
   在我快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宿舍看书,那个拉我去MALL 的姓杨的同学来了,他走进我宿舍,神色有些紧张,问我出去不出去,我说不,他又问我,会有人来吗,我说不会,他说他有一样东西要给我,说着就走了。过了几分钟,他来了,带来一个装潢非常漂亮的盒子,里面有两件小女孩的公主裙, 我感动得难以说话,就要给他钱,他很严肃的说,不能,不能,然后紧张的看看门,说清你收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走了。我记得他在台湾是清华大学的一个讲师,其他一无所知。
   
   还有一天,也是晚上,来了一个台湾同学,带来一小瓶酒,他说, 他知道我要走了,知道我非常简朴,从来不喝酒,但是临别了,他想送我这瓶酒,他说这是非常名贵的法国酒,叫我千万别送人,要自己喝,在中国的家中喝。我因为实在不会喝酒,觉得喝了也是浪费,后来还是送人了。
   
   啊,我在LAMAR 的那些日子啊,那时我正当壮年,四十岁左右,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是回首想起这些事仍历历在目.
(2017/11/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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