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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尽天良的共产党官员

   我的维权路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推行粮食价格双轨制,我所在的贵阳市粮食供应公司从专营平价粮食供应转变为平、议价双轨经营。这纯粹就是党赐的贪污良机。“价格双轨制”提供了一个合法贪污的通行证,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这个巨大利益的诱惑。
   但“人”毕竟是人。人性良知也好,社会正义也好,党纪国法也好,总要坚守一个底线,才能称其为“人”。但共产党官员丢弃一切底线,枉自做人。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从粮食总厂生产科调到贵阳市云岩粮食供应公司业务科工作的。这个部门会接触和经手大量平价和议价粮食购销业务。云岩粮食供应公司供应的居民约70多万,粮食推行平、议价双轨制后,居民粮食定量被削减至每人每月25斤,同时议价粮食也自由上市。政府保留部分平价粮供应,是为了避免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无力承受高价的议价粮而导致断粮。这部分保留供应的平价粮,就成了低收入家庭的保命粮。


   当然,也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主动放弃平价粮,基本只购买质量较好的议价粮食消费。按理,这部分居民自己放弃购买的平价粮食,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应该归还国库,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是,贵阳市云岩粮食供应公司每月都全额提出平价粮,对居民主动放弃的部分,全部由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经理王华贵亲自操办,销往各个粮食议价市场。当然,这一系列行为都是在中共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潘挺文的认可下,两人狼狈为奸所为。而促成居民更多放弃购买平价粮的原因,还有一个潜藏的秘密,也是粮食价格双轨制提供给贪官发财的一个大好机会。
   双轨制刚实施,王华贵一接手工作,就立即组织业务科在议价市场大量购进粮食,他的要求是,只要价格低的,而无论质量好坏。他将低价购进的劣质大米送往粮店,把用粮店名义从国家粮食仓库中调出的优质平价大米送到议价市场卖出,从中获取巨额差价。这是真正的空手套白狼。
   这种做法产生的社会效果就是,贵阳市只要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有一个印象:粮店米难吃。其实,国家计划供应的大米是按等级销售的,时好时坏。过去粮食紧张时,按照粮食储备推陈储新,是有一些存储时间较长的粮食供应居民,但那时在粮店也经常可以买到优质的大米。改革开放后,随着粮食产量提高,进库粮食数量增加,供应居民的平价粮食基本已经没有存储时间较长的陈化粮,陈化粮大多用于其它用途。但这些“其它用途”的劣质粮食,往往会流进议价市场,给王华贵之流提供了称心的货源。这就使得在粮食紧张时还能经常买到好米的粮店,在改革开放,生产有了一定发展的时候,反而比以前更多的被劣质大米充斥,使得贵阳市民“粮店米难吃”的印象更加根深蒂固。
   再有,当时贵阳市的平、议价粮食价格差每斤在一元钱左右,而云岩粮食供应公司的平价粮供应户每月“主动”放弃购买的平价粮就有几百万斤。这样,这几百万元不义之财虽然改善了职工福利,更多的是进了王华贵和潘挺文一伙的腰包。
   更有甚者,王华贵原来是开阳县粮食局长,为了进贵阳市,才调到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其仗着上面有后台,胆子极其之大。他将他以前工作产生的无法了结的几十万斤霉变大米调到贵阳,强行分派到各个粮店,规定粮店将霉变大米置于店门口,优先售卖,粮店中有质量较好的大米,但必须卖完霉变米后才能卖好米。
   这就像道无形的铁门一样。表面上,各个粮店都在开门销售平价粮,实际上,粮店门已经被霉变大米紧闭。我仔细查看过这些霉变大米,显然他们在调来前换过了米口袋,因为米口袋基本完好,而里面的大米却完全霉变发绿,绝大多数都已成块,大的有半个砖头大小,用手已很难捏破。这种完全变质的粮食,用来喂牲口都是不合格的,居民如何食用。这就使平价粮的销售一落千丈。这正是王华贵的愿望,每少卖一斤平价粮,就能多卖一斤议价粮。
   霉变大米堵门的功效使他们每月的平、议价转轨创收突破了千万元大关。这种邪恶创收,就是粮食价格双轨制这种合法贪污制度创造的贪污“奇迹”。 前面的做法只是空手套白狼,这后一种做法就形同于抢劫了。
   这种邪恶创收必然导致低收入家庭的灾难。有挨不过饿的,只好买一点回去反复淘洗后食用,或用之做狗粮,有的就只有每天捏着个米口袋在粮店门口转悠,期盼能买到一点能食用的大米。尽管他们知道这种期盼是无望的,但仍然不离不弃。
   饥饿是仇恨之源,这些人的诅咒能从他们投来的眼神中看得出来,而当他们怨恨的目光一旦和你的目光接触,就立即转化成祈求和讨好的假笑时,会有多少人从中看到自己犯下的罪孽有多么深重。我不得不悲怆地说,只有我承受不了这种罪孽谴责。也只有我,冒胆把这些想买点好米的居民叫进粮店,绕开堵住大门的霉变米,让居民自己挑选,还教给他们一些挑选大米的方法,把他们选中满意的大米卖给他们。我能从他们一声声的道谢中听得出他们确实是出自真心,但我也能深深地感到,这其实是一声声谴责,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是他们的生存权,可王华贵和潘挺文这两个共产党书记却剥夺了他们的这项权利。
   我这样做明显遭到了大家反对,我听得到说我影响大家收入的抱怨。当然也有个别职工听了我的表白后给予认同,悄悄帮着我这样做。但领导却对我恨之入骨,主任说我胆大包天,不但影响大家收入,更影响到单位经营绩效。其实我这样做即使会减少一些议价粮销售,但在王华贵一直以来的平、议价粮食置换方法下,已经使部分职工的月收入在九十年代达到3千元至5千元之间,而粮店主任的月收入已达到3万元到5万元之间,是职工的十倍。至于王华贵的收入是主任的几倍,我不得而知,但主任每月的收入都经过我的手。这种收入在今天也是超级高工资了,可他们依然不知足。贪婪的沟壑,被贪污制度开挖到永不见底。
   一次,我在公司临时黑粮仓接收以粮店名义从国家粮食仓库调拨来的大米,被粮食局局长卢伯民路过看见,我见他过来查问,立即把调拨单交给他,并从包里拿出当天已经接收办理好手续的另外7张共16万斤平价粮食调拨单交给他,他简单问了我几句,就拿着调拨单走了。
   我是经办人,只要我说这粮食是议价购进的,局长大人是无法知道就里的。但我早就对这种坑害下岗职工和贫穷家庭的,没有底线的贪污行为“心怀不满”,希望贪官们能适可而止。
   我想局长一看见这个调拨单就会明白。因为这种平价粮食调拨单管控很严,只能在粮店和粮库中流转,是不允许在其他任何地方出现的。当天晚上,卢伯民局长和副局长朱留贯两人亲自到我家里来,向我详细了解情况,我把这个黑仓库的功能告诉了他们,说这些粮食一般在两三天内就会拉到议价粮食市场卖出,并暗示他们,这样的黑仓库不止这一个。我只希望王华贵干的这种坑害百姓,祸害国家的贪污平价粮的行为能够“有点节制”。
   卢伯民局长在离开时对我说,他一定要严肃处理,并特意强调,要我放心,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
   按理,这样的巨额贪污,应该是捅破天的事。可这位局长说的话全落了空。第二天,粮食局纪委书记肖政华是来到了云岩粮食供应公司。但这位纪委书记只和这些应该接受调查的公司领导们吃喝玩乐了三天就回去了。她调查的结论竟然是:云岩粮食供应公司领导为了保障平价粮供应,将粮食预先提出备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贵阳市的几大粮食仓库库存充足,存储条件良好。而他们的黑仓库阴暗潮湿,根本不适合存储粮食。他们还用霉变大米恶意阻挡居民购买平价粮,现在居然说出担心粮店平价粮脱销的话,真是恬不知耻。
   这些贪婪无度的家伙,不仅竭尽贪污,还公开盗窃。 那是我在贵阳北站粮食批发市场工作期间。一天下午,业务科副科长李XX和同事付X两人乘坐公司的一辆中型货车到我工作的店里来,要在我这里提走12袋(2160斤)大米,这是近期质量最好的一批大米,我按照工作程序规定,要他们交提货单。但是李XX却说,她们是王经理(王华贵)叫来提货的,没有提货单,要我在当月报表中报2160斤大米损耗,把账做平。我听她这样说感到很震惊,粮食是国家管控最严格的货物(至少当时还是),平时偶尔出现几斤短少,都要经过详细背书,层层签字才能平账。现在虽然平、议价双轨制了,但毕竟还是国营企业,怎么能无缘无故一下报几千斤粮食损耗。我告诉她我绝不做这种假账,坚持要她交提货单才能提货。她一下变了脸,声称她是科长,这儿她说了算,强行叫工人进店搬走了12袋大米。这纯粹就是盗窃粮食。我当然揭发了他们。因为这远远超过正常人的正义底线。社会正义如果没有人坚守,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有希望。
   当然,贪官们的报复也绝非小儿科。
   是谁营造的势力使贪官们如此有恃无恐?今天的中国百姓恐怕已经全然知晓,那就是堪称中国贪官之父的朱镕基。
   他一上台,就声称他准备了一百口棺材,要用九十九口给贪官,留一口给自己。他真是说到做到。只不过当时人们以为他是用棺材埋葬贪官,还对他信心满满。实际上他是用棺材鼓励贪官们升棺发材。
   他推行的平、议价格双轨制。纯粹就是官员合法贪污的制度,它让贪官们通过价格转轨,平步青云,轻松进入富翁行列。但因此被坑苦的老百姓,却是千家万户。
   他推行的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将大量国有资产低价变股“送”给权势官员,却将大量工人赶下岗。造成几家欢喜,千万家愁。
   他主导推行的医疗和教育产业化,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是今天的社会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主要推手。
   是他公开提出拉开贫富差距,大幅度给公务员增加工资,造成中国产业工人处境悲凉,社会等级划分如同回到蒙元时代。
   原载《民主中国>
    紫电
(2017/08/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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