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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晓波往事)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林教授眼中的刘晓波不完美，但更鲜活、真实：“他是个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与众不同在于，11岁学会了抽烟，也因此学会了撒谎和偷窃——偷爸爸的烟，骗父母的钱。” （原文见9月9日VOA，再祭刘晓波：民主铁人是如何炼成的）
刘晓波的命运，实则就是六四以来，长期披胆沥血坚守在中国的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为推进国家民主进步，最勇敢、最决绝的表达。但是，由于遭受长达二十多年的封杀，他的人生不为中国人所熟知，他的著作和文章不能出版发表，他的思想不能得到传播。他的一生就像一股风潮，荡起几圈涟漪，却未能荡涤堤岸，就复归平静。这绝非他个人之不幸，而是所有中国人的损失。刘晓波的价值将在未来逐渐会被人们所汲取。
三
刘晓波年长我10岁。平心而论，他对我的思想成长没有影响。
1989年6月3日，他等“四君子”绝食当日，我和同学冒着枪林弹雨，出现在长安街抵抗现场。当年正逢我大学毕业。当夜，我与部分兰州高校同学匆匆撤离广场、北京。
我记不清楚，是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座“四君子”绝食宣言广播，还是在从北京返回兰州的京包——包兰铁路线上，甚或是我不久后入狱，同学探监送来的官方“六四平暴”小册子，第一次知道“刘黑手”这个新鲜的称呼。“四君子”其中的侯德健，其知名度远远超越其他三位。侯德健等台湾音乐人，带有自我意识和反抗传统的清新气质，在一九八零年代中国大陆校园，掀起巨大震动。我对八零年代的“文坛黑马”刘晓波，一无所知。可能跟我学经济专业有关，也或是我孤陋寡闻吧。
1994年在海口，我因编辑出版六四作品，二次入狱。然后，1997年辗转上海、深圳，并在深圳长期工作和生活。首次从港台报刊，读到刘晓波的文章，但是了解仍很肤浅。
感谢翻墙利器自由门。我在2002年初始翻墙，方才系统读到刘晓波写的文章。次年，机缘巧合，一位朋友跟刘晓波熟识，将刘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告知于我，彼此才开始联系。我也是在此时，首次获知北京“新青年学会”政治案。我作诗一首，发给刘晓波，请他转交杨子立妻子，在探监时交给子立。
刘晓波至逝，我与他从未有机会谋面。
2007年年末，两人断交，接着刘晓波入狱、获诺奖。我撰文并以行为艺术方式，传播被封杀而鲜为人知的刘晓波、零八宪章和诺奖信息。这并非出于私谊的回报，而是无怨无悔的道义责任。
《与刘晓波在一起，我们从未被专制征服》（boxun.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091838.shtml）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和平奖宣布当天，我与年轻朋友在所居艺术村一家酒吧，书写T恤、燃放鞭炮，即兴庆贺刘晓波获奖。
我公开这封邮件的目的，是供刘晓波研究者所用，以期还原一个全面的刘晓波和他所处的国度与时代。断交，于我个人是自省和完善自我的激励，既是新的勇气的起点，也是放下压抑10年的心结。
民主作为民运人士的信仰，但尚不能在社会中普遍实践时，人们对其纯净度要求极高。但它天然又与大陆民运人士所立足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民运人士极难被社会所包容和被人们所理解。所以，民主规则易于被忽视和践踏。践行民主，不可避免地需要从当局高压和同道批评中获取养分。更应该以公开化抵消组织圈子化；以公开的民意替代个人神化。
刘晓波是个具有自我道德感的人，同时又秉持诗人浓烈的率性气质，然而，二者常在他身上产生冲突。他的率性气质成就他的真实和勇气，而过分的自我又限制了他的视野和自醒。因此，他仅是一个民主呼号者，而非合格民运领导者。
刘晓波作为诗人，最有价值的当属狱中写给妻子刘霞的诗篇。让人窒息。
我们还应看清，自刘晓波2008年12月入狱，就被那些自称的朋友们，以零八宪章首签者、诺奖代领奖者和病危探望签名朋友等暧昧面目，定义他的公众形象。对此，他在生命的最后清醒时刻保持了沉默。他在法庭上违心吹捧“中国监狱是人性化管理”，自己反被以晚期肝癌谋害，当然也无话可说。在他弥留的十多天，我每天趴在电脑前发推文，真切地体会到同道的共同命运，那份焦灼、愤怒和期盼，不亚于他的亲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8天，我含泪与他“和解”。
尚有一事，也须澄清。我一直以为刘晓波参与《零八宪章》的构想和起草，直到2017年他去世之后，才获知真相：宪章实际起草人是张祖桦；刘晓波没有参与宪章构想和起草，只参与修改和在国内组织签名。
“艾晓明在2010年4月2日与刘霞在视频上有一次对话。刘霞对艾晓明说：‘《零八宪章》不是晓波起草的。’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时，她在三年前就已经看到《零八宪章》‘这个东西’了，‘从那一刻我的心就一直提溜着’。”（见严家祺《刘晓波争议原因论》，刊于2017年8月31日中国人权双周刊，9月1日《前哨》杂志）
另外，刘晓波在法庭自辩中也承认，自己动员70人签名。（见BBC中文网，2017年7月13日报道）。
刘晓波去世后，我特意向艾晓明教授电话求证：她予以证实上述内容。
刘晓波被谋害内幕，有待锦州监狱狱医、狱警或者他们的后人良心发现，再过几十年说出真相。
全世界在刘晓波垂危时刻，所做极为有限，整个地球弥漫着功利主义和软弱自保的气息。西方首脑没有一人敢于公开站出来谴责当局，并表达接受刘晓波夫妇赴国外就医的意愿，唯有蔡英文公开表达此种立场。所有人只是被动地跟从官方“消灭肉体”预案，发出无奈和绝望的声音，采取微弱甚至与官方合作的祭奠行为。那本是正面对抗的时刻，全世界却被专制政权打败。
好在刘晓波在弥留时日，非常清醒，他没再给那些围绕他、各怀目的“朋友们”留下一句遗言。我理解为这是他在狱中近10年精神自省最精华的部分，符合他惯常的独立人格与自由尊严。他的61年生命，就是一个透明的事实存在。最为遗憾的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黄金年龄，付诸监狱；他更为成熟的思想，连同当局刻意安排的癌症和骨灰罐，都被精确地抹杀在无言大海。
2017年9月30日
2018年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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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8年02月2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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