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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返珞珈山的汽车上,李还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呀!客观,主观,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呀!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由着头脑发烧的毛泽东为所欲为,瞎指挥一气,终于酿成饿死4600万人亘古大惨剧(参见拙文《大跃进中死了多少人?》);被李达言中了。而李达也为自己的逆龙鳞的一次忠言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临死也没弄清《实践论》、《矛盾论》既然那么“好”,它们的作者怎么竟能用如此荒谬绝伦而又不可理喻的“实践”来体现它们呢?
   
    这就说明,除了科学素质的缺陷以外,毛的道德素质也太成问题。正如他自己说的:“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他对李达的态度固然是不谦虚,但是由于另有政治野心的原因,所以也就不简单是个不谦虚的问题了。至于说“诚实”,他把自己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科学家归为老实人,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王明、李立三归为大不老实的人。以一个数学得零分的人,毛竟敢胆大包天地奢谈基本粒子!难道在这个领域他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就有发言权吗?简直是瞎胡闹,乱弹琴。这是把哲学当玩意儿来玩弄,以哲学的泛泛而论,代替科学的具体实证。
    一 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親自主持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發展
    原子能事業問題,錢三強應邀在會上講述核物理學的研究發展概況。當
    他講到核原理時,毛澤東插話問:“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質子組成的
    嗎?”“是這樣。”
   
    “質子、中子又是什麼東西組成的呢?”錢三強一時語塞,因其時尚無
    人提出此問題。他思考著回答道:“根據現在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只
    知道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
    可分的。”毛澤東卻從容地說:“從哲學的觀點來說,物質是無限可分
    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 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現
    在,實驗室裏還沒有做出來,將來會證明它們是可分的。” 後來的事實
    證明,這一論題的正確者,正是毛澤東。
   
    一九六三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刊發了阪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
    子的新概念》,其觀點恰與毛澤東一九五五年的預言吻合。毛澤東十分
    贊賞,立即讓我請《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主編于光遠、著名物理學家
    周培源到他的臥室座談。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談了他對自然辯證法的見解。他說:宇宙是無限
    的,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空間上,都是無限的。從宏觀來說是無限的,
    從微觀來說,它也是無限的。原子可以分,電子也可以分,因此我們對
    世界的認識是無窮無盡的。”( 註:林 克:<瀟灑莫如毛澤東>,《湖南黨史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二期)
    該文作者林克吹捧說:“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論題的正確者,正是毛澤東。”但我以為,毛澤東“正確”得還不算“徹底”。《莊子‧天下篇》有言:
   
    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這才把問題從時間、空間上,從宏觀、微觀上,统统說絕。而這些,對形而下來說,卻是一堆形而上的廢話。走短路,越俎代庖,空口說空話,是犯了做學問的大忌。果如毛氏所云,則科學家們都可以躺在辯證法上打著鼾、睡大覺了,只用等著毛澤東思想為世界創發“無子”“前子”或“毛子”了。有一篇文章即如此說:
   
    何祚庥同志堅定地信仰毛澤東思想,根據毛澤東關於‘物質無限可分’
    的原理,何祚庥同志積極鼓吹,不僅層子是存在的,而且‘層子也是無
    限可分的’。層子下面有‘亞層子’,‘亞層子’下面有‘無子’,
    ‘無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 子’,等等。這些‘子’
    們是否真的存在,雖然目前還沒有結論或許今後也不可能有什麼結論,
    但應當說,這些‘子’的名稱確實閃爍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
    論光輝,‘無子’即無產階級子,‘前子’即前進子,‘毛子’即毛
    澤東子,在那難忘的文化大革命年代,這些子的名稱就象戰鬥的號角鼓
    舞著中國的物理學工作者滿懷著革命的激情,勇攀物理學的高峰!”
    (註:田漢和農夫:《何祚庥思想研究 》)
   
    如果毛澤東的哲學史常識讓他知道自己是在重蹈辯證法集大成者黑格爾的覆轍,也許他會改弦易轍。請看柯林武德的批評:
   
    (黑格爾)太匆忙了,並且試圖用哲學去解決自然科學的問題。他沒有
    看到自然科學必須在自己的時間內,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他試圖通過哲學去提前使用某些實際上只能是自然科學未來發展的東西。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他的提前使用在許多方面都驚人地準確,但是科學
    思想不允許提前使用,它只尊重那些通過科學方法得出的結果。”
    (註:《自然的觀念》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頁143)
   
    波普爾說:
   
    黑格爾用以取代康德的方法是有效的,但不幸過於有效了,這使他的系
    統堅不可摧,免於遭到任何一種批判式打擊,從而它也是一種非常特殊
    意義上的教條主義,我願意稱為一種‘強化的教條主義’。”(註:《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頁467)
    我在《<矛盾論>與論矛盾》一文中曾指出毛澤東所犯的一些常識性錯誤。那是連具有初中生數理化水平的人都不應該犯的。如今他卻敢在世界級專家面前,好為人師地、高談闊論這些世界科學的尖端問題;這樣的傻冒,卻為我的一個論點“毛澤東的思想方法的要害是辯證法泛濫”,提供了又一典型例證。說明他是主張“辯證法萬能論”、“知性可以代替論”的。在毛澤東手中,辯證法自由泛濫,無處不有、無時不有、無事不有,不僅根據辯證法由“凡事都有兩重性”的原理,可以推斷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並據以確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豪言壯語;而且,甚至連放個屁都有辯證法,他於 1957年1月,在省市委書記會上的插話道:
   
    上邊放的屁不全是香的,這裏也有個對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
    (註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8月版,頁81)
   
   学他的样,我可以全面地天才地对毛泽东的胡充八当加以发扬光大,对现有的和未来的任何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包括诺奖获得者),闭起眼睛、装腔作势地说:“里面仍有不完善、不正确之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相信或迟或早,我的这句废话就可能应验;当然啦,即便应验了,也不能说不是废话。林彪就对他儿子说毛:“他不应当装作什么都懂得,好象万能的上帝。他不懂得国计民生,不懂得经济规律,所以想法古怪,乱弹琴。” (《林彪眼中的毛泽东》见林彪、叶群日记。)他总是不懂装懂,不能装能;以一知充多知,以一能充多能;甚至以无知充无所不知,以无能充无所不能、充万能。科学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态度的产物,毛所缺乏的正好是此二者。所以在毛面前,如果你要当老实人,如哲学家李达,说老实话,不为“毛无”服务,他就叫你灭亡。自然科学家钱学森,三次写文章曲意奉迎,为“毛无”服务,鼓吹大跃进,所以能够飞黄腾达。第一次是在1958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发表《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的文章,说:“最近我算过这么一个粗浅的账,就是地球上一个单位面积上,受太阳的能有多少。假设我们说,一天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第二次是在1958年6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上前引用民歌:“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然后就着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3530斤小麦的消息, 经过科学推算得出结论:“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第三次是在1959年第5期《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的《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文中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科学家为大跃进提供“科学依据”,之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范例。看看钱学森在文章开头是怎么说的?他说:“这几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无论在工业战线、农业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同一设备条件和土地上,生产量提高了许多倍。由于这种生产上飞跃的发展,也就出现了一连串新的科学技术问题,要求科学工作者去解决。我在这里想提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农业高额丰产技术中的力学问题。”这样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态度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之至了。当然不止一个钱学森。再如,医学家可以用生理解剖学来论证人身上具有巨大的大跃进潜力。报纸上这样宣传:人的器官,比如肾,一个就够用了,另一个是备用,所以即便毁了一个也不会危及生命。这一些理论,要是比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来,还称不起是彻底的唯物辩证论者。这还有什么科学可谈!反右派运动中,法学界凡是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的,就以“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罪名,统统打成右派。这便是《实践论》的社会效应。以民谚为证:“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坑害了当牛做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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