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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言论主权”


   
   
   
   谢选骏:论“言论主权”

   
   《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2012年—2013年,2014年电子版、2015年印刷版)一书,提出了“言论主权”的概念、
   
   那么, 什么是言论主权呢?
   
   要了解什么是言论主权,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言论主权的区别。
   
   言论自由是一种消极的权利,言论主权则是一种积极的权利。
   
   传统观点认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典型的消极权利,国家不需要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就可以立即实现。美国宪法第1 条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很好地表达了上述思想(注:1791年11月3日生效的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定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因此,人们通常把言论自由称为“第一权利”、“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而“言论主权”则是谢选骏提出的概念,是“基于思想主权的积极权利”。这个权利不是臆想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是每人每天事实上都在遵循的。
   
   证据之一:为什么会有日常生活的沟通困难?
   
   因为每人每天都在通过自己的言论主权,用语言的涵盖掩盖具体的动机,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
   
   证据之二:为什么会有哲学表达的聚讼纷纭?
   
   因为抽象的言谈者一有机会就会利用自己的言论主权,用语言的歧义进行引申,掌握话语权、获得制高点、靠拢思想的主权。
   
   要理解“日常生活的沟通困难”和“哲学表达的聚讼纷纭”之所以存在,就必须知道“言论主权”的存在。
   
   在今日的宪法学领域,根据英国的哲学家Berlin对自由类型的分法,广泛出现了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其中的消极权利乃指个人要求国家权力做出相应不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即属于这一类型。而积极权利则指个人要求国家权力作出相应作为的权利,参政权和社会权即然。
   
   在这种意义上,言论自由只是要求国家不要因为言论而迫害个人,但是,言论主权却是要求国家要因为言论而改变国家自己。因为任何国家主权,都只是思想主权的产物。
   
   因此,仅仅把“言论自由”列为公民权利是过于消极了,远远不够——“言论主权”也应列为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
   
   《思想主权论》(*)指出:
   
   (一)
   
   (012)
   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人,丧失了人的权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放弃了民族的权利,只能充当亡国奴。
   《寻找动物意识》(马里安·斯坦普·道金斯)一书通过大量的观察、记录、分析,指出了动物也存在意识。我们知道,意识已经是比较高级的思想形态了。这就是说,动物也有思想!那么,动物的思想来自何处呢?显然不是来自“进化末端”的人类,而是来自更为原始的“存在”或“非存在”。那就是神,就是思想的主权。
   
   (34)
   言论自由,是与贸易自由一同兴起的;因为在本质上,言论是一种商品,是用来“售与他人”,与思想的“自己消费”具有不同的本质。“出卖言论”的人,因此必须“隐藏思想”。
   
   (35)
   稿费是专门用来歪曲思想的,稿费越高,歪曲得越厉害。版权是僵尸的墓志铭,版权越久,僵化得越彻底。
   
   (36)
   国家主权可以控制言论流通,就像控制商品流通,国家主权还可以控制思想发展,但是却消灭不了思想自由,因为思想的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机能,不是任何社会文明可以消灭得了的。
   
   (088)
   思想的自由,只是思想主权的表层形态;思想自由的权利,只是思想主权的“消极的表层权力”——思想主权的“积极形态”,有时反而会体现为“思想限制”甚至“思想压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089)
   “不是人类发明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人类。”——这“不是颠覆了‘思想’一词的本来意义,而是揭示了‘思想’原先的运行轨迹”。“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不是颠覆了‘生命’一词的本来意义,而是揭示了‘生命’原先的运行轨迹”。
   
   (090)
   人并不能掌握思想的主权,而只能被思想的主权所掌握——区别只在被拖着走还是被领着走——这并非结构主义的问题,而是发生学的问题;是由人的先天限制所注定了的。
   说“个体本身等同于宇宙本身”——这固然充分体现了人类思想的张力与狂醉,妄念之美与自我中心;但也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与死亡的恐惧:把“个体本身等同于宇宙本身”,就是把人的思想等同于思想的主权,自己扮演神明角色……但问题是,当人自己需要救助时,那该去找谁呢?
   
   (135)
   独立于国家主权的中国史官,敢于批判国王,他们其实也遵从着某种宗教精神;独立于国家主权的中国史官,可以被认为是思想主权的载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的言论自由权,是思想主权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延伸;中国《尚书·泰誓》声明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是如此。
   
   (136)
   把国家说成是“社会契约”,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欺骗,是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另一种形式的俯首称臣。实际上,国家起源于“掠夺和保护”的双重性,起源于黑社会。把国家当作一个护身的偶像来敬拜,这本身就是一个遭到了身体侵犯和思想奴役的结果。国家也许是一个“必要的恶”,却不是一个“必须的善”;用国家来压制思想,其实是一种杀父淫母的行为——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行为,必将使得文明随之断子绝孙。
   
   (138)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控制下,其最终作用是“一刀切”;所以在国家主权的法律之下,只有苗圃园林,没有自然之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47)
   “言论自由”仅仅是一种资本面前的跪拜?还是思想主权向国家主权的摇尾乞怜?“言论自由”说到底还是一种初级的甚至低下的奴隶要求——“言论自由”只在“伸张思想主权”的初级阶段。
   资本的力量会让言论自由者“自觉地屈从”,例如许多自由主义者敢于反抗专制,却不敢抵抗金钱的诱惑。但思想主权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思想主权给人自由意志、选择权利;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何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
   
   (585)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政权一堆作家”——不同的朝代豢养了不同的智囊、不同的文人、不同的思潮——“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不需要“独立思考”,而是需要“假装独立思考”,以便为政权赢得“宽容”和“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名。
   
   (1067)
   枪杆子可以建立暴政,也可以保障自由,甚至确保言论自由、抵制国家的侵权行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紧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不是没有逻辑的——枪杆子里面出了自由……但思想的主权却不是枪杆子的产物,而是天然的,在人生下来以前就注定了的。
   
   (1898)
   全球宗教的需要具有现实基础:如果大家都“生活在中国式的大家庭里”,就无需组成教会了,思想的萌芽反会窒息掉……教会应该是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遏制思想自由的,所以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2021)
   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纲领:人类的发展,仅仅拥有国家主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思想的主权:惟有思想的主权地位,才能更新国家的主权状态,使之避免食言而肥的腐败堕落。
   
   (2022)
   仅仅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明确“思想主权”的存在。“思想的主权和主权的思想”。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The Thought of Sovereignty.
   
   (2023)
   “互联网不仅提供思考的素材,也塑造了思考过程。”谢选骏指出: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思想的结果。互联网塑造思考过程,其实也是思想塑造了思考过程。
   
   (2099)
   仅有思想自由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获得思想主权,思想自由迟早是会失去的。否则,多问几个“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一切答案和意义就都突然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无边的虚空。这就是“有思想自由而无思想主权”的终极结果。
   
   (2100)
   人只不过是“一只大一些的蚂蚁”。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蛛丝马迹。人们所做的一切,本质上和电影无异。人,浮光掠影而已。除非,他能拥抱思想主权,并且“与之合一”。
   
   (二)
   
   “政府管理下的媒体权力虚化”,这代表“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反扑和限制”。
   退一步而言,即使许多媒体和记者没有被市场利润蒙住双眼,仍有独立监督政府的意识,但官员们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置于欲做不能的困境。
   媒体要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独立且有法律保障。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条件。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肯定媒体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又被另一些法律条文所虚化。美国政府常以“诽谤罪”、“保密权”、战时安全等法治名义威胁新闻界,欧洲国家也常以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记者采访,法律保障的新闻监督权往往被法律所注销。这是一种法律“自尽”的规则。
   此外,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媒介不得不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在今天,记者通过非正式程序,有更多机会了解公共事务,但进入政府规定的敏感领域是有代价的。记者必须对官员加以说服,尽可能和他们合作,否则就无法运作。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只有官方才有资格界定事情的大小,新闻官员更有发现新闻的机会,优先安排符合政府目的的话题向记者提供。白宫官员如果不透过新闻媒体让他们喜欢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无法治理。
   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实施新闻检查,法律授予政府这一权力抵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成为“第四权力”自行滑落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看上去,政府并没有压制新闻界,一切限制都有法律依据,这是政府管理新闻的奥妙。法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法律打架”的问题,“第四权力”的滑落成为法律冲突的牺牲品。在政府的威胁和检控下,媒体为了生存必须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主动控制自己的新闻内容。
   媒体与政府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媒体虽然不直接受控于政府,但两者的人员互通和彼此进进出出,构成被美国人称作的“旋转门”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党纠纷和其他次要问题上媒体扮演政治角色,监督和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媒体又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成为政治肌体附属物。媒体确实可以成为第四权力,但它的监督极限就是对官员内部的奖清惩浊、以贤代庸,而对政府的许多错误举措常常倍加赞扬。这样,西方媒体与政府以对立为支流,以合作为主流,不惜牺牲“客观性”来附和政府。今天尽管在西方依然无人否认第四权力说,但在重大问题上只留下一道影子,似乎已经虚无缥缈得无法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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