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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兴起得力于土耳其的绞杀

谢选骏:西方兴起得力于土耳其的绞杀
   
   《西方兴起是地理决定的吗?》(田方萌)说:
   
   尽管美国的霸主地位日渐衰落,中印等东方古国重新崛起,西方依旧统治着这个世界。经济生产能力直接体现了西方在全球的统治优势。上世纪五十年代,鸟类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巴布几内亚的丛林观察动物行为,与当地土著多有来往。一位叫耶利的土著人向戴蒙德问道:“为什么你们白人有那么多洋玩意儿(cargo),我们却没有?”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戴蒙德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潜心研究,最终写成《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该书的核心思想并不复杂:欧亚大陆较其他大陆更具有发展农牧业的优势和技术传播的条件,因此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和非洲,而不是相反。简言之,是地理,而不是人种或文化,回答了耶米的问题。

   然而,戴蒙德在书中并没有详细讨论为何欧洲人击败了东亚各民族——两者可都处于欧亚大陆之上。十五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几大文明体在原有的轨道上并行,它们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进展缓慢。只有欧洲突然飞跃,驶向了另一种文明形态。与其追问为什么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没有率先走向工业文明,不如思索欧洲为何首先进入现代社会。去年年底,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为何至今统治世界(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旨在回答这一问题。此书中译本已于今夏由中信出版社推出,并将标题改为《西方将主宰多久》,其实作者只在最后两章对西方的前景作了一些大胆预测。
   
   “伦敦,1848年4月3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在痛。”为引出一部欧亚风云史,莫里斯首先虚构了一段想象的情境:19世纪中叶,中国炮舰驶入泰晤士河,英国女王乞求向中国进贡,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被迫出使清廷。真实的历史与此截然相反——英军两次击败大清王朝,并带回了一只名叫洛蒂的京巴狗,作为宠物献给女王。莫里斯由此发问:为什么是洛蒂来到白金汉宫,而不是阿尔伯特前往紫禁城?换言之,在近现代史上,为什么西风压倒东风,而非东风压倒西风?
   
   东西方的思想家关注这一问题已有两个多世纪,他们提出的绝大部分解释都可归入“长期注定”派,即认为西方早在两千年前的轴心时期,甚至更早,就具备了进入工业文明的动因。有些学者关注的因素较为表面,如气候和种族;另一些则乐于探讨深层原因,如宗教和制度。无论钟情于何种因素,他们都相信上帝早已选中了欧洲人。直到二十世纪末,“加州学派”在西方史学界兴起,才提出了惊人的“短期偶然”理论。该学派的成员主要任教于美国加州几所大学,几年前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热议的《大分流》即是其代表作之一。与长期注定派截然相反,加州学派的理论家宣称,出于偶然原因,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领先于东方。
   
   西方兴起堪称历史研究中的一大谜题。由于线索太多,致使多种学说并立,令人难辨真伪。莫里斯形象地将这一领域的混乱局面比作盲人摸象——有人专治经济史,则强调“资本主义”;有人注重军事史,则宣扬“尚武精神”;有人研究艺术史,则推崇“文艺复兴”;有人了解宗教史,则力挺“新教改革”;还有人醉心于政治史,自然高举《美国宪法》。1995年,莫里斯调入斯坦福大学,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在工作中他结识了众多领域的专家,并向他们请教有关全球历史的研究进展。这就好比一个站在局外的盲人,向每个盲人打听他们摸到的大象模样,再把这些印象拼凑起来。莫里斯因而以一人之力,“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想要回答“为什么”,首先须搞清“是什么”。西方兴起倒底是涓涓细流汇成大河,还是一片死寂中的火山爆发?为解答这一问题,莫里斯构造了一项“社会发展指数”。它涵盖人类在四大领域的文明表现,包括能源消耗、城市规模、信息技术和作战能力。这一量化指数不仅清晰地显示了欧亚大陆的发展进程,而且可以对比过去一万五千年东西方在每个时期的文明程度。这里的东西方并非人种或文化定义,而严格的地理概念——东方是指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西方则是指由中东地区两河文明发展而来的社会。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局限,莫里斯只能较为准确地计算东西方核心区域的社会发展指数。农业社会产生之后,西方的核心地区一直位于中东,直到公元前一世纪转移到地中海地区,罗马帝国衰落后又转回西亚。大约在十世纪,地中海地区重新成为西方的核心区域,并于十六世纪后转向西欧和北欧,十九世纪后北美也加入进来。而东方的核心区域则始终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直到十九世纪移至日本。
   
   《西方将主宰多久》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发展程度比较结果。莫里斯发现,在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西方的发展指数高于中国。然而,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东方后来居上,工业革命后风水又转回西方。他由此得出结论:“西方的主宰地位既不是千万年以前就注定的,也不是最近的偶然事件的结果。”其实,此西方非彼西方。除了古罗马崛起和工业革命两座高峰,欧亚大陆西端的文明中心在大部分时期位于中东地区。近代欧美文明之发轫,实为历史地表上一次突发性的井喷事故——处于边陲地带的西北欧,在短短两三百年内一跃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区域。
   
   如此蝶变不能不令人惊异。一个世纪前,欧洲人称霸宇内,傲视亚非拉,自以为白种人的高贵血统使然。然而,种族学说今天不仅在政治上不正确,在科学上也是错误的。DNA证据已经表明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源自非洲。既然具有共同祖先的各个社会皆有愚智贤不肖,我们就难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解答西方兴起之谜。在莫里斯看来,社会学旨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为何兴盛或衰败,但它并不揭示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只有将地理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我们才能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特殊情境。这就好比两起车祸,它们的碰撞过程都遵循物理学定律;我们通过车辆型号和路面状态才会明白两者为何造成不同后果。同莫里斯的话说:“生物学和社会学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相似之处,而地理学则能解释区域差异。”
   
   相比以往的地理决定论,莫氏的学说不仅远为复杂,而且强调社会发展与地理格局的双向互动关系。与《大分流》的观点近似,莫里斯认为地理大发现是西方近五百年来最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欧洲人从美洲掠夺的财富,而在于它开创了崭新的大西洋经济,推动了全球贸易,并强化了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远洋探险与航运业需要对大自然的精确理解,这一需求促进了西方的科学研究;欧洲列强在全球水域上千帆竞逐,则迫使各国政府加入军备竞赛。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本不输于西方——郑和乘坐的宝船数倍于哥伦布驾驶的帆船;然而,中国人需要横渡比大西洋宽一倍多的太平洋才能到达美洲。欧洲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仅占有了美洲大陆,也率先走向了工业革命。读者看至此节,或许会发出感叹:“呜呼,天不假中华以地利!”
   
   莫里斯沉醉于他翻新的地理学理论,花了大部分篇章讨论每一时期发展与地理的互动关系,还不如将他的著作称作《新地理学观照下的全球大历史》。全书聚焦于西方兴起的部分其实只有两章,其中地理大发现与科学革命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晰,而军事沿革的地理动因更为模糊。此书的主要缺陷还不是详略失调,而在于没有抓住欧洲崛起的关键因素。欧洲人的确攻克了距离较近的美洲,可他们还征服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洲,并且通过海路抵达了印度和东南亚半岛。这些地区与东亚更为接近,已知的郑和航线就与澳洲大陆北端擦肩而过。欧洲的科学事业固然受到新大陆的影响,可至少在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年代,人们尚未看出微积分对改进航海技术的潜在意义。过分强调大西洋经济对西方科技的刺激作用,容易陷入目的论式的循环论证。
   
   假使美洲大陆在一万年前沉入大海,西方是否会出现工业革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文艺复兴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马丁-路德依然会领导新教改革,而欧洲的航海家们仍然会执迷于香料贸易。已经掌握了火药技术的欧陆各国会继续改进武器,并尝试新的作战方法。如果不存在美洲,欧洲的发展路径会大为改观,可恐怕还会沿着大致相同的方向。与其说地理大发现是西方称霸的主要原因,不如说是其催化剂。美国历史学家福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新著《文明》即从欧洲内部探寻西方兴起的答案。作者列举了六大关键因素:竞争、科学、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些因素如何与欧洲的地理格局产生互动?这恐怕是更值得莫里斯用心钻研的题目。
   
   沿着《枪炮、钢铁和细菌》一书的逻辑,莫里斯试图借助地理学解释欧亚大陆的社会发展差距。尽管他未竟全功,仍然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学术视角,勾勒出东西方的长期发展曲线。有兴趣的中国学子或许可以通过他打开的理论门洞,找到西方兴起之谜的真正答案。
   
   谢选骏指出:为何“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东方后来居上”?按照我的“三期中国文明”理论的分析,那是由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兴起所致。中国人传统上认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大致上没有超出第一期中国文明的范围,所以宋明诸子只能围绕先秦诸子打转。其实不然。因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充分吸取了西域佛教和印度文明的要素,而印度文明又已经包括了希腊文明的犍陀罗要素……第二期中国文明因此能够后来居上,领先人类文明的中心区域,也就是“大西域”(从中亚印度直到中东欧洲)了。现在,中国文明已经脱胎换骨,第二期死去,第三期开始,欧洲基督教和美国物质文明沁透中国,中国就能改变第二期中国文明衰落之际的“进入工业革命后风水又转回西方”的格局,从而获得比唐宋时代更为深广的发展空间。但这一切,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彻底基督教化、好好学习对手的长处。如果说,“西方兴起得力于土耳其的绞杀”,那么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兴起,显然也是得力于八国联军——日本入侵——苏联共产党的百年绞杀。这百年虽说漫长,但比起五胡乱华到唐宋之间的南北朝格局的三百年之久,还不足够及格,所以没有继续磨难的一两百年,中国还无法重获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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