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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妹妹 |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茅台妹妹 |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原文
   
   CDT编辑注:原文已在微信上被删除。
   

   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一、粮食、生存与统计
   
   在1959-1961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一)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2)
   
     (二)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三)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6)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9)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1961年1月10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12)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二、故人、故事与档案
   
     (一)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二)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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