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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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法治:宪法至上
·立宪和修宪
·以人民争取利权运动兑现宪法
·一党专权违宪论
·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民主的原则怎样遭到歪曲?
·民主集中制并非民主制
·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
·行政权必须受监督
·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无效的诉讼 有益的开拓
·多起诉,少起义──对郭罗基先生的专访
·以“非法组织”的罪名抓人才是非法的
·不是反对立法,而是反对立恶法
·追究江泽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五四”以来70年的启示
·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
·北京大学的传统需要更新
2004
·突破僵化的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艰难历程——纪念冯定逝世20周年*
·梦里依稀慈母泪
《论“依法治国”》
·《论“依法治国”》封面
·出版说明
·目录
第一章 “依法治国”与宪政
·01“依法治国”是什么样的法治?
·02实行法治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
·03宪法是否有权威首先在于如何立宪
·04宪法是否有权威还在于如何修宪
·05宪法的内容
·06宪法的精神
·07宪法和宪政
第二章 “依法治国”与民主
·08宪政是近代的新型民主
·09中国人怎样理解民主?
·10民主不是多数压制少数
·11民主不是错误服从正确
·12民主不是为了集中
·13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制
·14民主必须和自由协调
第三章 “依法治国”与自由
·15行为规范和人的自由
·16在不自由中争自由
·17自由的冲突与和谐
·18普遍的自由就是平等
·19自由不能没有限制
·20自由的界限是法律
·21人身自由是最低限度的自由
·22居住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延伸
·23思想自由是精神的天性
·24能否“统一思想”?
·25言论自由是利权不是义务
·26何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7新闻出版自由是利权不是权力
·28“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
·29结社自由是人身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结合
·30组党自由是公民的参政利权
·31自由和民主的根源是人权
第四章 “依法治国”与人权
·32人权在中国
·33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是什么?
·34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迷思
·35人权的共同标准和不同标准
·36人权的结构
·37追求人权的历史过程
·38人权和国权、主权
·39人权和公民权
·40国际人权宪章和中国公民利权
·41公民的基本利权和义务
·42人权和法律
第五章 “依法治国”与法律
·43什么是法律?
·44人民为什么要守法?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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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时 价值永恒——《争鸣》、《动向》告别刊读后

   
   存在一时 价值永恒——《争鸣》、《动向》告别刊读后

   存在一时 价值永恒——《争鸣》、《动向》告别刊读后

   听到《争鸣》、《动向》停刊的消息,先是吃惊,继而忧伤。
   《争鸣》、《动向》陪伴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人生路程,不忍依依惜别。


   《争鸣》、《动向》创刊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香港。在当时的大陆,港台关系还是大忌,很难得到来自香港的准确信息,对于《争鸣》、《动向》的初创一无所知。1982年,我作为“自由化冒尖人物”,被邓小平从北京发配南京。党组织给我捏造了一条事实,说我“和香港有联系”。这也算是罪名,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置信。没有联系,非说我有联系;如果真有联系,那还了得!
   偶尔看到一本《争鸣》,已是传来传去传烂了的。想起1949年以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搞学生运动,一张几十天以前的香港《文汇报》,传来传去已成碎片,进步学生还读得很起劲。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仍是老样子。
   1979年3月,我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这是大陆第一篇评毛、评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文章经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批准才得以发表。后来看到一期《争鸣》的旧刊,它在1978年8月的《思想突围》中早已提出对毛泽东思想必须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思想解放,《争鸣》走在前面了。打破封闭,实行开放政策,80年代曾一度允许《争鸣》进入大陆。由于它的批判锋芒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再度遭禁。
   1992年,我到美国后才真正“和香港有联系”。
   “六四”以后,我向法院起诉共产党,经历起诉、上诉、申诉的程序,最后一个文件是《公民上书》,长达五万字。1993年,陆铿将它分成五部分,向香港的五家刊物推荐。在《争鸣》发表的是第一部分,题为《来一个人民护法运动》。这是我在《争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95年,我应邀参观在纽约举行的“温辉水彩画展”。首遇温辉,一见如故。当时我已转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写了一篇法学方面的文章,准备到哥伦比亚大学征求意见。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参加 “宪政和中国”的项目,结交了一批法学界朋友。口袋里装有文章的打印件,顺便给了温辉一份。他很快地浏览一遍,说:“不用征求意见了,就交《争鸣》发表吧!”我说:“可能还要修改。”他说:“没问题,发表前还有时间,你把修改意见寄来。”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就这样发表了,题目是《论“收容审查”的违宪性》。后来“收容审查”被废除,不知是不是《争鸣》发表的这篇文章起了作用。这是我和《争鸣》直接打交道的开始,以后就频繁往来了。温辉和明蕾常常催稿,有时还命题写作。一次,文章较长,温辉叫我分成两篇,以便《争鸣》、《动向》各发一篇。我的不少文章都很长,除了我,《争鸣》上的文章少有连载的,我的有一篇文章竟连载了五次。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争鸣》每期都有我的文章。现在盘点一下我发表的文章,《争鸣》64篇,《动向》6篇,加起来整70篇。以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刊物上发表过那么多的文章,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了。我的一些在网上频频被人转发的文章,大多出自《争鸣》。
   《争鸣》、《动向》虽不能进入大陆,大陆客游香港回程时,总要在机场买几本带带回去。《争鸣》、《动向》的主要读者群是在大陆。一个出版社办两本杂志,如果不是内容吸引人,焉能坚持40年?
   《争鸣》、《动向》对中国自由化、民主化的启蒙作用,世所共认。
   一个刊物,和一个人物一样,它所起的作用,汇入历史,滚滚向前。它的存在是一时的,它的价值是永恒的。
   
   2017年10月16日于美国奥马哈
   
   http://chengmingmag.com/cm480_t381/writers/writers_readers2.pdf
(2017/10/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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