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7

   今年的十月還未過去，卻有兩事與已往不同，堪可一記。

   一是突然有許多敘舊約會。舊同學、舊同事、舊學生紛紛約見面，這個月估計有十回之多，可稱應接不暇。這班朋友，(現在應可說是朋友了) 大部份已經退休了，但有一些舊同事和學生仍然‘人在江湖’。不過，可以理解的是，這三‘舊’能夠和願意出來見面，無論是退休的或是仍未退休的，都一律是生活上過得不錯或職業上幹得不錯的人，那些‘不如意者’是不會出來集體會見舊同事或同學的，因此這些聚會都是開心高興、嘻嘻哈哈、展示幸福的。

   另一事則並不令人愉快，雖然也不致讓我愁苦，便是不知為什麼，亦可能是巧合，所有要交的費用，都堆到十月來。在香港要交的費用，有些是每月交的，例如樓宇按揭、住所管理費、抹車費﹔有些是兩月一交的，例如電費、煤氣費﹔有些是三四個月交一次的，例如差餉、地稅、水費﹔有些是一年交一次的，例如車輛登記費、汽車保險、利得稅、薪俸稅。這些，一般都是分開不同的時間來，可是這個十月都全來探訪我了，真是不勝熱鬧之至。

   各種費用集中到來，要全數打發它們，不下需要十多二十萬元，不是小數。僥倖的是，我現在套句廣東俚語說，是“已經上了岸”，即不用在生活的惡風惡浪中泅泳，這個數目難不到我，完全沒有恐怕‘沒頂’的問題。這，我是要感恩的。

   我不由不回想到青壯年時期，那時在社會的大海中覓生活，確有相當的壓力。負擔最重的時候是我一個人工作，要養活一家四口，還要供樓。那時我長期做兩份工作，白天一份，晚上一份，還向報章投稿，以增加收入。這個情況維持了十年以上。

   我比較幸運的是，我有父母可以依靠，他們助我支付樓宇首期，而日後遇到開支很困難的時候也會施以援手。而事實上，他們助我買樓之後，五六年間我便可以自立，不再靠他們了。十年之後，我開始投資物業，此時我的銀根一直都扯得很緊，但靠著穩健理財，總算平安渡過大海，到達彼岸。

   另一點我也是幸運的，或像我這一批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大學畢業的人幸運的，是終我們的職業生涯，從來沒有擔心失業。從這時開始直至九七主權回歸，有二三十年是港英政府大力擴展社會服務的年代，加上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大批高資格人士移民，我們留在香港這批‘移不得’的人，有很多的黃金就業機會。即使沒有什麼野心的人，在中學謀一份教職，也是非常容易的事，而香港教師薪酬高，足可養妻活兒，並過著中產階級的生活。這一批當時‘移不得’的人，像我，後來也移民了。

   這些優秀的條件和環境，在九七之後全沒有了，因為九七一開始，便發生亞洲金融危機，連累了香港，香港經濟岌岌可危，到了2003年沙士達到高峰。除了一批仍享有舊工作條件的人外，新入職的已沒有什麼金飯碗和鐵飯碗了。工作穩定性沒有保證，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個威脅。此所以香港人，特別是新一代，怨氣這麼重，社會的戾氣也這麼大。

   從這個角度看，筆者是時代的幸運兒。

（2017/10/17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